桃園市議員王浩宇近期針對治平國中展開一系列施壓，要求該校遵照教育法規停止體罰，引起網友論戰。嚴格說來，這其實早就不該是一個需要爭論的古老議題——《教育基本法》第8條早就明訂：「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教師法》第14條第12款也表示，若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是可以解聘該名教師的。這些法律對公私立學校都是適用的，法規俱在，只是某些學校知法犯法，帶頭違法給學生看而已。
不過既然討論風潮再起，很多人似乎還是覺得「體罰」是「正當教育手段之一」，看來重申若干教育觀念是有必要的。而「體罰」這個問題，也牽涉到許多相關連的教育問題，比如：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教師的責任到哪裡？親、師、生三方合理的關係為何？這都應該綜合起來考慮。
關於教育的三個參數
上述問題千頭萬緒，讓我先把討論範圍簡化一下。我們先來把「教育」化約成一般台灣人最能理解的「生產線模式」：
這個模式不太精確，也不是我所同意的教育理念，但大部分台灣人應該都是這樣想的。他們把「教育」想像成一個加工廠，只要把「學生」丟進去，經過良好的加工之後，就可以生產出好的「成人」——通常這意味著能具有賺錢的能力、品德良好之類的教育目標。所以評估「教育」這個加工廠是否良好，就看能否把原料變成好的產品，所以很多人會認為，好的「教育改革」應該致力於提升產品的「良率」。
再次強調，我不同意這個看法。但是在這篇文章裡，我先暫且接受這個想法，並且以此來說明我們剛剛提出的一系列教育問題。
我們需要先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上述三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是「多元但有上限的參數」。也就是說，真實世界的狀況是，我們可能有很多種學生（=原料），很多種教材或教法之類的教育知識（=加工技術），而在前兩種因素的排列組合下，我們會得到很多種成人（=產品）。但這些「很多種」都是有極限的：就算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我們最多也只有七十多億種學生（全世界的人口數）；而窮盡人類教育史，我們目前擁有的教育知識也是有限的（大概也就在幾百種之間，最多）。所以，這會造成一個後果：這個加工廠所能製造出來的產品種類，也是有限的。
總之，請記住，這一切都是「多元」但「有上限」的——而這就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和部分的解答，包括老師的角色是什麼，以及為什麼現代教育學會淘汰諸如體罰之類的落後技術。
配合度很重要：如果有種學生沒人會教⋯⋯
我們現在一次只討論兩個參數，再把問題談得清楚一點。
首先，我們來考慮一下「學生」跟「教育」之間的問題。
在這個部分，所有有教育愛的教師，都會努力抱持一個樂觀的假設，那就是：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如果這個學生還學不會，可能只是我們還沒找到正確的教法。而教師的工作，就是換一種教法，再換一種，再換一種，換到他學會為止。所以身為教師，我們必須盡可能多學會幾種教學法，好讓我們具有應付各種學生的專業。
如果用剛剛的「生產線」比喻，那就是：我們不確定眼前的學生是木材還是鐵礦，所以我們可能會先用木匠的手法試試看，發現不行，那就換成打鐵的手法，結果還是不行⋯⋯試到最後，我們發現，其實這名學生是很棒的岩石，要用石匠的手法才能讓它「成材」，一同支撐起「文明的大厦」。理論上，我們能為每個學生找到一種最適合的教學方式，來讓他發揮最大的潛能，變成一個優秀的人。
（如果你眼尖，你會發現我只談了「教法」，但教育過程並不只有「教法」這個部分。這是為了舉例上的簡潔。你可以代換成「教材」或任何教育過程，這個比喻仍然有效。）
