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也想原地解散

搞不清楚重點的世代

    說到「世代」問題，我首先想到的是和哲普作家朱家安主講的一場座談會。那次座談會的主題，是針對媒體推出了「語言癌」的概念，指責時下年輕人說話充滿贅字，需要語文再教育的反擊。我和朱家安早都對語文教育的議題發表過不少意見，立場鮮明，加上活動的宣傳管道是網路，所以當天的聽眾大多都是和我們年齡相近的年輕人。但也有例外。會中，有位年長的熱情聽眾，從自身經驗發表了非常長的談話，一開始舉證某些職業當中「贅字」之必要，到後來卻不知為何轉變話題，幾次重複：「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常常搞不清楚重點在哪裡。」

    這話每說出口一次，我就感覺現場空氣緊縮了一點。

    不知道多久之後，我終於找到對方停頓的空檔，拿起麥克風切入：「容我提醒一下，根據過往的紀錄，在我們兩個面前批評年輕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全場大笑。

    事隔許久，我其實一直有點後悔，想和那位聽眾道歉。在那一瞬間，他其實是無辜的，我之所以能藉他引爆全場的笑意，是因為他在那個場子裡是某種異質性的，和「我們」不同的存在，包括年齡、觀點、思考方式，和對學術討論規範的無知。不得不說，當他講出「年輕人搞不清楚重點」的時候，我們這些被指涉的「年輕人」恰恰知道最搞不清楚重點的人是誰。在這層面上，他和那些炮製出「語言癌」這個假議題的「大人」是一樣的，他們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於是把所有的不順遂怪給最新生的世代；但他和那些掌權的「大人們」卻也有關鍵性的差異——他也是被那些包藏鬥爭之心的世代論述傷害到的人（他的職業就需要使用大量的「贅字」），雖然他並不屬於我們這個世代。而且，更大的差別是，他是善意的，願意對話，所以願意來到這樣的場子，不像那些至今還在掩耳騙自己的社會賢達。

    但是，在當下那個場子，我並沒有辦法細緻地察覺到這麼多區別，握有麥克風的我甚至有些卑劣地，利用了他不自覺建立起來的世代藩籬。在那個敵（？）弱我強的態勢裡，我過於輕率地驅動能夠團結我群、反擊他群的說法，卻沒能體解「他群」之中也有和我們同受壓迫與歧視者。

每個時代都有的七年級

    這起小事件，不就是「七年級」世代處境具體而微的象徵嗎？民國七十年後出生的我們，最年幼的剛剛大學畢業，最年長的已在不斷衰退、惡化中的台灣社會裡面打滾了第一個十年。作為台灣史上平均學歷最高、學術訓練最佳、受惠於教育改革和民主化，無論在知識上還是專業技術上都最精銳的一代人，卻必須忍受前幾代人錯誤決策的苦果。對現實忍耐也就罷了，偏偏時不時還會有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既得利益者，把一切責任往根本還沒有舞台可以一展長才的我們身上推。正如同「語言癌」議題，是誰提供了劣質的語文教育？是誰建立了服務業和媒體業應對的標準程序？是誰造成了如此惡劣的勞動環境和消費文化？但最後錯的好像都不是「誰」，是我們。台灣是這樣一塊樂土，平庸無知的人可以身居高位，一邊製造問題一邊把問題推給剛好最缺乏資源的一代新人。

    當他們感嘆「一代不如一代」的時候，我是同意的，只是方向剛好反過來。

    因此，「七年級」本身是什麼樣子並不重要，它只是剛好在此時此刻，擔當了最年輕的社會人這個角色。它脫離了學生身份，因此稍多了一點社會資源和能見度；但這一切又不足以逆轉整個壓制結構。可以這樣說，每個時代都會有一群「七年級」，每一個只因年齡就遭受不平待遇的世代，也許通通可以命名作「七年級」。

    於是，在我們所能掌握的場域，很容易形成一個內聚的、團結的、同仇敵愾的狀態。所有「外面」對我們的壓制，在這裡全都取消。如果有誰膽敢拿著「外面」的那套邏輯進來指指點點，那就等著遭受強力的反擊。網路如此，ptt如此，小到「語言癌」座談會（和其他同類型活動）的場子也是如此。我們塑造了強力的主場優勢，設立了高標準的發言門檻、應對節奏、淘選邏輯和檢核機制，那些仗著在「外面」行得通的年齡、資歷、頭銜等社會資本橫行的「大人」，特別容易在這樣的場域踢到鐵板。連勝文如是，蔡正元如是，李蒨蓉如是，在網友心目中「黑掉」很久的洪蘭和李家同亦如是。網路社會學理論有言，網路的特徵之一是身份脈絡的缺乏；剛好，「七年級」最大的劣勢就是身份脈絡，去掉這個，一切就容易了。雖然把「我們」放到人類史尺度來看並不算特別優秀，但要應付在各種特權庇蔭底下悠然過活的老草莓們，很夠了。在「外面」贏不了，在「裡面」怎麼還能輸？

