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下旬，因應十二年國教而擬定的108新課綱，在國文科的古文、白話文比例上引起了論戰。這類「文白論戰」在近年已大大小小發生過很多次，但此次的規模與意義遠勝以往。一方面，這是十年一度的課綱制定，一旦寫定，十年內都只能作小幅度的微調，在教育上影響深遠；一方面，除了關心公共議題的圈子之外，向來與現世政策保持距離的文學人，也大規模地捲入了論爭，參與雙方陣營連署的作家人數是歷年之最。
除了輿論上的混戰之外，從課綱制定的相關人員來觀察，也有饒富興味之處。簡單來說，各科課綱的制定流程，是先由該科的「研修小組」寫出草案，再送入「課審會」進行最後的審議。如果後者不同意前者的內容，則可做成意見，退回研修小組修改，如是反覆。這樣的結構近似於行政院與立法院的關係——行政院提出法案、立法院審議，一個法案必須要從立法院通過才能生效。在設計分工上，「研修小組」是屬於「由專業人士擬定草案」的階段，而「課審會」則是「各領域的教育相關人士參與審視」的階段，這也類似於我們政府中「行政機關擬定草案、民意代表參與審視」的結構。也因此，李柏昇才會讚許這樣的制度設計是「課綱審議的民主化」。
但有趣之處，就在於「專業人士」這裡了。從研修小組的名單來看，人們似乎不加反省地接受了「國文科的專業人士＝中文系、國文系」的預設，名單中的學者和教師絕大多數都來自泛中文系體系。而相反的，在論戰過程中，反對調降文言文比例陣營則大力批評課審會「沒有專業、沒有資格決定國文課綱」，這裡的潛台詞也是「課審會委員不是由泛中文系為主導」，而無視原本的制度設計就是刻意要納入專家團體以外的多元意見。因此，雖然在輿論上有人認為此次論戰是「中文系vs台文系」之戰，但從體制內的政治結構來看，這事實上是「泛中文系vs其他科系」之戰，而審議的最終結果，也以打破研修小組的原案，將文言文比例下修到35%-45%作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國文科必然是「中文系」的專業？（為什麼自始就缺乏外文系的視野？為什麼在本土化日益穩固的現在，仍然僅象徵性地點綴幾名台文系學者？）或者更進一步問，戰後建立的泛中文系體系，在長期統領國文科教育內容的結構下，又是如何影響了台灣的文學環境？他們又生產了哪些大多數台灣人理解文學的刻板印象和意識形態？
從體制上來看，泛中文系體系確實是主導了台灣文學環境——主要是透過教育，其次是出版和學術活動——最重要的體制之一。這個體制如何從現代中國的強國夢起步，演變、移植到台灣的歷史，在2015年10月號的《秘密讀者》的〈「文」與「語」的現代性麻煩〉已有討論，此處不贅。但粗略地說，如果說1960年代，以台大外文系為主體的《現代文學》諸人確立了用（改造過的）現代主義作為美學判斷的核心，定義了什麼是好的文學作品，從而形塑了文壇的「最高業內標準」的話；那戰後的泛中文系就是與國家機器互為表裡，生產了一代代台灣人，特別是非文學圈的普通人，對文學的「最低認知標準」。兩個體制有時互有扞格（比如創作者常常批評「作文」不等於「散文」，即是雙方在寫作文體上的分歧），但有時卻也互相呼應（比如重視抒情、輕視分析的傾向），形成了稍微帶有張力、但基本還是彼此牽制的競合關係。
中文系形塑的文學觀念
泛中文系體系帶來的文學觀念，正可以從今年「文白論戰」中的兩則言論看出來。一是李佩蓉〈迷信能力指標，無怪乎讀不懂國文課──讀朱宥勳〈找到能力指標，就不必迷信經典了〉有感〉，一是厭世哲學家在與朱家安的對談中提出的論點。無獨有偶，這兩篇文章都是現職的高中國文教師，正符合我們前文描述的生產位置。
從李佩蓉的文章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泛中文系體系所標舉的「抒情傳統」。在這樣衍異過了的傳統指導下，不但在寫作形式上是抒情的，連論證也可以被抒情取代。李文主力反駁朱宥勳以「能力指標」為導向來設計國文科的想法，強調「人文素養」不能透過這類指標來達成，並且建立了一組「科學vs人文」的對立，主張前者的思路在國文科無法適用：
