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在日本的一篇專訪，使得日治時期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熱議的焦點，整整延燒了一週。能這樣延燒，意味著日本殖民帶來的創傷仍有餘痛未解。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70年間，並未對台灣人的殖民傷痕投注足夠的注意，反而一意壓制、忽視。然而，傷口並不會因為被掩蓋而自動消失，只會在暗處繼續化膿，遭遇壓力就漫漶而出。無論是對李登輝這番言論的狂熱反對還是狂熱支持，都是被殖民者的症候群。
而在療傷之前，我們首先得認識到傷口的存在和性質：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人，到底活在什麼樣的處境裡？又到底認為自己是誰？
與其我們這些後人在這裡爭論半天，不如實際讀讀看李登輝的同代人到底是怎麼想的。而從當時的小說開始認識這些問題，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雖然小說都是虛構的故事，不像歷史材料一樣能夠核實人事時地物，但小說能夠精準傳達「在特定處境下，角色的感受」，讓我們立刻進入遙遠時空下的氛圍和情感。而「認同」本來就是一個fu的問題，本質上和談戀愛沒有什麼兩樣——你無法用任何理性的理論，去證明「我是OO人」和「我是XX人」哪一個比較正確，但你心底的fu卻會真真切切影響你的所有決定。
懶人包：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如果你只有時間讀一本書，那當然首推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說實在的，從70年後的眼光看來，這部小說寫得並不算好。結構鬆散，劇情轉折缺乏醞釀，基本上就是看著主角胡太明到處跑來跑去、抒發幾句感想，然後突然就進入結局了。但這本書最值得一讀之處，就在於它是最完整的「日治時期懶人包」：你幾乎可以在這本書裡面，讀到日治時期台灣人面對的所有壓迫與機會。你會同時看到日本人的建設和日本人的邪惡，台灣人的堅韌與台灣人的愚昧。（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會結構鬆散了——因為作者什麼都想寫一下）小說家筆下的主角胡太明並沒有什麼太深刻的刻畫（你看他擇偶的段落就知道了，愛情的起伏之隨便的），但有一個特徵倒是從頭到尾一貫的：胡太明想要當一個誠實的、不矛盾的人——換句話說，他想要「做自己」。
小說最有力量的段落，都是發生在他想要「做自己」，卻往往迫於現實時候。比如胡太明年輕時到國民學校教書，分明看見了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的差別待遇，卻必須裝作若無其事；比如後來赴日本留學，卻必須假裝自己不是台灣人，避免生活上的麻煩；比如在中國就業時，竟然因為自己被「告密」是台灣人，就被逮捕拘留。胡太明這個角色透露出來的荒謬是，台灣人想要「做自己」竟是那麼地困難，你努力想要順應日本的殖民體制會被日本人歧視，你努力想要為中國盡一份心力但始終被當成間諜。要你出力的時候，每一個國家都說你應該為它獻出生命；但當你真心想要加入他們的時候，每一個國家都說你不夠格。台灣人最深的悲劇，就是隨時隨地要假裝自己不是自己，隨著他人的意志而被扭曲。此即小說膾炙人口的書名「亞細亞的孤兒」的深義。
作為殖民地是怎麼回事
但如果你希望更細緻地了解日治時代的情況，則可以把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當作一本「目錄」，從它每個章節所描述的議題裡，去延伸閱讀更深刻的作品。以下我從中延伸介紹八篇小說，開頭的四篇正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理解殖民地社會的樣貌。
