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我們壓縮了整部文學史——七年級小說寫作者的文學位置

我明白，因為⋯⋯

    2011年九月，《聯合文學》主辦了「私文學年代：七年級作家新典律論壇」，這場大型活動邀請重量級學者、作家與年輕作家對談，用意隆重。其中我忝列小說場次之一員，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現象。小說場主持人是台大台文所前所長梅家玲老師，對談人為前輩小說家郭強生老師。在整場活動中，郭強生老師不斷追問：「七年級」的文學能夠成立的風格或現實基礎何在？在討論過程中，郭老師並不滿意「我們」的答覆，雖然梅老師幾度緩場，但往復之間的火花仍然難免。事後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討論內容，而是台下聽眾的反應。這場辦在台大文學院的活動，聽眾多半與我們同世代、或者略小一點，當「兩造」互相爭持之時，我卻隱隱感覺到整個場子的氣氛被聚合了起來。聽眾們似乎不只是感覺自己聽懂了「七年級」的答覆，還不斷地想要舉手發言，更進一步加入討論、補充說明「七年級」的文學想像。

    對我來說，這種「我明白，因為我也是這樣這樣想⋯⋯」的感覺，比什麼都具體地證明了「七年級」世代感的形成。

    「七年級小說寫作者」一詞最客觀的定義即出生在民國七十年到七十九年之間的寫作者。因此這份名單上可追溯到賴志穎、黃崇凱，下可觀察到朱宥任及其同齡者為止。從二十四歲到三十四歲，這個世代正值初入社會的第一個十年，於文學、於個人的生命都猶有變動的可能，但已經有不少人立定志向要寫，且也寫出一定成績了。如果我們稍微放寬年齡標準，與這批寫作者同時「出道」的還有六年級末尾的徐嘉澤、徐譽誠、洪茲盈；他們相似的文學養成、彼此之間密切的交遊與文學往來，更證明了他們在文學場域上的近似位置，應將他們列入這個世代一起考慮。

    讓我來武斷劃分的話，我會說文壇的「七年級元年」應當是2010年。在這一年，先是《文訊》動用年中的數期雜誌，大規模製作了各個文類的七年級專輯。年底，挖掘、培育了六年級作家已現成果的寶瓶出版社，在總編輯朱亞君的策劃下，大手筆地推出六本新人作品，其中就有神小風、朱宥勳兩名七年級小說家。隔年，秀威資訊總編輯楊宗翰邀集六名「七年級」為主編，出版了《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台灣七年級散文金典》、《台灣七年級新詩金典》。其中「小說」一書所選錄的名單，現在看來仍是七年級小說寫作者的代表性隊伍。當時我描述他們為「重整的世代」，如今看來得到了印證——正如之後將討論到的，七年級寫作者幾乎是將整部文學史「壓縮」在自己身上了。如果我們把視野推展到小說以外，六十九年次的出版人陳夏民也在2010年創辦「逗點文創」，出版了大量「七年級」的詩集。至此，「七年級」這個斷代劃分已經進入文壇視野，在王聰威、甘耀明、伊格言、高翊峰、童偉格等六年級作家紛紛繳出有份量的長篇小說站穩文壇之際，填上了「新世代」的空間。

照顧的線索

    如果「七年級」是一個人，並且明天就要上台領獎的話，他的得獎感言除了爸爸媽媽，下一個要感謝的很可能就是六年級的小說家。這批小說家包括許榮哲、李儀婷、高翊峰、伊格言、李志薔、王聰威⋯⋯等人。這些在2004年結合為文學團體「小說家讀者8P」，試圖以各種實驗性行動撼動封閉的文壇的小說家，無論他們那些引起爭議的行為功過如何，他們培育下一代文學新秀的貢獻卻不容抹煞。他們帶著一種或許是傳承自已故的袁哲生與小說一哥駱以軍看顧他們的溫煦情意看顧著下一個世代，而成為七年級小說寫作者文學上的導師、或甚至是盟友。