置身事外的評論者總是在做「理性分析」，卻好容易忽略「人」在情境裡可能的各種感知、情緒反應，先誤判了當事人，再要求當事人舉出各種證據以為辯解。一如置身事外的評論者，可以不顧實際教學情境，不願意相信「浸淫濡染」的效用，不願意相信國文科的效用不易「言傳」，卻可「意會」，只是拿著「西方理性論辯」的那一套聲聲逼問「拿出證據啊！拿出證據啊！」
噫，這著實教在線國文教師為難呀！我要如何「系統性」地拿出證據，證明上一屆帶高三，在景美女中勵學樓三樓教室外的凜冽大風裡（教室讓給學生學測前自習，教室外進行作文指導、考題解析與人生解惑），我如何感動於學生竟終於可以流暢地以《論》、《孟》、《老》、《莊》對談生命感悟？如何欣慰地聽不同的學生告訴我，她終於讀懂〈赤壁賦〉的「變與不變」，她終於體會〈桃花源記〉「初極狹，才通人」之後的那一番「豁然開朗」？她好驚奇自己竟然對高二讀得好痛苦的《趣看文學史》讀得津津有味……
李文的論點是否正確暫且不論，但從這兩段文字裡，我們可以看到抒情傳統的強烈影響。在教學方法上排斥智性分析，而強調「浸淫濡染」；在舉例證明這套方法的有效性時，也沒有統計的、結構的概念，僅有個案式的高峰經驗，而不願意（如果不是「不能夠」的話）有政策高度的視野——即便「李佩蓉」老師能在「景美女中」做到，換一個組合能否做到？這些樣本又有多少代表性？更別說教師本人的「感動」和「欣慰」究竟能多大程度證明了教學是成功的？
這種思考的「方法」（如果說訴諸情感與直覺，排斥思考方法能算一種方法的話——這在「萬惡」的「西方理性論辯」裡，已經可以視為謬誤了），恐怕正是泛中文系體制帶來的。抒情優先，認為理性分析是有限的，卻從未論證何以個人感懷式的抒情能比較「不有限」。這種抒情的反智傾向，反映在具體的文學建制上，也可以從文類的定義和分類上看出來：當台灣人提到「散文」時，預設的就是「抒情散文」。所以寫失親失戀是散文，但若有人把一篇分析婚姻平權的論述投到文學獎，寫得再好也會被當作「跑錯場子」。而國文科作為國民語文教育的建制，它帶來的影響並不僅只於文學環境，一般人的思路也會因而嚴重偏斜，而外溢到其他議題，諸如令法律人七竅生煙的「情理法」排序，或者在政治領域重人情而輕道理的傾向（「黃國昌身為立法委員，怎麼可以一直待在立法院？」），都是它的廣泛後果。
也因此，這次的「文白論戰」才會有類似朱家安、溫朗東、人渣文本這樣致力於公共評論的「寫作者」（當然，在泛中文系的傳統觀念裡，他們都與「文學」無關）介入。作為抒情傳統的反挫，朱家安的主張是最激進的。他主張在必修的國文科全面取消文言文，將之放入選修。而此一主張背後的基礎，是認為教育應以培育現代公民的必須知能為目標，所以國文科應該優先處理與此相關的語文能力；在朱家安，他認為那是論述寫作與判讀的能力。
以此為基礎，我們可以對照出厭世哲學家所代表的另外一種泛中文系思路，即對「經典」的無條件崇敬。在前文引述過的〈回應「批判文言文運動」〉裡，他反駁朱家安的論點，主張：「因此，『經典教育』一向被視為博雅教育或成人教育，甚至可以說，『經典』就是『教育』的核心。」這樣人文主義的主張，除了來自John Newman的「博雅教育」，也出自於教育哲學中的「精粹主義」，認為某些經典文本具有永恆的價值，值得每一代的學生反覆學習。這是一種去除脈絡的、無視於經典生產過程之政治性的論述。弔詭的是，此一出自美國的教育哲學流派，之所以在泛中文系體系裡獲得廣泛認同，並不因為它有永恆的真知灼見，而實有台灣自身的政治脈絡——在戒嚴時代，當國民黨政府將台灣設定為「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時候，自然會大力強調「經典」的傳承，精粹主義當然大受師培體系的歡迎，時不時便有「賦予傳統新活力」的呼聲；然而為何要反覆為特定「經典」進行心肺復甦，而不是讓它安心上路？哪些經典值得人工呼吸，誰來決定的，此中的政治過程又是什麼？這在泛中文系的抒情傳統裡當然更難有普遍的批判和反思，少數清醒的年輕學者也難以扭轉結構。