在《亞細亞的孤兒》的一開始，年幼的胡太明被爺爺帶去托給「雲梯書院」，一所由清代秀才主持的私塾。隨著故事進行，這樣私塾陸續收掉，胡太明也轉入國民學校就學。這個段落寫的其實正是台灣人的知識體系，從中國的傳統漢學轉型為日本引入的現代學術體系。在這個主題上，小說僅稍微帶過一些感嘆，並未深入描寫這些舊文人面對新時代的處境。對此，我推薦楊守愚〈開學的頭一天〉，它寫的正是在這種轉型期當中，私塾先生完全招不到學生的窘境。楊守愚的筆調諷刺中帶有哀傷，這種尖銳的幽默感讓他的小說更添層次。他寫了命名為「碰壁」的一系列小說，包括〈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夢〉、〈啊！稿費〉和〈退學的狂潮〉等作，都把這種舊文人努力求生、卻在新的教育文化體系裡面適應不良的情形，寫得又好笑又令人不忍。
而當胡太明從師範學校畢業，進入國民學校當老師之後，感受到日台之間強烈的差別待遇。要談這個主題，絕對不能錯過龍瑛宗的名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這篇小說裡，同樣進入日本公務體系的台灣青年陳有三努力上進，最終卻發現，不管怎麼努力都無法突破日本人的歧視，晉升到與自己的能力相符的職位。在長久生活的消磨下，終於轉向逸樂，徹底喪失了積極的意志。小說中的名句，寫出了殖民地絕望的氣氛，以及這種氣氛對台灣人精神上的斲傷：「陳有三不再給家裡匯錢，一直把理性和感情沈溺於酒中，而在那種生活裡，感到湧上來一脈脈陌生的陰鬱的歡樂。他放棄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而發現緊抱住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沈的頹廢之身，有極為合適的黃昏荒野存在著。」
還記得《亞細亞的孤兒》裡，兩個煩人的食客阿三、阿四，一直叫留學歸來的胡太明去當警察嗎？是的，在日治時代，警察就是台灣人日常生活中權力最大的人，當然也是大多數惡夢的來源。日治時代以警察為主題的小說多不勝數，我最推薦的是賴和的〈不如意的過年〉。這篇小說堪稱高級酸民，絕對有ptt推爆的實力，其中寫到警察「查大人」莫名煩躁，隨意找民眾麻煩出氣的時候，竟有這樣的說詞：「他心頭的蘊怒，恰似著火的乾茅，再潑上揮發油〔日語，汽油〕一樣，蓬勃地燃燒起來，幸喜有馴良的人民，可以消費他由怒火所發生的熱力，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這可以說是社會的幸福，始得留著這樣勤敏能幹的行政官。」小說的中段以後，查大人為了過年時收到的賄款過少而更加焦躁，終究只能找一個小孩出氣的結尾，更是令人感受到譏刺的力道。
說到收賄，《亞細亞的孤兒》也有一個段落，寫戰爭時期，日本人稽查員藉職務之便找米店老闆的麻煩，最後敲詐了財物才放過老闆一馬。這個故事更豐厚的版本，可以讀楊逵的〈鵝媽媽要出嫁〉，這篇小說也透過日本醫生敲詐台灣人經營的花店，戳破了日本人口口聲聲說的「共榮」和「平等」之虛偽。
我到底是誰？
而就在上述的社會處境下，台灣人也不斷思考「我到底是誰？」的問題。
在《亞細亞的孤兒》的中段，胡太明赴日留學的前後，他和身旁的人最掛心的就是婚姻問題。但吳濁流對此沒有太多描寫，事實上「結婚」和「留學」也是當時台灣年輕人很困擾的兩個生涯議題，傳統漢人的風俗要求早婚，但現代青年們覺得那是落後的做法，希望趁年輕的時光追求理想。巫永福〈首與體〉就透過一名台灣留學生，掙扎到底要繼續滯留在日本，還是接受父母的招喚回台灣結婚的故事，寫出受過日本現代教育薰陶的台灣新知識份子的兩難。父母的媒妁結婚，無疑是舊世代的思維，主角不能接受，但故鄉的人情風土卻又讓人感到親切；日本的新穎的現代社會讓主角深深欽慕，但那又分明不是自己的社會，總覺得格格不入。新一代的台灣人到底要何去何從？
