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位於光譜兩端，其實也意味著它們是在同一條光譜上的。「異端」也者，並不是完全無關的對立面，而是同一根棍子的兩個極點。《盧麒之死》仍然是黃碧雲最擅長寫的那種陰暗底層生活，在結構中無可如何的掙扎與悲傷著。更隱而難顯、但也更為頑強的內在聯繫是，即便《盧麒之死》之中大多數的篇幅都是剪接檔案而來，但光是「剪接」的手法，就足以展現濃厚的黃碧雲風格，比如引述了盧麒供詞的一個段落：
此處必須大端徵引，否則不足以說明《盧麒之死》的特殊文體。在這整個段落中，以引號「」和括弧（）區分了兩種聲腔，前者是檔案引述，後者是（自始至終隱而未現的）敘事者的補述。而在檔案引述的段落中，也交錯地使用了不同來源的材料，產生拼貼的效果。所以在這數百字的段落裡，等於把三條不同維度的線索扭絞在一起了：盧麒與他的社運夥伴之被司法虐待、大雨過後的鼠屍鼠群、以及作為黏接介面，賦予這兩個段落象徵性連結的敘事聲音。他（盧麒）說和盧景石見面時，他包著白布，盧景石沒對他說被毆打的事。他（盧麒）說，照看如此包覆法，一定被人打來的。問：你如何知之？答：真可笑了！如果他不是被人打而包紮作傷狀，他是神經的。」「在監獄裡，我（盧麒）和盧景石是分開的，我沒有和他說過話。」；「溝渠積聚老鼠」「要清除這些老鼠是一件相當艱鉅的工作」「而對付這種溝渠老鼠最佳方法，就是下一場豪雨，勢如萬馬崩騰的雨水，衝過溝渠時，往往老鼠無可避免地衝出渠口，流入海中，或就地溺斃渠內」「（四月四日大雨過後）市面各區之清道伕及衛生工作人員，也顯著地發現有比平時更多死老鼠」；）「吸引最多注意的示威是在晚上發生的。」（也是倖存而飢餓的老鼠活動的時候）「最初示威者因為要吸引最大的注意，所以向著彌敦道也就是九龍的娛樂中心和主要交通動脈進發。
「文本」（text）一詞，本來就來自拉丁文的「編織」（texere）；在中文的脈絡裡，「文」也有花紋、線條交錯形成的圖案之涵義。《盧麒之死》可說是非常直白地回應了寫作之為一種編織行為的概念，小說家在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浩瀚的檔案之海中，找到盧麒、盧景石、群眾、暴雨、老鼠以及清道夫，然後把這些看似不相干之物編織成章，產生新的意義。由此來看，《盧麒之死》的形式是有著很強的內在張力的，全篇看似大筆搬抄並非由作者所撰寫的檔案，但作者的手澤卻無所不在，那些素樸、簡陋甚至乾癟的官樣文字，重新在這樣的形式裡「被重寫」了一次。透過這種的手法，黃碧雲使無關的關連（如盧麒與老鼠），使矛盾浮現（如可疑的「陳姓友人」），卻也使「歷史事實」沈浮在閃爍不定的檔案之海中——「檔案」看似公正客觀，實則湮沒所有個人性，歷史的「事實」僅存碎片，無法否定也無法肯定；而透過括弧補述的，也最多只能是文學意義上的「真實」，一種被語言建構的特殊感性。
編織也不止於形式，更是從內容的選擇就開始了。《盧麒之死》的另一可觀之處，則是在題材上呈現某種一致的偏離。要談香港的一段民主運動、抗爭精神，不從最著名的「六七暴動」入手，而是六七暴動前一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要談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卻不從議員葉錫恩、發起人蘇守忠開始，而是鎖定聲援的青年盧麒；要講盧麒，敘事的動因卻從運動後一年的「盧麒之死」啟動。而在全書開篇的段落，甚至不是示威暴動、也不是上吊自殺，而是事件前一日的大雨。
全部都歪了，但又沒那麼歪。《盧麒之死》編織的是一組若即若離的歷史，既不確認歷史因果與事實真相，也不否認我們能擊破官方陳述的虛偽性。當準星穩定偏離目標三公分時，我們既不能說這幾槍擊中了靶心，卻也會承認開槍的人大概真是掌握了什麼吧——至於那「什麼」，我們只能透過關係性的偏離模式來約略得知，就像是命案現場用粉筆描出的人形一樣。（而且還疊著幾個粗心大意的腳印。）
因此，若要說《盧麒之死》有什麼稍微遺憾的地方，也許是在結尾處吧。從天星小輪加價事件的「反殖民」 元素，連結到當下香港的「反殖民」「獨立」運動，因而聯繫到梁天琦被取消議員資格的事件，是非常準確的榫接。然而，遺憾就在於太準確了點，幾乎就要滑落一種系譜式、因果式的前世今生了。當然，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文學回扣現實自有其積極意義，只是不免讓人疑惑：如此板上釘釘的指向，是否與整部小說營造的那種堅實的恍惚有所扞格呢？然而這或許是過於嚴苛的詰難吧，除非漫無止盡地寫下去，走向了文體的癱瘓與解體，否則收針之處總是得打上一個足以定錨一切的線結的。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8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