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的形狀：讀金《罪人》

    討論《罪人》這本書，幾乎找不到不爆雷的方式。因此，在此必須先敬告讀者：接下來的討論，是以您已經讀過《罪人》為前提。作為交換，我可以先透露我的結論：我認為這部推理小說是水準之上的作品，很值得您先去找來讀，再來衡量本文的判斷。

    《罪人》是「第三屆尖端原創大賞逆思流組」的金賞作品。這個比賽的徵件方向，是「以懸疑解謎驚悚復仇為主題」的「解謎小說」。這部小說以一系列連續殺人案為主軸，嫻熟地在兇手、警方和被害者的視角之間切換。除此之外，小說的敘事時間也做了穿插安排，形成了一部結構和情節都頗為複雜的作品。根據出版文宣，《罪人》的作者目前仍是大學生，卻能以頗為穩健的文字和敘事技巧駕馭如此繁複的小說，著實令人驚艷。小說最顯明的設計，就是在開頭即揭露兇手，但是以「如何證明」、「找到動機」為推進的動力。而到了結尾，讀者才會發現這趟旅程自然會帶出「意料之外的兇手」，也就呼應了小說標題的提問——誰才是「罪人」？什麼是「罪」？

    也由於以「如何證明」、「找到動機」為推進的動力，所以整部小說是漸次加強對角色的心理描寫的，讀者會隨著故事的進行而越來越了解角色的背景、性格和心理動因，不會在一開始就給出完整的設定。乍聽之下，這並沒有什麼新意，因為「回顧犯人的童年創傷何以導致犯案」，早已是推理小說中行之有年的套路了。但有趣的是，《罪人》並不只在敘述「犯人」時這樣安排，而是連「警探」都用上了漸次加強的寫法。因此，《罪人》的若干段落會有些輕微的敘述詭計之感。我們最初所知的警探性格並不是完整的，讀者彷彿是跟著全知敘事者一起認識這些角色，當我們知道得越多，我們就越難驟然判定「罪」的形狀為何，邊界又在什麼地方。質言之，我們不但不了解犯人，我們也不了解警探——我們了解任何人類嗎？

    不過，《罪人》仍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如前所述，金的強項是繁複與穩健，但有時過猶不及，極力追求繁複和穩健，不免讓小說在結構上有一些可以精省之處。（不至於冗蕪，但有些效益不高的操作）比如在揭露犯人潘勳明的幼年創傷時，至少設定了十歲、高二兩個階段，而每個階段都有各自的議題：高二是被霸凌、被發現有同志傾向；十歲則有女老師的性侵、家庭的瀕臨解組和母親的驟逝。小說是從年長往年幼的方向逐步剝開，最終形成了一個人間慘劇全部都集中在同一名角色身上的畫面。這裡的每一個議題，若有夠深的延展，應當都能「獨當一面」，成為犯罪心理的堅實論證。通通加在一起，也並不會使得這個角色更有深度，僅僅是提供了更多悲慘標籤，反倒有點不知所為何來。

    在這些「議題」之中，有些甚至會讓讀者感到混亂。像是「有同志傾向」的暗示，其實並未對情節產生實際的影響，抽掉似乎也無坊（只是要另外找理由來結束霸凌場景）。而既是同志，潘勳明對幼時性侵過他的女老師，又何以會有那樣固著的、充滿情慾的情結？此處矛盾，是會動搖這一系列以年輕貌美的女性為獵殺目標的連續殺人案的。作家或許是試圖再此植入更深一層的悲劇，以冰藏女體的情節，來展現他對女體的羨艷？（一如《人魔》裡面的「野牛比爾」）或者對女體「收藏」，正是潘勳明為了隱藏自己的性傾向，所念茲在茲的一道證明題？無論是哪一種，我們恐怕都需要作家提供更明確的線索，才能讓這般迂迴的思路成立。然而，考慮小說已有的篇幅，或許抽掉這個元素會是更簡潔的做法。

    除此之外，《罪人》的角色也稍嫌刻板。潘勳明的強烈創傷、李麟飛的冷硬形象、一眾女性角色的面貌模糊（雖然這可能是為了符應犯人挑選受害者的喜好，但還是有點太千篇一律了），乃至夏展霖的「心理學」神技，都讓這些角色缺乏人性的彈性。當然，角色功能性明確之後，就更能操縱他們來營造複雜的情節，這點《罪人》做得很不錯。但若要讓小說更上層樓，或許可以試著使角色更有彈性、成長曲線更清晰一點。比如一開始讀者以為是小角色的朱晉杰，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從出場開始，他似乎擔任的就是一個插科打諢、能力平平、渾渾噩噩的輔助性角色，但值得結局揭曉的一刻，我們才會發現朱晉杰其實有著複雜的道德掙扎和情感寄託，他前半段的表現非但不是無意義的搞笑，反而是一種深沉的不動聲色。

    從《罪人》的情節結構來看，金毫無疑問具有處理複雜故事的才華，這本初試啼聲之作完全可以直接影視化。只是在有時，我會稍微擔心作家是否會迷失在繁複的結構裡面。比如設計李麟飛和潘勳明在幼時的交會，雖然有頗有前後呼應之妙，然而這樣的技巧若未能增強案件本身的力道，是否需要如此大費周章？這是可以思考一下的。但若我們暫時放下挑剔的眼光，我們自然會發現這部小說難以掩藏的亮點——比如李麟飛為了幫妻子復仇而在斷指案上動手腳，反而因此錯失了拯救妻子性命的唯一機會。此一妙手翻天，將「非法正義」的常見主題再往懸崖推深了一步。如此構思，正是雄辯地論述了「罪人」這個主題。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8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