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狀態──關於《花街樹屋》的思索

    讀完《花街樹屋》，是在一趟旅行回程的飛機上。登機後我在座位上就開始閱讀，直到飛機回到臺灣的機場，降落、滑行、停妥為止。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開始飛機還停著的時候，我展開的閱讀就好像已經起飛了一樣，因為小說用了相當精彩的方式作開頭，從「我＝博鈞」被當成小偷、被家人責罵的第一個記憶敘述起，而在這短短的段落裡，也已包含了整本小說幾個重要的元素，比方說對記憶的探討這個主題，還有何致和在這本書裡使用的特殊敘事腔調（詳細後述）；但是，當我闔上書頁，飛機已經結束滑行，小說又彷彿還停留在半空中，和開頭那樣子的高度沒有差多少。這也就是說，在我的感覺裡，《花街樹屋》是一本從開頭就已經起飛了的小說；可是同時，也是一本到了結尾還沒有意思要降落的小說。話先說在前頭：老實講，我沒把握這種對小說的感覺算不算是準確的，因為或許正是在飛機這樣特殊的空間裡才形塑了我的這種閱讀經驗；然而，當之後重新回想這本書的時候，這樣子的印象的確是愈來愈鮮明。所以，我想用這個經驗為基礎來談談《花街樹屋》，在這裡就暫且將這種感覺稱為「中間狀態」吧。

    「中間狀態」是什麼呢？它不是介於兩者之間，不是「不高不低」、「不上不下」這種「不…不…」句型的另一種較中性的說法；恰恰相反，它倒更像是一種「既高且低」、「又上又下」式的、同時涵蓋了兩種極端，最後所呈現出來的一種狀態。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小說的整個場景設定在萬華一帶，尤其是華西街（也就是那條「花街」），並且所有的描寫、敘述、特徵等，也通通都清清楚楚地指向這裡（若對這一帶有些許了解的人相信都不難看出），這也使得整個空間帶有了十分具體的現實感；可是，整本小說卻又從頭到尾都不明白地告訴讀者：這裡就是萬華、就是華西街，也因而使得那股現實感，還伴隨著一股隱約非現實的飄浮感。關於這點，在書後附錄的對談〈隱藏的小說密碼／高翊峰VS.何致和〉也有觸及，何致和提到：「我自覺想逃避這種代言人的身分，便決定把背景模糊化，讓這個無法精確指涉的背景產生漂流性，可以與任何城市的舊社區與風化區產生置換。」（284-285頁）──然而情況沒有作者自述的這麼簡單，我想要指出的正好是：背景並未因此而「模糊」或具「漂流性」，相反地，在何致和通篇精準的描繪之下，華西街、萬華，乃至整個臺北，那種地方空間獨特而無可取代的光影、氣味、音響、身體感等等，其實都被清晰地描繪了出來；唯一真正被模糊的，只有這個地方的名字而已。但這與其說讓人有刻意為之或造作的感受，不如說更像是身在一種「絕對不能說」的遊戲之中，如果硬要戳破這層「絕對不能說」的規則，彷彿也就打破了整本小說的成立。小說裡也有這樣一句敘述：「我很想向杏娟解釋我的想法，但事情講明白就沒意思了。」（19頁）──這就是我所謂的「中間狀態」：事情很明白，但偏偏就是不能講明白，「講明白就沒意思了」。