但就像胡太明的哥哥胡志剛一樣，台灣也有一心投入皇民化運動，全心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的人。周金波的〈鄉愁〉就是一個很深刻的例子。他年輕時寫過〈水癌〉和〈志願兵〉兩篇小說，全力鼓吹皇民化運動的必要性，但到了〈鄉愁〉，他卻陷入了跟巫永福的角色很類似的困惑裡。當小說中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台灣人回到家鄉，卻覺得無法融入家鄉、甚至害怕家鄉的人事物時，頓時陷入了惶惑。在小說的結尾，他透過象徵性的筆法表達了這種惶惑：「我必須自己一個人回去旅館，但是要走那一條路，在那裡有路，在這個未知的土地上我完全不知道，想露宿也沒有草蓆。⋯⋯已經回不去了，實在是漫長的黑暗路，迷路啊！」表面上說的是回旅館，事實上說的是精神上已無處可以「回去」。即使是衷心相信皇民化可以為台灣人帶來更好的生活的周金波，也面臨了這樣的掙扎，這正是殖民創傷的典型癥候——無論反抗或順服，被殖民都會受到傷害。
而有趣的是，當199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者舉辦了當時還很罕見的台灣文學研討會，討論日治時代文學作品時，曾經邀請旅居日本多年的周金波回台與會。當時，學者們出於對被殖民者的同情，多半將周金波的作品詮釋成「言不由衷、是不得已才參與皇民化運動」。但年事已高的老先生聽完整場，站起來發言的第一句話就是：「從以前到現在，我從未懷疑過自己是日本人。」這句話帶給與會學者非常大的震撼，使得許多學者回頭去反省，我們對於時人的「平反」是否過於一廂情願？即便受到殖民的傷害，人仍然可能認同殖民者的政權，我們不應該將「傷害」和「認同」視為互斥選項，只談論其中一邊。兩邊並存，或許才是歷史的真實。
作為對照，也是有一心向著中國的知識份子，如同戰爭期間的胡太明一樣。王詩琅的〈沙基路上的永別〉就是這樣的故事。〈沙基路上的永別〉描寫台灣主角到日本佔領下的廣州工作，並且結識了可愛的中國女子。——是的，就和胡太明在南京遇到紫媛幾乎是一樣的情節。但不同的是，胡太明終究還是求婚成功，但〈沙基路上的永別〉的男主角向女主角求婚時，女主角竟從此避不見面、辭職搬家，因為他是個台灣人，在當時中國人的眼中就等於是日本人。在中日戰爭的氣氛下，一名中國女性如何能嫁給一名日本人？小說的最後，主角沈痛地吶喊：「台灣人不是日本人，台灣人永遠是漢民族呀！」然而這樣的吶喊，終究沒有辦法改變什麼，因為決定你身份的不只是你如何看待自己，也包括別人如何看待你。將周金波和王詩琅的兩篇小說合併起來看，正好就是一個完整的「亞細亞的孤兒」的形象。
然而，台灣人只能依違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嗎？陳千武的〈獵女犯〉或許能給我們別樣的啟示。這篇小說描寫被徵召到帝汶島作戰的台灣兵，在接到不人道的「抓捕土著婦女，充作慰安婦」的任務時，面臨的深刻掙扎。陳千武以其真實的戰爭經驗為基礎，寫了一系列的戰爭小說，結集為《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在這些小說裡，台灣人一方面是被害者（被強制徵召），一方面又是侵略者（隨著日軍的號令行動），於是陷入了非常複雜的族群糾葛之中。〈獵女犯〉中的當地女性（諷刺地，還是一名當地人與華人混血的後裔）一開始將台灣兵當成日本人，後來感受到他和日本人的深刻差別後，反而主動求歡，但是，林兵長卻無法提起任何性慾，成了一名「無能的獵女犯」。陳千武的小說將台灣人置於族群關係錯綜複雜的東南亞戰爭中，不斷讓我們思考和周邊民族的關係。他巧妙地透過小說，將讀者置於一個更世界性的脈絡裡，去思考「我們到底是誰？」這個問題——這或許不應該交由日本人，也不應該交由中國人來決定，而應該是我們自己去想出一個答案，一個能夠在整個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立足，並且與四鄰融洽交往的答案。
我可以是誰？