    在「8P」這個名號漸漸少人提起的這幾年間，這些作家駐在的「搶救文壇新秀再作戰文藝營」已邁入第八屆，從這個營隊汲取新血的「耕莘青年寫作會」也成為新世代小說寫作者的重要陣地，賴志穎、黃崇凱、神小風、林佑軒、朱宥勳均與此有淵源。「耕莘」之所以能夠有此成果，主要的關鍵在於它有一套建立初寫者基本功底的技術傳統。一般寫作者避談技術，認為此類技巧無關文學宏旨，不應在此多下功夫；但正因它不是寫作者最終的追求，所以明確地讓初寫者了解，才能擁有處理各種文學題材的基礎工具。這種做法引來了「得獎體」的非議，但我認為這些小說技術，其實是台灣已經發展得非常精純的現代主義式短篇小說的經驗總結，它當然有它的局限，但在一萬字左右的篇幅中確實有它的獨到之處。這也是這批六年級小說家所傳遞給我們最重要的東西：現代主義美學規範，以及在漸形失控的文學奬、文學新人拔擢機制裡面寫作者所要面對的現實處境。「一獎成名天下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六年級到七年級，文學奬在數量上的膨脹以及信用上的貶值，正與整個台灣的學歷通貨膨脹同進退。陳柏青〈活著的遺產——我的文學獎意見〉一文非常細膩地寫出了其間的問題，結尾他（對自己）許諾道：「我想追求更困難的事情。那樣的困難包括，捨棄所有已知的可能，偏離便捷的道路。」文學寫作者當然都戮力向想像力的極限之外探索，七年級的優勢和困境其實是同一件事：我們早早站上的巨人肩線已經這麼高了，再往上跳是如此地困難卻又如此地令人期待。

    除了六年級作家，學院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培養基。前文提及的郭強生老師所任教的東華大學英語與創作研究所培育寫作人才不可勝數，光是七年級小說寫作者就至少有神小風、陳育萱、連明偉、葉佳怡等人。東海大學周芬伶老師積極經營文學讀書會，學生中已有楊富閔、包冠涵出版個人小說集。世紀之交才進入學術建制的台灣文學研究所，更由於其新生系所的可能性和對現代文學的深入理解，而成為新一代寫作者的搖籃，如台灣大學梅家玲老師對年輕寫作者的照顧、政治大學紀大偉老師對寫作者的吸引力都發揮了影響力；陳柏青、楊富閔、朱宥勳、盛浩偉均在此列。這些來自不同角度的幫助，在某些層面上構成了一個相對過往較為友善的創作環境，包括更多元的思想狀態、更大量的露出機會（雖然報刊篇幅萎縮，但文學奬的數量補足了這個部分），以及更自由流通、更紮實的文學知識取得管道。

「側看」與文學史的壓縮

    然而，也並不是沒有對七年級的批判之聲。前文提及的2010年《文訊》專輯中，季季老師的〈新鄉土的本體與偽鄉土的弔詭——側看80後台灣小說新世代現象〉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季季老師在政治大學長期開設寫作課程，加上多年文學奬評審經驗，對年輕寫作者的作品有直接接觸，然而這篇文章卻爭議不小。她批判七年級的寫作不夠鄉土，甚或是「偽」鄉土，這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寫實主義與鄉土文學的問題——包括哪些經驗值得書寫、哪些經驗不值得進入文學、文學是否「應該」或者「如何」反映現實⋯⋯此中爭論，其實已上到文學目的論與本體論的高度，加以「世代」帽子扣下，本來就容易引起激辯。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文章刊出後，後嗣七年級寫作者的回應場域全在網路上，而不及紙本媒體。也就是說，這次爭論甚至不存在「兩造」，季季老師很可能根本不會看到這些回應。這麼說來，這些七年級的回應其實並不是要寫給前輩看的，而毋寧是對同樣在網路之間遊走的同世代者致意。這又是世代感形成的另一證明。

    其次，季季老師在文中有一句看似無關主旨的問句：「台灣的80後作家，是否一定要有高學歷？（上世紀的黃春明、七等生及我都沒讀大學）」這後面隱藏的是「文學」與「知識」互相對立的傳統迷思。文學創作的深度當然不必然與學術訓練相關，但七年級的崛起或也可澄清「學術訓練越高、越寫不出東西」的偏見，這是台灣文學史上作家平均學歷最高的世代。絕大多數的人都畢業於或正就讀於研究所，大學畢業已是基本底線，這當然跟台灣整體的教育環境直接相關，而不獨是文壇世代現象。我認為，雖然有人認為延長的學院生涯使得七年級寫作者的生活經驗較為單一，但相對的，七年級寫作者在經典文本的閱讀、理論理解和文學生產機制上的思索，卻帶給我們完全不一樣的文學思維。因為這樣的背景，我們在寫作風格上的「世代共相」更不容易出現，因為每個人汲取的文學養分南轅北轍，整個文學史的各種流派壓縮出現在同一個世代裡面。神小風、陳育萱對女性議題的著力，賴志穎的性別與歷史交纏，林佑軒的跨性別展演，黃崇凱、盛浩偉對個人處境的現代主義式思考，陳柏青、朱宥勳的形式探索⋯⋯以往以一個思想名詞標定一個世代的文學史論法已經不敷使用了。

