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與文雅：讀吳妮民《暮至臺北車停未》

    2013年，環繞著黃錦樹與唐捐為中心的「散文可否虛構」論戰，雖然各自發展了許多精彩的論點，但嚴格說來，此一論戰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延續了一個散文，各自表述的分歧狀態。睽諸嗣後的台灣散文創作，似乎也並沒有改變以「真實」為主流的美學預設。

    吳妮民的散文新作《暮至臺北車停未》放在這個脈絡下來看，正是屬於「傳統派」的散文——無論在形式、內容上，這本書都有一種強烈的紀實感。王聰威的推薦序也提到，這本書必然需要建立在訪談、田野調查這類「刻苦的工作」的基礎上；從作者自述和父親的後記當中，也確實透露了努力收集資料的痕跡。這本書在這樣的資料基礎上，分成結構嚴謹的三個部分：卷一「起站」，分別從父親和母親的童年開始，一路寫到求學出社會；卷二「人在途中」，則是兩人工作、戀愛到相識結婚；卷三「終站（或起站）」從作者出生起始，描述兩人成家之後的生活，最終回到作者自身的成長經歷做結。從這樣的安排看來，貫穿的軸線幾乎可以視為作者的「家族-自傳」，追索父母的成長，最終是要歸結為「我何以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自我探索。

    然而我說「幾乎」，是因為如果從這個詮釋框架看來，這本書的結尾無疑是薄弱無力的。所以要不是這個框架有問題，作者並沒有這樣的意圖；要不就是這框架是對的，但是作者沒能發揮這個主題的力道。由於我暫時無法想到替代的詮釋框架，也就只能姑以這「幾乎」的版本來理解此書。由此觀之，這本散文表現不惡，但是大概也就是這樣平平順順的，有些可能是亮點的地方，卻不夠深化，總讓人有種為德不卒的感覺。而我認為此處的缺憾，恐怕就是因為太在意那些「真實」的資料，使得應當靈動纖巧之處，被笨重的傳記資料壓垮了。

    舉例而言，從書名《暮至臺北車停未》到整個敘述軸線的安排，我們可以看到一組非常有趣的軌跡。父親和母親分別從台灣的東南部、西南部北上，最終匯聚在台北；而在台北出生成長的作者，卻又因為聯考分發，南下成大讀書。這裡的時空流轉，大有文章可做——前半段是1970年代以後，都市化、就業結構改變、階級快速流動的大圖景。因而兩個農家之子，父親先是成為技術工人，後來考入公家單位，母親則考入護校，成為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員。這裡的圖景不僅是社會性的、經濟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W探員檔案〉裡描寫父親被吸引、乃至立志考入調查局的經過，寫得十分活現，然而考上之後，這個職業就隱身在敘事背景之後，沒有更進一步的闡述了。當然，這是一本散文集，不是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報告，我所期待的也不是針對上述現象去進行分析、批判，而是更文學一點的檢視——這些經歷，對當初兩個從農村北上的少年少女，如何造成了性格的、思想上的變化？東部來的父親和西部來的母親，兩人的背景是否造成了什麼差異？而這樣的差異與變化，又如何延續到他們教養作者的方式，如何型塑作者的自身？

    這些問題，幾乎都是一沾即走，沒有搔到癢處，因而總是讓人覺得父親與母親兩道平行的敘事線，只是同一個「鄉下人進城，找到機會翻身」的故事重寫兩次而已。而且這個故事，到了第三部的時候突然有了巨大的斷裂：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忽而搖身一變，成為了保守的中產階級台灣典型父母，逼迫女兒一定得念醫科，好延續甚至擴大階級優勢。相較來說，父親的轉捩是比較突兀的，母親的轉變線索則稍微清晰一點。從母親考入台大醫院的那篇〈一只白鐵錶〉，就透過一個物件，精彩演繹窮困少女與物質世界的關係，轉接入〈柳橙就是唯一的水果〉之後，非常傳神地表達了這樣「苦過來的人」的物質觀念。父親的物質觀念則在〈流轉的少年〉最精彩的結尾段落，有驚鴻一瞥。少年滿懷感激地從大歌手中接過五百元，卻在之後走進漆黑被斷電的家屋，立刻繳出了手中的五百元，是我覺得全書最有味道的段落。作者試圖建立一個思路：因為困苦，所以重視物質；因為重視物質，所以嚴厲教導下一代；因此造就了現在的作者。然而即便如此，從能吃苦到逐漸傾向一種近乎法西斯的教育觀點，這中間似乎還是失落了一些環節。在母親那一方面，〈窈窕淑女〉提到早期西洋電影所帶給她的「高貴」想像，使得母親的觀念有了不那麼唯物論的解釋根源，但相反的，父親那一方面就顯得模糊不清了。我們不認識作者的父母，但如果要猜一猜，或許可以沿著上段的思路問上一句：這和父親在調查局任職的公務員生涯，會不會有關係？