但問題來了：如果眼前的學生，是我們從未見過的材質，那該怎麼辦？
如果能夠使之「成材」的技術，根本就還沒研發出來怎麼辦？
別說不可能。根據我們前段的預測，學生的種類最多可能有七十多億種，但教材教法的組合頂多就是幾百種。雖然這些組合對大部份的學生都有效，但在七十多億的巨大母體當中，機率性出現一些現有教材教法完全無法應付的學生，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TED Talks最著名的演講之一，Sir Ken Robinson的《學校扼殺了創意嗎？》就提到英國舞蹈家茱麗安・琳的例子。她從小在教室裡面就坐不住，一直被視為有問題的學生，直到在一名睿智的醫師建議下，進入舞蹈學校就學，才找到了最適合她的世界。她最有名的編舞作品，就是安德魯・洛伊・韋伯的名劇《貓》。我們只要稍微想一下，如果這樣的人出生在1950年的台灣，會怎麼樣？你就會明白這是一個多麽不公平的世界，投胎這件事純粹是機率的遊戲。
而且就算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可以讓你變強的教學法，你還是可能遇不到。因為你這輩子會遇到的教師，是根據某種隨機的分班機制扔給你的，不見得適合你，並且也是有限的組合（就算從幼稚園算到博士班，大概也就在一兩百人之間吧），而他們「剛好」都不擅長最適合你的那種教學法的機率，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這是我們應該記得的第一件事：教育不是萬能的，教育也不應該認為自己是萬能的。說自己「不放棄任何學生」是很感人的情操，但從理性上來看，老師們可能真的對某種學生束手無策，就像醫師也有治不好的病一樣，雖然教育人士很少承認這件事。
而且，殘酷的是，從機率上來說，那塊「從未見過的材質」，可能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你的親朋好友，甚至就是你自己。
你很好，但不適合：如果有種產品沒市場⋯⋯
接下來，讓我們把眼光移往後端，來看看「成人」之後的問題。
無論如何，學生們都被丟進教育體系裡面敲敲打打好幾年了。他可能遇到能工巧匠、也可能遇到手藝粗劣的老師，會成為一張漂亮的木桌子，還是一堆看不出是什麼玩意兒的鐵渣，都在各自的結構限制和命運之中完成了。（你可以想像，一個人降生在台北和降生在屏東，父母的年收入是一千萬或三十萬，也會很大幅度地擾動我們前述的推算。）
我們先假設一個最理想狀態：所有產品（=成人）都很完美地完成了，現在通通要上市了（=進入社會）。
但問題又來了：現實世界的「市場」，所願意購買的「產品」，也是「多元但有上限」的組合。所以，我們剛才的那個模式圖，還要加上一個區塊，叫做「社會結構」：
舉例來說，你如果把一個數學天才丟到漁獵時代，他大概只有投擲長矛的準頭稍好一點，但可能會因為體能太差被社群唾棄。你把一個文學天才放到沒有文字的文化當中，把一個天才駭客放到沒有電腦的環境裡，把一個軍事奇才放到承平時期，把外交菁英放到荒島⋯⋯這還是我們現在想得出來的例子。把尺度拉到未來，你可以想像未來可能會有其他的行業或科技，需要具有某種特質的人才能做得好，而這些我們現在仍然不知道名字的特質，可能就是班上最後一名的那個學生身上多到滿出來的礦藏。
但很抱歉，他生在2015年的台灣，所以他很可能只會被當作最爛的學校畢業的最爛的學生，只能做一些（人們認為）最爛的工作，過著極低水準的物質生活，自卑地過一輩子。即使他在「那個我們說不出名字的特質」這方面，是千年難遇的神人。
他被社會結構卡住了。
所以談論教育問題，最終一定會推演到社會問題。「教育」只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它沒有辦法獨自解決整個社會都解決不了的困境，頂多可以讓局勢崩壞得慢一點、或者小幅度改善某些個案。唯有在「社會」本身好起來之後，「教育」才能夠完全好起來。
讓我們回到體罰
繞了這麼大一圈，我們可以回到「體罰」的問題了。
「體罰」議題看似簡單，事實上是一個綜合了老師、家長、學生、社會四個方向的困境的，超麻煩狀態。