    最重要的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季季老師的「側看」何以引起不滿、郭強生老師的追問何以分說不清，都找到了理解的線索。我們其生也晚（歪），前代作家的「現實」不見得能夠親歷，多是透過文本資料的再現去思考的。也因為「看多了」，所以我們對文學介入現實的效用心知肚明，知道文學僅能提出問題而非解答，而未經馴化的題材強行置入小說只能適得其反。因此，從小說作品看，我們似乎非常的「不現實」。然而七年級是不關懷現實的一代嗎？我想事情正好相反：從學院出身的七年級寫作者其實有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而且由於學術訓練的整齊，我們在這些議題上更敢於拿出論證（而且知道如何「柔化」生硬的論點）、更敢於基進、更堅信捍衛生活中的民主空氣是必要的。這不是表現在筆端的，而是表現於每一個出現在社會運動場合的身體、每一個臉書串聯連署的簽名上。在前代作家「文學與政治分離」的觀念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卻比他們更古典地隔代遺傳了一九八O年代、甚至日本時代的一支作家反抗譜系。林佑軒的〈有人溫泉水滑洗凝脂，有人拔劍四顧心茫然，有人天陰雨溼聲啾啾〉處處以自我嘲諷來自省，幾乎可以視為整個世代的共同心聲：「很多人對我說過，你不是衝組的，你不是站在前線，被警棍痛擊的人。我仍然希望自己能與抗議者的肉身同在。這不是隨隨便便打個卡、寫個文章致敬：我與你們精神同在，就可以的⋯⋯有作者好談寫作之神聖，遣詞調句之勞瘁心力，於焉而有眾星雲集之書腰推薦、璀璨奪目之推銷文案，我漸漸覺得狗屎。精神的勞瘁乃在肉體飽足後才能發生。有些人肉體飽足不了。有些人也想勞心，上天卻沒賜他一張書桌。」這篇極寫寫作者如何面對文學、現實與社會理想之間的關係，並且直探文學與實踐的倫理拉扯、反省寫作者的位置及其作為的文章，並不僅是「個人意見」。它在網路上貼出之後便被同世代的寫作者與文學讀者們大量轉載，相關討論之盛，可見其擊中人心的程度；作為對比的是，該文在投稿梁實秋文學奬時，評審徐國能老師卻認為「作者無法掌握社會運動，文青之作成熟性有待加強。」足見世代之間的感覺結構落差已經形成，關懷與思考的基點有所不同了。

等待一部決定性的作品

    無論世代的整體面貌如何、壓縮多少文學思考於一身，當坐在書桌前面時，誰都是獨自一人；最終的考驗還是寫出的作品能否回過頭來加入這一部文學史，並且以其秀異的樣貌引逗後世讀者反覆閱讀。七年級世代「進度」最快者已出版三本著作，也還有正在出版的起跑線上蓄勢待發者。在這當中，已經有廣泛受到肯定的小說集、也有在新作中做出突破者，但總還缺乏一本如二OO九年甘耀明的《殺鬼》那樣奠定六年級地位的大作。誠如王德威所言，台灣的七年級寫作者已有了不錯的起步，接下來等待的當是「有個領軍人物或某個盛大事件，一下子把新世代給推出去，打開目前僵局。」七年級小說寫作者的基本條件已然齊備，而我們所身處的台灣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似乎還看不到太多希望。這所有的一切，在這個文學世代的下一個十年之間，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文學還能不能繼續成為洞穿混亂世界的光，能不能探測到、甚或是建構出島上人們的集體情感？這或者將是「那一部小說」來臨之際，我們可以認真搜讀的問題吧。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3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