    這裡有個有趣的弔詭。我認為書中母親的變化軌跡比較清晰，父親比較模糊，但其實顯然作者呈現出來的「關於父親的資料」是比較厚實的。也就是說，越多真實的資料在手，不見得能保證作品中建構出來的形象比較完整，甚至可能適得其反。過於巨大的真實，能夠保證的僅僅是「編年史」上的完整，而不是人格、情緒、思想上的立體。睽諸《暮至臺北車停未》，我們會發現作者真的下了很多功夫，但也許就是下太多功夫了，難以割捨，導致此書大部份的篇幅（特別是父親的部分），都給人一種編年紀傳之感。在這些文字裡面，我們看到作者精心挑選的人生事件和轉折，但說真的，對讀者來說，某人到某廠上班，然後轉赴某廠，最後考上某單位，這些資訊真的沒有太大的意義。對讀者會有意義的，應當是這些事件所能引發出來的情感。不幸中的大幸是，作者的文字基本功很不錯，因此讀來不至於覺得乾枯，只是對於某些挑剔的讀者如我來說，每隔幾頁就很難抑制地自問：為什麼我要知道這些事？

    這其實回到散文這個文體的根本性問題。如果散文在形式和內容上，就像是作家在和讀者「聊天」，談一些生命、感悟或生活的話，那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讀者要聽你說話？你為什麼重要？我們或可粗略地區分出兩大種類型，一種是因為某位作家在散文中談論的議題具有公共性或知識性，比如劉克襄、吳明益、胡晴舫；另一種則是更傳統的「抒情散文」類別，某位作家的散文，能夠細緻地表述情感，引起讀者的共鳴，如王盛弘、鍾怡雯。吳妮民《暮至臺北車停未》的尷尬在於，她展開了1970年代台灣社會快速變化這一巨大的舞台，但是並未予以智性的分析，無法提供前者的話題；然而說到「抒情」散文，書中的大部份篇幅，卻都是看不到作者自己的觀點、聲音的，遑論情感。原因無它，因為作者實在太認真想要重建父母的生平了，而那些敘述段落又採用了客觀陳述的腔調，無論是作者自己的敘事聲音、或者是「模擬」阿興和阿梅心思流轉的段落，都僅僅點綴式的出現。這樣一來，讀者的共鳴自然很有限，畢竟我們誰也不認識阿興和阿梅。

    為什麼會這樣？妄加猜測不是評論者的道德，不過我認為，這可能和台灣散文某種「文雅」的美學-意識形態有關。「文雅」不但及於文字的施作（比如說，一定要用「少年」和「少女」這樣極為違反日常語言直覺的名詞當作主詞），也伴隨著帶有某種天真氣息的「真善美」的內容。在散文的世界裡，人情永遠可親，親情永遠正確，人必然會成熟、成長、感悟而超越所有衝突。然而真是如此嗎？全書中最見作者情感深度的段落，就是〈雙城〉裡，在作文裡寫下控訴的那段。無論是國文老師的回答、高三少女的決意和執意重考的報復心理，都很有力道。但文章結尾，終究還是落在「父母是愛我的，我能體會」的情感結論。然而真的這麼容易嗎？中間的情緒、痛苦與掙扎，這麼容易就能昇華嗎？

    或許對作者來說真的是這樣的，這不容我們隨意猜測。但是，如果散文書寫永遠必須回到這麼溫柔敦厚的套路裡，我們將失去很多更幽微、深刻的東西吧。有一些「無法體會」的讀者，或就永遠被阻隔在外了。這不是吳妮民這位作家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巨大的結構問題。這只是作家的第二本書，我們當然也不必苛求她能夠解決文學史等級的問題。對於《暮至臺北車停未》這本書，我們或許能這樣看待：這是一本非常努力做足基本功，但距離真正的突破還隔一層紗的書。真的，只隔一層紗了，只差一次稍微銳利的穿刺了。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5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