而在2017年9月3日，厭世哲學家與朱家安的一場對談上，厭世哲學家更進一步主張，某些特定的思想概念，必須在「經典」文本的閱讀中才能獲致完整的理解。有趣的是，他舉了哲學領域的例子來跟朱家安溝通，認為如需理解柏拉圖的「正義」概念，則必須閱讀柏拉圖的《理想國》；然而朱家安反對這種說法。這裡展現的是一種對「經典」此一「神聖文本」的，近似於拜物教一般的崇拜。朱家安認為，當我們要理解一個古代的思想概念，當代人仍然會轉譯成當代語言來理解，就算我們讀的是經典文本本身（像是文言文），我們的腦袋仍然會進行翻譯工作，而不是用古代語言來思考。既然如此，就代表思想概念本身是可譯的，可以透過現代語言去捕捉的。以此對照，厭世哲學家的主張其實會導致頗為離譜的後果——比如說，如果「經典」文本本身如此神聖，不可對譯為當代語言，則跨語種的理解是更不可能了，如此一來，不但要讀柏拉圖《理想國》，還得讀古希臘文才行。這已牽涉到對當代語言性能的質疑了，然而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就告訴我們，所有語言的性能都是一致的，只是有沒有發展出表述某些概念的需求而已。
我們頂多可以說文學作品的「形式」無法翻譯，例如古典詩文的現代譯文會失去形式操作帶來的美感，以之來為古典文學作品辯護。但在思想「經典」上，值得留下的如果是抽象概念，那頂多就是找不到可以直接對譯的名詞，然而那樣的翻譯剩餘是可以用補充說明處理的。
平心而論，作為年輕國文教師的代表，厭世哲學家是有比他的前輩更進步之處。比如他主張「經典」應以東亞的漢字文化圈為脈絡，而不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但現實是，當他為現行國文教育辯護時，也還是翼護了以中國為主體的「經典」教育，我們的課本裡從來沒有選過韓國、日本的古典作品，台灣的古典作品也僅是聊備一格，更別談馬來西亞或越南。因此，雖然理念上主張理解東亞漢字文化圈，行動上卻捍衛了中國中心論，這樣的知行無法合一，凸顯的是泛中文系體系當中，有理念的年輕世代左支右絀的政治選擇困境。
合而觀之，泛中文系體系的「抒情傳統傾向」與「經典崇拜」，便透過教育體制的源源流入了文學環境中的讀者端。其中秀異者，便可能進一步成為作家、學者、出版人、評論者，進而散布到整個產業當中。因此，即便在近年各式各樣的普及書寫盛行，公共領域興起一股追求各種現代學科知識的風氣，文學卻始終是一塊特區。正如2015年6月號《秘密讀者》的〈翻轉歧路：評張輝誠、葉丙成的翻轉雙書及其實踐〉一文，評論張輝誠的「翻轉教學」所言：
有趣的是，這篇評論意不在討論文學體制，而是在討論教育思想，因此可以視為一種「來自外部」的評論。從外部看起來，李佩蓉和厭世哲學家捍衛的仍然是那樣一塊非軍事區，試圖阻擋「西方理性論辯那一套」的滲入。也如海東青回應李佩蓉「浸淫濡染」時所言：「在校園中扮演人師角色、時時刻刻實踐生命教育的，從來不只是國文科教師，而是無論科別，所有深具使命感的教師都是如此......但，只有國文科拿『生命教育』為自己的學科價值辯護，甚至以此拒斥任何對教學內容的討論與辯論。」這種奇特的現象，正是泛中文系體系不斷再生產的文學觀念有以致之。而最後的政治結果，我們在今年的課綱審議過程中也看到了：即便由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須文蔚主導的反對文言文調降連署聲勢浩大，「沒有中文系專業」、由不同學科的教育人士組成的課審會仍然做出了調降文言文比例的決議。在台灣，「國文」是個非常特殊的科目，或者說一種意識形態。在高中以前，「國文」既是如同英文的語文科目，又夾帶著道德訓誡、人生境界追求、文化傳承等多種目標。它與各科並列又超乎各科，它是隱而未現的形上學，承擔額外的文化認同、政治意識形態動員等任務。比如說，「歷史沒有對錯」這種非常淺碟的道德相對主義，不可能滲透到國文的「天下興亡秩序」；公民裡面講述的社會專業分工，完全不適用「內聖外王」所強調的——人格與政治理想的同一。國文劃開了一塊DMZ非軍事區，外面世界的紛擾偽學，請通通止步。
內部批判與外部壓力