    除了上述部份之外，還有許多類似的地方，前面提到的「特殊敘事腔調」也可算是其中之一。說「特殊敘事腔調」，原因之一是我不太確定這樣的文字能否直接當成是何致和的「腔調／風格」，畢竟它同樣介於「有風格」和「沒風格」之間，乍看是非常直白的文字（相對於其他中文創作的字句雕琢或文字煉金之類；然而何致和也不是屬於「乾淨」的那種），但是細究起來卻也有獨家特色（或許是何致和從翻譯工作中吸取養分的緣故？整體看來他的語言十分「整齊」：整齊地應對著中文語法，有一種按部就班的規則感，甚至有些許歐美翻譯小說的敘事傾向）。另外，在敘事方式的層次，《花街樹屋》的敘事者不時閃現以非常透徹眼光看待現實的時刻，從而寫下接近格言的佳句段落；這佳句段落和那種廣為讀者喜愛的張愛玲式譬喻不同，它靠的不是藉由類比兩種毫不相干之物的相似來令人感到意外與驚奇，而是以一種冷靜、理智分析、具思考性的傾向來構成。這種解析式的寫作模式通常會連結到精煉、簡約的性格，以此展現出寫作者自身的聰慧與從容；但是《花街樹屋》又再次與之相反，它多少屬於濃稠、凝重這一側，往往是反覆以各種方式重述同一件事，彷彿深怕讀者還有一丁點不明白，同時，又藉由這種反覆、堆疊，醞釀出難以形容的幽默。一個較值得拿出來談論的是小說靠近結尾的幾節，特別是最後一節（38節），在開始敘述故事以前，敘事者整整花了三大頁（271-273頁）的篇幅來思考、自我詮釋、反省、或是「正當化」自己的回憶行為，但是呈現出來的仍帶有上述的反覆特質，並且，這樣的反覆辯證好像也不是得出一個有力的結論和驅動，更像是回歸到一種模稜兩可的情況，也多少有點解釋得過頭而留給讀者參與的空間大幅減少。

    說「特殊敘事腔調」的原因之二是，這很可能是敘事者「我＝博鈞」的個性塑造。這是一個三十幾歲、曾在大學教授「密碼學」、如今失業在家帶女兒的男性，書中對他個性最明白的描述是：「安教授說密碼學的研究讓我成為最典型的懷疑論者」，而「懷疑論應該是指一種判斷上的中立態度。對於事物所顯示的表象，懷疑論者不隨便贊同，也不輕易反對。」（兩段話皆是91頁）這樣角色設定反映在上一段所提到的各種特性之中：高學歷的身分對應到解析式的敘事，而懷疑論者的性格則對應到那種敘述的反覆（不斷詢問、猜測又推翻自己的「中間狀態」）。小說整體而言是「我＝博鈞」的追憶之旅，愈到後半，小說就愈呈現出質疑、猜測、問句，還有更多的「我不知道」。有趣的是，如果對比那種彷彿看穿世事的透徹眼光，有時這些提問和「我不知道」就顯得突兀、幼稚，好像那是故意裝糊塗的姿態。可以說，這裡頭包含了某種不願／不敢面對的抗拒情緒，也在小說故事上起了延宕的作用，讓敘述繞道再繞道，轉了好幾個彎，最後才回到原先的地方。或許小說結尾的這段話也可作為這種情形的註腳：「我不知道現在她心裡在想什麼，在關於生活的一切前提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這個笑容的訊息有點難懂，像一個構造簡單卻極其難解的密碼。當然，也許這個微笑像在泡泡中旋舞的小女生一樣單純，是我自己替它加了密，想得太複雜了。」（280頁）回過頭來，敘事者的這整趟追憶之旅，是由於難以理解一件事情（翊亞之死）內所蘊含的訊息而展開；但是這段敘述也某種程度暗示了敘事者「自己替它加了密，想得太複雜」的傾向，換言之，它可以沒有什麼意義，可以是謎底空白的謎面，但是敘事者從一開始就「堅信」（或許也可以說「懷疑」）它其中藏有什麼尚待挖掘、「懷疑」（或許也可以說「堅信」）自己是受它影響而產生情感的波動。不得不說，引用的這段敘述是危險的，它距離整個敘事／整本小說的自我消解非常靠近，可能只差一步它可能就會讓整個故事頓時失去意義（「原來扯這麼長，結果只是敘事者想太多？」）。

