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對文學作品的詮釋會這麼困難？原因在於，文學的文本不是只想要傳達一套明確的資訊而已，它是一套刻意模糊、迂迴、複雜的語言系統。顧城著名的詩作〈一代人〉只有兩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如果把它轉換成明確的資訊，也許就變成：「即使在文革這麼糟糕的年代，我還是不放棄追尋良善的東西。」兩相比較之下，雖然後者清晰明瞭，但是正因為太過於清晰明瞭，反而使得詩作中很微妙的感情和思考被簡化、削減掉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要知道什麼時候我們做出了「過度詮釋」，什麼時候沒有，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要用什麼東西當作「正確詮釋」的標準？最傳統、最直覺的標準是「作者意圖」，也就是說，很多人認為，我們能不能從作品之中讀出「作者想要表達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在這個標準之下，如果我們的詮釋出現了作者沒有想過的東西，那就是我們「過度詮釋」了。
但這個說法其實有很多問題。首先，有創作經驗的人就知道，讀者會讀出「作者沒有想過的東西」，幾乎是文學閱讀的常態。尤其如前所述，如果文學是一套刻意模糊、迂迴的語言系統的話，產生多種解釋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只以單一的「作者意圖」來定生死，其實就和文學的本質矛盾了。我永遠記得伊格言在某次演講帥氣地說過：「如果我要表達的東西能夠三言兩語說明清楚，那為什麼還要寫小說？」而最困難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測量作者的意圖？因為我們沒有心電感應的能力，所以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請作者自己說明，而這說明本身又是另外一個文本——嘿，我現在為了知道文本A（作品本身）在說什麼，結果得到了文本B，那我又如何知道自己對文本B（作者的說明）的詮釋有沒有問題？我們如何確定作者不會為了某些目的，在說明當中避重就輕、刻意模糊、扭曲甚至說謊？這不是在懷疑寫作者的人格，而是從嚴肅的知識態度上來說，作者意圖是一種無法探測和證實的東西，拿來作為標準是很危險的。
我認為，比較好的做法不是用「作者意圖」當作標準，而是用「文本表現」來判斷。什麼叫做「文本表現」呢？簡單說，就是在此時此刻，一個有經驗的認真讀者，能夠從該文本中合理推論出來的詮釋總和，就是它的文本表現。當然，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我們可能會欣賞這個文本不同的部分，但是關於這個文本在說什麼，基本上會有一個大致的範圍。比如提到郭松棻的〈月印〉，我們不可能說他在影射318運動（因為時空不對，作者和當時的讀者都不可能預知未來）、不可能說他寫的是台中的故事（因為小說細節不支持這種說法）、不可能說他寫的是妻子為中華民國盡忠，大義滅親（因為故事的氣氛不對）⋯⋯在種種「不可能」的限縮之後，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小而明確的範圍。大致上，不走出這個範圍就不會是「過度詮釋」。
當然，這樣說還是很抽象。因此，我根據過往創作和學術研究的經驗，歸納出幾項檢視「如果對單一作品有超過一種詮釋，哪一種比較好」的原則。限於篇幅，無法詳細說明，我僅簡單附列說明於後：
- 文本證據原則：所有的詮釋，必須在文本中找到至少一個細節支持。（沒有達成這個條件，就直接出局，無論它看起來多完美。）且越是抽象、不直觀的詮釋，需要越多的細節。
- 最大解釋力原則：一個詮釋，能夠解釋越多文本中的細節越佳。理論上，一個完美的詮釋就是可以解釋文本中所有細節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
- 思路一致原則：在同一篇文本中，如果我們用某一種思路詮釋A細節，則所有同類型的A1、A2⋯⋯細節都必須符合這個思路。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認為某作品中「藍色窗簾」是重要的象徵，那如果在別處出現「紅色窗簾」，則它也必然是重要象徵，否則我們的詮釋可能就是有問題的。
- 無矛盾原則：就算一種詮釋可以解釋文本中大多數細節，但只要有一個細節和此詮釋矛盾，這個詮釋就是無效的。
- 合身原則：一個詮釋越是能解讀出該一作品的獨特之處，而不是泛泛適用所有作品，就是越好的詮釋。比如說，「這部作品表達了人性」可能符合以上所有原則，但因為基本可以解釋所有的作品，毫無特殊性，所以就是一個不合身的糟糕詮釋。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或許有很多人會反對上述的做法，覺得不應該用明確的步驟和規則來解讀文學作品，因為這樣會壓抑文本的多元詮釋可能。但我認為，即使我們知道「唯一正確的詮釋」可能根本不存在，但這不意味著面對作品的時候，我們說什麼、怎麼說都可以。文學作品一旦寫出來、發表了，就進入了公共場域，它就開始對社會、對每一個單一讀者發生意義——這個意義不會是漫無目的的，而我希望建立的，就是找到一個比較精確的方法，能夠測量讀者和文本交會的瞬間，在每一個人心中發生的奇妙變化。
（刊載於《文訊》2015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