如果我們同意，泛中文系對台灣文學環境的影響力，主要是來自教育體系所賦予的壟斷性地位的話，那這份新課綱可能有更深重的意義。除了文言比例的調降外，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精神——這一課綱曾被媒體指為「台灣史上最大幅度的教育改革」——，國文科的課綱和考試制度設計也有大幅度的翻新。比如將寫作測驗獨立成科（業界簡稱為「國寫」），一次考兩題，至少有一題為論述寫作、並且出題的引導材料不限於文學作品，可兼及科普、報導、評論等文類；國文課綱亦設定了「三大面向、九大素養」，其中包括強調思辨的「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符應當代閱聽環境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社會議題性的「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和「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都不是抒情的純文學或經典的古代作品就能夠處理的。
當然，綱要怎麼寫跟現場怎麼教始終會有落差，但至少這份綱要的進步性確實是台灣教育史上罕有。更重要的是，今年年中走馬上任的大考中心主任劉孟奇顯然非常在狀況內，貫徹課綱精神的意志十分堅定。在「文白論戰」期間，他始終堅持「素養導向」、「跨領域」、「跨學科」的命題精神。9月下旬，文言比例底定後，他在訪談中再次重申：「新課綱強調素養精神，讓學生具備面對生活上、社會上所需能力。命題趨向於情境化、跨領域、跨學科的綜整題型，著重閱讀理解、圖表判讀等整合運用知識的能力。」這等於承諾了會由考試端來支援這份進步性。
而對泛中文系體系來說，這意味著：在國語文領域，中小學端所要求的師資強度和多元性，已不是傳統的學術訓練所能負擔的了。傳統觀念著重抒情性，新課綱要求論述思辨；傳統觀念持守經典優先的精粹主義，新課綱要求廣泛讀解非文學文本，甚至是非文字文本；傳統觀念是「（泛中文系定義的）文學有其自為的價值，且此一價值有優位性」，新課綱則要求訓練學生讀出文本中的政治性、議題性與其鑲嵌的脈絡。
因此，作為與泛中文系體系對接的「業界」，已重新定義了產業需求，回頭要求「學界」必須跟上來。畢竟在台灣，中文系所和國文系所的數量之所以能如此龐大，並不是因為社會需要這麼多「文學從業人員」，而是戰後國家機器為了控制意識形態和文化生產的需求催生出來的。換言之，國文科的教育資源才是泛中文系體系真正的資源命脈所在，而現在這個脈門被扣住了，這是台灣文學史上最有機會改造此一結構的瞬間。
當然，我們也不能把泛中文系體系想像成完全沒有內部批判能力，無法自我更新。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局面，很可能正是內部批評與外部壓力所「內外交迫」而成的結果。早在2015年，由唐捐、楊佳嫻「讀中文系的人」的對談，化用了林文月的典故，就引爆了一連串中文系年輕學者對自身系所定位的反省，包括許暉林、路恒、顏訥等人都參與了討論。而在教育體系中，解嚴世代的年輕國文教師也有不少嘗試，在有限的體制下，試圖對接、引入外部的資源，更新教材教法。即便在此次課綱爭議中，立場相對保守的「研修小組」，所編寫出來的草案，都已經比傳統觀念要進步了。這都是來自內部的反省力量，雖然還不能撼動位高權重的傳統勢力，但已有與外部壓力「裡應外合」的欲望和企圖了。
因此，我們對未來的文學教育能否擺脫傳統泛中文系體系的惡劣影響，是有理由樂觀的。舊結構的瓦解，或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2017年轟轟烈烈的論戰是前哨戰、也是革命前夕的槍聲了。縱然前途必然多艱，未來不可能平順，但形勢正在往好的方向倒去，戰後泛中文系體系所帶來的傳統遺緒是有機會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完結的。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7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