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格」作為一種詭辯——讀張大春《大唐李白：少年遊》

    在當代的文學創作裡面，「出格」一向是一種廣被嘉許的價值。作者、評論者與讀者對於一部作品新意的追求是如此地強，以至於「出格」的「新」仿佛就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價值。彼得・蓋伊（Peter Gay）在《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裡面引用了一個短句來點明現代主義精神：「給它新。」或許說明了這種觀念的起源。然而，有趣的是，在現代主義已經不再是文學創作唯一的、最崇高的美學規範的當代，對於「出格」的喜好卻仍未曾動搖，很少受到批判。這一方面當然鼓勵了創作者探索新的題材、新的表現方式；另外一方面卻很容易形成一種遁詞、一種詭辯：如果一部作品很明顯在某些方面有重大的缺陷，評論者和作者往往可以機巧地說「這是一種出格」，從而逃避掉了真正重要的質問——這樣的作品真的是好的嗎？

    在我看來，《大唐李白：少年遊》正是這樣一部以「出格」為遁詞的小說。關於這本書的各種文宣不斷強調「不穿制服的小說家」（語出《印刻文學誌》裡張大春和吳明益的訪談，訪談本身很精彩，但最後一句硬要安插此語來定調，顯得非常刻意）、「打破中文小說框架」、「大膽挑戰西方小說」，「張大春創作卅年以來，最具實驗性與企圖心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導引讀者的詮釋方向：這本書跟一般人們習見的小說寫法不同，是一本出格之作。

    這其實頗有幾分打預防針的味道，引誘讀者相信：如果我讀這本書的過程沒得到什麼愉悅或益處，那是因為我還不理解作者的「出格」，不是小說出了什麼問題。從文本本身來看，《大唐李白：少年遊》是一部讓人困惑大於享受的蕪冗作品。作為系列長篇的第一部，這本書主要集中在李白早年的經歷，主要的情節僅有以下幾段：李白師事趙蕤的經過、刺史舉趙李師徒有道而不應、李白與慈元和尚出外遊歷、李白滯留蜀中而以醫術和仗義疏財成名、以及他第一次以詩文向朝廷大員干謁。相對於三百八十頁的厚重體積，這條情節線實在是單薄到可以。如果我們只抽出情節的部分來看，它可能只有不足百頁。那剩下的兩百多頁都在做什麼？在注釋。無止盡的注釋。以第五十二節〈無心濟天下〉為例，我們就可以略微觀察此書結構了。在第五十一節末尾，盧煥詢問李白最心儀的作家，因此此節開啓的一頁多，至「倒是由於愛慕⋯⋯」一段，都是李白在內心思考這個問題，中間雖然同樣沒有什麼事件進展，但起碼還在情節行止的合理範圍內；此段以下，由回想過去與趙蕤的問答當中，引出的一小段史事補述 / 詮釋，到盧煥對李白的答案表示意見為止，也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但從本節第三頁「推本於故事」一段往下，整整五頁，全是李白所提的詩人的傳略（謝安、陶淵明、謝靈運、謝眺⋯⋯），以及李白往後詩作中指涉這幾位詩人的地方，幾達情節本身的兩倍長度。接下來，盧煥和李白進行了大約一頁的對話，此節結束，餘事轉入第五十三節〈傳得鳳凰聲〉。