從老師方面來說，他們被台灣的升學主義要求，只能產出一種產品，叫做「會考試的成人」。即使有些學生的材質是石頭，還是要想辦法弄成最暢銷的韓版衣服。當老師窮盡了所有教法，都還是沒辦法讓石頭變成布料，而我們的社會又要求他「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孩子」，承認教育的極限時，他能夠做什麼？他必須做些什麼，證明自己盡力了。於是，部分的老師選擇了最「賣力」的教學方式：打吧！我都暴力到這種地步了，不惜傷害你的肉體，你仍然無法成為正韓貨，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從家長方面來說，他們被自己的求學與求生經驗侷限，以為這個世界只有韓版的衣服才能暢銷。他有滿滿的生存焦慮，怕自己的孩子活不下去。他不懂石匠的手法，木匠的手法，鐵匠的手法，並且誤以為學校有把一切材質化為布料的能力，所以把孩子送進去，逼迫老師來逼迫孩子。你就捶打吧，「這是我允許的。」但是這些沒有任何教育知識的家長並不知道，大多數被捶打的石塊並不會成為衣服，他們只會碎裂，喪失了本來可能的成材機會。你逼得越緊，就有越高的風險，葬送掉孩子真正的「生路」。同是鳴人堂專欄作家的吳曉樂所著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紀錄的就是這些被捶碎的石材。
他本來可能是玉啊。
而玉，玉幾乎沒有機會選擇。他不知道自己的光澤，也可能沒有人想過好好打磨他。所有人都只希望他柔軟、柔軟、再柔軟。他如果挺過去了，就會得到一個莫名其妙的人生；他如果沒挺過去，就沒了。
最後損失的，就會是整個社會。社會一臉困惑：我說了我需要有創造力的人才，我說了我需要會溝通的人，我說了我渴望研發能力，我說了我不需要那麼多件一模一樣的韓貨。但學校不斷地產出一樣的產品，所以這個市場最終還是崩壞了。再好的產品，數量多到這個地步的時候，價格也是會崩盤的。但社會才不管這些，它只會繼續告訴你，我要這個，我要那個，你失敗了是你的事，但我還是要。
這一切，到底成就了什麼？
唯有理解這一切的圖像，你才能明白，那些看起來不切實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其實包含了多麽現實的渴望，以及呼救。不要體罰，是因為懂教育的人知道，這種做法只會產出品質低劣的的產品；追求多元，是因為懂教育的人知道，這個小小的島沒有浪費的本錢，要讓每塊材質都發揮最大的威力；反對傳統學校體制，是因為知道學校這種加工廠，所能處理的材質太少；反對傳統紙筆測驗，是知道韓貨的價格已經崩了，再悶著頭生產是死路一條；⋯⋯而因為對教育的極限知之甚詳，所以知道想要有完整的教育改革，必然也要有完整的社會改革，去接住那些「我們還沒有能力處理的材質」，讓他們在一個比較友善、安全的社會裡降生，起碼能夠好好活著，以待發光之時。或者沒發光也沒關係。
也許我們最需要的是，一種「承認極限」的觀念，才能終止這種社會逼迫家長和老師，家長逼迫老師和學生、老師逼迫學生和自己的，無解的逼迫循環。這樣才能放棄「標準答案」、「最佳做法」、「這個一定有用」的幻覺——不管是最粗劣的「體罰」還是最新潮的「翻轉教學」，都是這個幻覺催生出來的。
承認教育的極限。老師要知道有某種學生，是他永遠不可能「教好」好的；家長要知道，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孩子是這樣的學生，要設法尋覓新的出路；學生要知道，如果你現在學不好，很可能完全不是你的問題，要對自己有耐心；社會要知道，如果有些學生真的無法「成材」，我們有義務塑造一個社會安全網，來接住他們。
有時候「放棄」反而是溫厚的耐心，錯誤的執著反而殘酷。就讓教育努力解決教育能解決的，然後讓社會來面對接下來的事情吧。
到了那一天，我們才能說自己已經盡了人事。雖有缺憾，但終於對得起「教育」這兩個字了。
（刊載於「鳴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