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or不政治，that’s a question──文學的社會(不)參與

    文學跟政治到底要保持怎樣的關係，是一個百年無解的老梗問題。如果你回頭去看日治時代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會發現雙方的主張，並不只是「用白話文寫作vs用文言文寫作」而已，選擇語言風格的同時，也是對社會理想和政治立場的選擇。在1920年代的脈絡下，新文學代表了庶民的、平等的、自由的「新政治」，舊文學代表的則是與傳統文化、道德禁錮和日本總督府合流的「舊政治」。

    文學是否應與政治緊密結合，其實不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而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關乎時代風氣和作家的個人選擇。過去一百年來，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世代的文學對這個議題都有不同的態度，兩者之間的距離也在不斷變動。比如在我高中的時候，「文學與政治無關」，「寫作有其自身的意義，不假外求」是文青們毫無疑問的共識，我們認為以文學表現政治題材是保守、落伍的想法；但十多年後的現在，堅持「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反而成為保守落伍的。

    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看。一是：「作品」應該涉入政治嗎？二是：「作家」應該涉入政治嗎？許多討論會將兩件事混為一談，這等於是混淆了作家個人的倫理選擇、以及作品表現出來的意識，是嚴重的常識錯誤。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道德有問題的作家可以寫出好作品、或者寫出挑戰禁忌的作品未必代表作家本人的生活，那自然也不該在政治層面上混淆二者。

    先談「作品」層次。這個答案非常顯而易見，當然是「不一定」。因為政治生活只是人之為人的「一部分」，如果說文學作品的目標是呈現人的性質，那政治題材就應該是文學題材「之一」而非全部。但反過來說，1960年代現代主義以降，台灣純文學主流氛圍的那種「寫政治就是俗氣、骯髒」的氛圍，也是不健康的。「一部分」就是「一部分」，無需過度抬舉，但也不能刻意跳過。一個國家的文學如果無法呈現人們的政治生活，那不只意味著文學的失靈，連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也必然是畸形的，如同現代主義思潮的去政治傾向，其實是受到戒嚴時代的影響，而非純粹的藝術考量一樣。

    而在「作家」的層次上，我的態度卻是更清晰的：我認為作家應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表達，這裡的「最低限度」指的是「至少和其他現代公民一樣」。在民主體制裡，公民的政治參與不僅僅是一項可拋的權利，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他人的責任，因為任何決定、或不決定，都可能影響到他人。「作家」只是一個職業，一名人類沒道理因為他/她的職業選擇放棄公民身份。代換一下元素就很清楚了，如果今天有人說：「身為醫師，就不應該碰政治」或「身為農夫，就不應該碰政治」，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如果會，為什麼把關鍵字換成「作家」，你卻覺得可以接受？

    更進一步說，「作家」這種職業其實有著更大的倫理負擔。讓我們回頭檢視這個職業，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它透過寫出好的文學作品，而得到讀者的信任，進而在這種交易活動中，成為出版產業的一部分。本質上來說，它是一種意見領袖，就像你打開電視新聞看到的各種「專家」一樣，只是它的專業是座落在文學的領域裡面。而由於台灣是一個有著濃厚儒家傳統的社會，相信凡知識份子都有治國平天下的潛力，「專家」總是被賦予超過其本職範圍的期待，所以就算是以「OO」成名的，人們也會相信他在「OO」之外的意見可信。你可以自行代換任何關鍵字，包括「文學」。

    所以問題就變成：作家如何回應人們對他的信任？

    這時候請想想孫梓評的詩句：「別人愛你，你要誠實。」

    作家當然可以不理會，假裝自己從來不知道有這種信任存在——有時候這種姿態還會被誤認為謙虛。（「我不覺得自己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啦。」）但我個人比較偏好一個更積極的做法：把自己當成公民的一份子，如同一個普通人一樣，與他人交流自己的政治看法。當然，必須是一個基本合格的公民：願意做基礎的查證、願意保持基本的理性、願意照顧他人的情感和利益，以及最重要的，願意在犯錯的時候改過。有些作家不願意輕率對政治發言，是出於謹慎，害怕自己做出錯誤判斷，導致信任他的讀者一同犯錯（比如誤解某項政策的意義，或者支持了錯誤的政治人物）。然而，我認為這種矜持有一點把「作家」這個身份精英化甚至神化了，好像作家是不能犯錯的一樣。

    這不是真的。作家（或任何意見領袖）所能帶給讀者最良善的政治價值，不是「帶你支持對的人對的事」；而是讓讀者知道，任何人都會犯錯，犯錯沒有關係，願意改過來最重要。所以作家判斷錯誤並沒有關係，不要為了捍衛自己的顏面而拒絕認錯就好。

    當我們說「文學不能自外於社會」的時候，我們的意思並不是文學應該「指導」或「代言」社會，而僅僅是「參與」——作為其中一份子，不多也不少。


（刊載於《文訊》2016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