    上述段落中嚴重失衡的結構，並不是此書特例，甚至也不是最嚴重者（比如第三十四到三十七節，基本上都是資料鋪排，而無情節推進）。單論頁數比例，或許失之僵硬，我們可再進一步觀察內文組織的方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在於，這些注釋固然豐富，但我們找不到為什麼要把它們寫在這裡、為什麼非得寫這麼多的理由。它一來對情節沒有幫助，二來對我們理解角色的境遇與情感也沒有幫助（或幫助甚微），三來雖然張大春的文字功力仍屬上乘，但資訊負載量實在太大太瑣碎，這些半論文半說明書的文字被塞爆了，反而失卻了他平素矯健的機鋒。這些段落，在廣播這樣可以凸顯作家語言魅力、或臉書這樣每天讀一小段的載體上，或許別有一番風味，但形成一本長篇卻顯得笨重。如第三十九節〈禪室無人開〉，在連續介紹六頁唐代佛寺財產變遷的歷史之後，第213頁的最後一段終於轉回李白的視角，第一句話是：「李白對此等事業則懵然無所知覺；他隨身行篋之中除了月娘給備置的一個布囊、趙蕤交代的一封書簡和幾包草藥之外，無多衣物⋯⋯」這當然是一個輕巧的轉場，屬於小說家圓轉如意的敘事技巧；但問題就在這第一個短句：如果李白此前、此時、此後都對佛寺財產的這一切無知，如果李白往後也不會花太多力氣去涉入慈元和尚的理財任務，前面這幾頁到底算什麼？如果一切的敘事動力在此都被廢棄，而且並不是為了鑽探某種人心的特殊狀態（如許多前衛的小說實驗曾經做過的那樣），為什麼讀者必須讀這個段落？因為小說家覺得我們「缺乏古典教養」，所以趁機多教養我們一些嗎？

    這種「教養」的態勢，其實牽涉到作者與讀者如何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作者預設了什麼樣的讀者才「夠格」？讀者是否有責任進入作者的預設當中？這裡的預設，包含了知識準備、美學品味、對閱讀這件事情的認真程度（例如王文興著名的「橫征暴斂」說）⋯⋯當這兩個互相抵住的問題作用在同一文本上的時候，我們很難明確地劃出一道界線說：到此為止，雙方都不應該要求對方多妥協一些了。在某些文本裡，我們會覺得讀者理所當然要自己做點功課（比如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另外一些文本裡，我們卻覺得是作者沒有能力巧妙地組織資訊，讓讀者能夠欣賞。此中判準，其實很大程度上顯示了整個社會、乃至作者與讀者的意識形態基礎——作品是作者所下的一個判斷，作者說出了他覺得值得說、也值得聽的故事；而當讀者與作品扞格不入的時候，正是在問：為什麼我們需要去理解這部作品、這個作家、這段歷史、這種人物的面貌？於是，《大唐李白：少年遊》所不能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讀者們全都這麼需要這些「教養」（或者根本是連古典教養都談不上的古代生活基本細節），以至於作家必須連篇累牘地鋪排材料才能讓讀者讀懂，那2013年以後的台灣讀者為什麼需要讀這本書？這種敘事方式無疑是非常折磨讀者的，而且並不是一種智性的折磨。讀者被折磨了沒有關係，但總得在掩卷的那一刻感覺到某種回報吧，感覺到原來這麼艱困的書寫方式是有其不得不然的因素，這個故事非這樣說不可。《大唐李白：少年遊》似乎認為，讀到這些東西本身就有其自為的價值，但我認為要求讀者能夠進入或享受這些細節，確實是有點撈過界了。關於這本書有一些常見的說法，其中之一是認為此書「難」，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難讀」跟「難」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狀態。這本書一點也不難，因為它從不相信讀者自身有理解小說情境的可能性，所以不斷地注釋，力圖說明一切。而就在這樣的史料總匯的書寫方式下，小說本身並沒有什麼文學性的秘密、或敘事上的複雜度可以「難」到哪裡去。除非作家期待所有讀者都有一定程度的考據狂，願意去挑戰每一則引述的真偽，但這樣的「難」是真的離題太遠了。