    嚴格說起來，這不算是一種良好的文化氛圍。驅動一切的是被壓抑之後的怨恨，攻擊性來自於無法正常釋放的能量。有時它確實會誤傷抱持善意的無辜者，如同座談會裡那位年長的熱情聽眾。但只要這個社會繼續把壓力往下送，這樣的對立態勢就不會終結。恨是一種很難衰退的能量，讓一整個世代抱著仇恨成長絕對不會是好主意。「七年級」會有第二個十年、第三個十年，有一天它也會補滿自己的年齡、資歷和頭銜，而且這件事已在進行中了。

不能喊停的理由

    在文學的領域，2010年應當可說是「七年級元年」。從這一年起，眾多文學刊物注意到這個世代，策劃相關專題和活動；同代人也開始嶄露頭角，陸續出版第一本著作。前文所述的世代壓迫結構，也幾乎原封不動地複製了過來——在這層意義上，我們確實能說「文學反映了現實」。前輩作家不需要讀我輩的作品自是常態（其實我是懷疑某些前輩作家連書都很少在讀了吧），不過不讀不認識，也可以把文學環境的惡化怪在我們頭上，這就是正宗台灣本色了。比如前幾年流行把一切都賴到文學獎作品水準低落上，但到底是誰選出這些「低落」的作品並且為之背書的呢？或者有昔時的天才新秀作家，不知為何常年都有重要評審席位來發表世代歧視之論，卻連文學研究生都說不出他到底寫過什麼重要作品。當年被視為天才的作品，現下看來也只是尋常的抒情日記，我每個月去不同高中評文學獎都會看到更好的。這麼說來臺灣文學真是遍地天才，只可惜同學們其生也晚，縱然寫得更好也無法靠它吃個幾十年老本了。再有經典級的作家，大概是感嘆銷量下滑吧，放言「年輕世代只讀比自己年輕的作者」，以此論證新生代文學水準崩壞，讓我大驚原來自己十六歲時就如此衰老，身邊朋友、學生一個比一個老靈魂。

    他們從自己的書賣不好，推論出文學衰落，然通通歸因給我們，把我們描述成沒有文明的族類。我只想說哈囉，你知道臉書上有兩個分享與分析現代詩的粉絲專頁，追蹤人數都超過一萬人嗎？你知道操作這些專頁的人和他們的讀者年齡層在哪裡嗎？

    他們的攻擊只是將自身的無能與恐懼轉嫁給年輕世代，看能不能把責任「外銷」掉。文學圈的「七年級」建構，就是這種攻勢的反響。也是複製「六年級」「8P」的模式，結集發聲以壯行色；結果大概也會像是六年級小說家們，各自撐起一片天（或退出戰線）後，就原地解散吧。世代論述是歧視的結果，也是歧視的根源，當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消失，這種劃分就完全失去意義了。沒有國民黨，就沒有2014年風起雲湧的七年級論述；沒有某些前輩作家，也不會有文學圈的七年級集結。我每次重新翻閱六年級的《百日不斷電》，都會有種時空停滯之感。八年級已快要出現，九年級第一代現在也唸國中了，為什麼裡面所有問題都還沒解決？我們到底還要打轉多久？

    可以喊停了嗎？說來弔詭，在2011年，我和黃崇凱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被視為小說寫作者「七年級」建構的主要節點以來，我一直想問：可以喊停了嗎？我還真怕我們留給八年級、九年級的世界，是一個還需要集結為八年級、九年級的世界；該不會還要湊一組十二年國教吧。我多希望所有壓力及於我們為止，文學圈內排資論輩、向下歧視的風氣能夠終結。我常常覺得，1990年代馬華文學出了一個黃錦樹，其意義不僅止於「放火燒芭」，而是他頂住了所有壓力，撐開接下來二十多年馬華文學百花齊放的空間。那台灣呢？誰來改變那些大家習以為常的「大環境」和「前輩」所製造出來的問題？

    這或者就是「七年級」文學寫作者繼續集結的「階段性任務」了吧。在那些仿若抄襲自現實政商人物的、停止進步的老草莓們罷手之前，我們還要為後來的人再頂一陣子。

（刊載於《聯副》201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