透過以上的九篇小說，有興趣的讀者當可一窺日治時代台灣人的一些生活面向。當然，這並不完整，更立體的理解應該還要配合其他的歷史著作、文學作品和史料來閱讀。而即使我們已經讀過所有能找到的文字資料，也要時時銘記文字敘述的極限——事實上，大部分台灣人從未幫自己留下文字記錄，我們所看到的，很可能都只是整個社會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讀過這些小說之後，我們再回頭來看李登輝這一週來引起的爭議，就會有一個更澄明的視野。我們會發現，當時台灣人的認同狀態是很複雜的。想要成為日本人的，想要成為中國人的，想要另尋出路的，通通存在，但日本殖民的事實，讓上述的每一種台灣人都無法自由地「做自己」。批評李登輝的歷史敘述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確實存在。但將李登輝的歷史敘述當作是「70年前台灣的全貌」，也是不正確的。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你會發現，不管是哪一種台灣人，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有一個共同前提，那就是：他們都必須優先考慮到日本殖民體制的存在，而不是中國。中國或許可以是文化上的鄉愁、政治上的認同、生涯上的機會（如同吳濁流筆下的胡太明），但日本殖民體制對當時的人來說，才是絕對繞不過去的龐然大物，那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必須面對的東西。從這個前提來看，無論是順應、反抗還是另謀出路，70年前的台灣人都必須環繞著日職本殖民體制這個中心旋轉。像「抗日」、「皇民」這些詞彙，我們現在說來輕鬆，那是因為我們早就不用面對日本殖民體制。但對當時的人來說，任何選擇都不容易，都可能帶來滿身傷痕。設身處地去想，當時的人怎麼可能料到，有一天日本的統治會突然結束？我們在對前人進行任何評價以前，絕對不能忘記這個事實。
如果你不到70歲，你可以試著回想你的人生：你目前的所有選擇，是不是也以「中華民國體制」的存在為前提來思考？不管你順應或反抗，這都是你繞不過去的龐然大物。如果十年之後，台灣突然被某個國家佔領（包括但不限於中國），後世的人在檢視你的歷史經驗時，責怪你怎麼可以不用新國家的方式來思考，你會有什麼感覺？
「幹，我最好是知道啦。」這就是我的感覺。
當我們責怪李登輝的同代人時，他們也是這樣想的吧。
重要的不是「當時」他們是誰，而是「現在」我們是誰。在這波論爭裡，許多人似乎都預設了「認同」是不能變動的東西，所以他以前是什麼，以後就一定是什麼；我現在是什麼，以前就一定要一樣。但這個想法是錯的，「認同」其實是一個動詞，一個不斷變動的狀態。人類有很強的可塑性，只要環境允許、自己有意願，理論上可以認同任何民族、任何國家，你並不會因為認同了和過往不一樣的東西就化成一灘血水。所以，如果《亞細亞的孤兒》裡面，日本人不歧視臺灣人，也許胡太明就成了日本人；如果〈沙基路上的永別〉裡，那種中國人對台灣人的排斥感沒有延續到戰後，也許台灣人就會樂意當個中國人。每一個歷史時刻的互動，都形塑了人們的fu，而這個fu會影響人們的偏好和選擇。而這也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要為了自己的選擇負責任，我們生而在世的思想和實踐，就會是組成我們自己的主要成分，而不是血統或傳統。
而在過去一百年來，已經發生的歷史現實是，作為「亞細亞的孤兒」的台灣人，是在不斷被歧視、不斷被排斥的擠壓狀態中，領悟了唯有自己成為自己，才能脫離不斷被外人擺佈的命運。這就是台灣現在最多人心裡的那個fu。
重要的不是我們以前「到底」是誰，這是不會、也不應該有標準答案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以後「可以」是誰？
（刊載於「想想論壇」）作品附錄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楊守愚〈開學頭一天〉
龍瑛宗〈殖有木瓜樹的小鎮〉
賴和〈不如意的過年〉
楊逵〈鵝媽媽要出嫁〉
巫永福〈首與體〉
周金波〈鄉愁〉
王詩琅〈沙基路上的永別〉
陳千武〈獵女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