    當然，我們必須自問：以上的批評，是否是因為我們已經被西方的小說結構規範給馴養了，以至於不能欣賞這種不擇地而出的岔題和史料性陳述？或者在那些看似客觀的史料當中，其實藏有許多小說家暗中借力使力的虛構？這些說法在前述的張大春與吳明益的訪談中已多有提及，從理論上來說，都是可能的、言之成理的。但問題在於，《大唐李白：少年遊》是否真的回應了訪談中的期待，不但利用且跳脫西方的「萬流歸宗」的小說結構、也立基在中國美學「條條大路互相貫通」之上，開展出一種新的小說寫法？我認為這成果是十分有限的。原因在於，其實這本書從未真正「出格」，反而向我們展示的是一種極為素樸的面貌。它的「出格」是建立在「不與時人談同調」的前提上，因為當代沒有人這樣寫小說，因為當代沒有人在乎這些題材，因為當代沒有人處理這種「教養」或「詩」，所以它出了當代的格。但我們若抽離一些，用卷首呼告的那種「業餘的文學讀者」——他不在乎小說是什麼、應該像什麼，也不知道作者是誰——的眼光來看，這會是一本什麼書？這其實就是一本李白的傳記，特別是偏重詩的傳記。這本書有翔實的考證（業餘的讀者是沒有辦法分辨此書中何處為虛構的；事實上專業讀者應該大多也都不能），有別出心裁的詩句詮釋，以及非常大量的歷史背景交代。限制在當代小說的格式來看，它當然是出格的，但從一個廣泛的文字作品的角度來看，它卻顯得平凡無奇。如果我們相信這個樣子就是一本「打破小說框架」的書，我們相信這本書創造了新的中國小說的樣貌，那就意味著我們同意這個荒謬的結論：小說別寫了，我們就去寫本（結構失衡的）傳記吧。雖然骨子裡的邏輯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但這種小說理論（？）很可能導向的結果就是，我們又回到了那種最執著、最缺乏文學感性、相信只要「忠實重建現實」就完成小說任務的寫實主義風格。我們如果相信這樣的資料堆疊是「出格」，相信「重建現場」真的是值得稱道的小說價值，就等於我們同意了馬華作家方北方對自己的小說《花飄果墮》雜亂剪輯了一大堆新聞、評論進入小說的辯解。他說：「小說是沒有固定表現的方式，在小說表現多樣化的今天，創新已是一種進步的潮流。」這聽起來是否有點耳熟？

    「新」「舊」概念本就是辯證性的，俄國形式主義者早就告訴過我們，「陌生化」的效果要看語言被使用的脈絡，一百年前的陳腐很可能是一百年後的新穎。但一個負責任的小說家不會只是順手拿點舊時代的東西來眩惑當代；畢竟當代很窄，「非」當代很寬，純粹是與時尚逆行，實在算不得什麼文章大業。若真要評估此書的狀態，我會比較傾向將之視為一種還在進行中的實驗（如果它真的有實驗意圖，而不只是粗陋的以古為尚的話——那真的就是「捉鬼的被鬼捉去了」），目前不算有功，不過失敗永遠不會是浪費的。《大唐李白：少年遊》只是第一部，作為一個曾經被小說家的創意和爆發力深深震撼的讀者（當然，是那些小說家此刻不一定認同的作品了），我衷心期待以上的批評只是我們還沒讀完整部作品的錯謬意見。在我的想像中，這部小說要再往前拓展版圖，最需要的可能是一股統合諸種矛盾的力量。目前為止，這是一本充滿矛盾的小說，它在主題上不斷強調詩卓然獨立的美學價值，但其書寫方式卻更偏向乾枯的史料鋪排；它嚮往中國小說（書場？）奔放分歧的野性，但文體卻過於中規中矩；它試圖營造一種特殊的漢語語感，卻在文言、白話、文白夾雜之間依違難定，使得文字風格互相扞格（當然，我們也可以輕巧地說「扞格」亦可成為新語感——但這會不會太輕易了呢？）；它有時強調個人心靈創造力量的絕對，但卻不斷沈浸在一種對古典教養的絕對敬意裡。這些矛盾，恐怕都將是讀者會在小說閱讀的過程中會不斷地感到困惑的，只回答「不穿制服」是不夠的，是逃避問題的詭辯。制服當然可以不穿，但為什麼要改穿這件？

    這或將追入一個很基本、所以很難的問題：我們憑什麼要覺得這是小說，而且是好小說？張大春無疑可以說是台灣史上最聰明的小說家之一，但聰明畢竟是有很多種的。在走過大唐李白的一生之後，讀者將在終點感受到小說家的妙手翻天，還是只能遺憾地矛盾以終？那就要看我們能不能在最後一刻終於覺得，不需要再拿「出格」這個詞來遮在小說的前面了吧。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3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