    當然，《花街樹屋》最終沒有掉進那樣的危險之中，原因在於，藉由整個敘事與結構的安排，那個解答被烘托得十分明顯。首先是小說中各種意象有十分清楚的意義對應，例如紅毛猩猩「毛毛」隱喻了幼時翊亞不自由的處境，而那段童年拯救猩猩卻以遺憾收場的行動便暗示了翊亞的人生自此走進囚錮的深處，最終成為他自殺的某種解答；同時，翊亞、阿煌、博鈞三人「解放」猩猩行動的大時代背景，則是黨外運動努力將臺灣從威權「解放」的時期。藉由小孩解放的失敗，某種程度暗示了大人解放表面上（社會形式上）看起來成功，可是誕生在世界上的每一個生命一旦涉入社會，終究是陷入一不可脫離的羅網之中。生命的真相是悲哀的，因為真正的自由是不可得的，這便成為敘事者「我＝博鈞」最終的領悟，也是小說在「記憶」之外另一個沒被敘事者自己清楚談論的大主題。另一個呼應的意象便是那「樹屋」，尤其是題目所安排的「花街」「樹屋」的並置。這在書後附錄的對談同樣有觸及，何致和這樣說：「『花街』和『樹屋』有對稱關係，他們住的地方其實都是很低矮破爛的房子，附近還有妓女林立的花街。樹屋蓋起來後就成了一個比較高的地點，可以讓他們看見生活環境外面的地方。所以樹屋也代表了一種想脫離原本生活局限的渴望。」（298頁）可我還想再補充的是，這個「脫離原本生活局限的渴望」如果從故事的發展來看，到底是未被滿足且永不可能被滿足的渴望。生活永遠在本質上有其局限，而這局限便來自生命永無法觸及的真正自由。於是再回過頭來看這書名，它可以是「花街樹屋」，實際上卻也是「樹屋花街」──雖然是高於整條花街的樹屋，但樹屋離不開樹，樹離不開花街，於是，樹屋終究是在花街上的樹屋；就好像是擺放在蔚藍天空底下的巨大鳥籠，鳥在裡面飛，卻永遠不是飛在天空。

    然而，我覺得就是在這裡，小說暴露出自己的優點與缺點：優點是，各種精準的調度清晰地刻畫出了主題，故事情節與意象使用也十足發揮效用地與之呼應，這充分顯示出何致和身為小說家的功力深厚；但缺點是，這個主題太清晰地被刻畫出來了，就很像是小說中另一個重要關鍵「密碼學」（解碼，把訊息逆向回復）。在「密碼」的背後其實隱含了一個預設：密碼底下會有正確的，清晰的答案。小說的兩大主題，「記憶」與「（生命／心智的）自由」，前者幾乎被敘事者敘述殆盡，後者則被各種小說零件給刻劃殆盡；於是，主題成為答案，答案等同於意義，既是明確的，卻也是稀薄的，彷彿就是這樣而已了。小說的核心不是歧義的、不是情感豐沛的、不是啟發人想像的、不是那種文學最誘人的豐饒，反而是十分清楚的、過度明晰的概念。──但這裡還不是結論，正好相反，我並不是要由此來批評這是一部失敗的小說；我要說的是，拯救這部小說免於失敗命運的，正好是前面所述的：場景設定的中間狀態、腔調的中間狀態、敘事的中間狀態等等。中間狀態包含了兩種極端因而極具張力，替這樣單薄的核心覆上了不單薄的肌理，讓這趟解碼過程的重點從作為目的地的答案轉移到過程本身，使得一件明白的事情在不能講明白的狀態裡仍保留住了些許意思。再往後一層，同時包含了「不具張力」與「極具張力」兩個部分的《花街樹屋》，這種構造本身的兩極性，也形成了小說最大的「中間狀態」。這或許，便是「中間狀態」在我反覆回想小說時會那麼鮮明的緣故吧。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3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