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切入點，或可概括地命名為「戀慕的母親」。眾所週知，郭松棻小說中充滿了母姊形象，從《雙月記》的妻如母職、〈那噠噠的腳步聲〉的姊姊、〈論寫作〉裡象徵靈光的女子，到〈奔跑的母親〉的主題，形成了非常鮮明的風格。然而，這個「母」的意象到底有多重要？具有多深沈的意義可供挖掘？
一個值得參考的旁證，是藝術（史）家謝里法的說法。2006年初，謝里法於《文學台灣》發表了〈二OO五年，飄的聯想——追念陳其茂、蔡瑞月、郭松棻〉一文，文章的後三分之一追述了他和郭松棻的相處。這個段落的開場，就從蔡瑞月的「月娘」轉接到：「讀郭松棻的小說，他把自己的母親才真正當是『月娘』，舞台永遠是大稻埕，書中每一角色都像是踩著母親的影子才寫出來的⋯⋯」（p.88）如果這段只是謝里法本人的閱讀感想的話，其後他轉述的一個小故事，或者更能進一步看出謝里法欲言又止之處：
[郭松棻]每回有新小說在他腦裡醞釀，見面時都會將情節大要說給我分享，有個故事不知後來寫成小說了沒有，內容大要是：一位年輕作家由於常來女友家裡作客，因偶然在談話中發覺她母親奇特的人生經歷，引起他的興趣，便每天前來訪談，母親談著時又回到少女時代的記憶裡，聲調體態也隨之返回從前的自己，這位作家身為女友母親的故事所吸引，慢慢睇靚察覺到所愛著的不是女友而是她母親⋯⋯我於是也察覺到再沒有比這個故事更能說明他在潛意識裡的一股創作動力。（p.92，底線為筆者所加）
謝里法說得含蓄，但仔細對照這個故事的涵義，不難發覺謝所說的「創作動力」，其實應是「戀母」。如果從這個心理動力的角度來理解，小說中的母姊們可能並不只是「母土/家鄉」的象徵：她們正是小說情感的真正核心。而在郭松棻所有的遺稿出版完成之前，我們並不能確定這篇小說有沒有寫下來，但從目前我們已知的作品來看，謝里法所引述的這個故事，其實在結構上與後來出版的遺作《驚婚》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只是「女友的母親」變成「女友的父親」了，「奇特的人生經歷」轉化為日治時期和戰後初期的歷史傷痕。如果《驚婚》的原型真的來自於此處的話，可以思考的問題就是：小說的「性轉換」是否是一種隱匿或偽裝？或者別有意義？
而就在這個故事之後，謝里法更以聯想性的散文筆法，描述了他對郭松棻小說的感受：
不管文筆再如何洗鍊，也不管我對郭松棻的認識多深，讀他的文章竟感到作者像是個少男，他挑皮[原文如此]地想用一根草在女性角色身上搔癢，讓她忍不住全身動了起來，像是在扮演一名聖潔的古代妓女，她的形象不該是母親，寧願她只是少男暗戀中的阿姨，她的誘惑令少男想伸手偷偷摸一把阿姨的私處，阿姨紅著臉裝作沒事，卻為少男帶來無限遐想，陪她走進自己的夢幻裡。（p.92）
或許是「為死者諱」，不希望自己的解讀造成其他的倫理風波，謝里法為這個幾乎是赤裸地對郭松棻進行心理分析的段落，加上了「我的聯想」的外框。由於是泛泛而論，我們不太確定謝里法所指的是哪篇或哪幾篇小說，但如果考慮他與郭松棻的交往深度和藝術直覺，這樣的說法也許猶有參考之處。在這個切入點下，郭松棻小說的「母/姨/姊/妹/聖女/妓女」或都有重估的空間。
第二個切入點，則是「拮抗的父親」。在前引謝里法的文章中，曾經簡略地提到郭松棻和郭雪湖之間認同的分歧。其中最關鍵的，當屬郭松棻赴中訪問前後的變化。由於郭雪湖長期旅居日本，郭松棻又因黑名單居留美國，這對並不算和睦的父子有段時間並無頻繁接觸。在郭松棻中國政府之邀前往「參觀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的途中，他邀請父親一同前往。根據謝里法的描述，整趟旅途中，父子兩人針對中國vs台灣的認同問題有大量的爭辯，對於當時深信中國社會主義理想的郭松棻而言，他跟父親始終不很親近，「弟弟和他比較親近一點。」（簡義明訪談、整理〈郭松棻訪談錄〉，《驚婚》（台北：印刻，2012），p.183）在簡義明的訪談中，他如是描述父親的政治立場：「父親一直對國民黨很失望，終生不學國語，他日常和人說話，只用日語和台語。」（簡義明，p.183）
在1982年的一篇訪談中，他也說明了中國行之後的幻滅，可以與這條資料並讀：「從進海關開始，整個經驗像『一場惡夢』。」（林國炯等編《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p.754。）
一般論者咸認，這趟幻滅之旅是「政治的郭松棻」轉向「文學的郭松棻」的重要關鍵，此一說法誠然不虛。但我覺得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這個脈絡下理解後期郭松棻的創作，特別是《驚婚》。如前所述，郭松棻早期的小說充滿了母姊形象，而且父兄相對是缺席的，其中〈雪盲〉、〈秋雨〉等篇更是直指那個「男性長者」的匱乏，所引發的心理狀態。而《驚婚》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此作終於跟「父親」這個題材「正面對決」了。根據書後附錄的簡義明訪談和李渝的〈謄文者後記〉，我們可以知道此書的創作歷程幾乎綿延了郭松棻全部的小說家生涯，前者提到了此作初稿在〈月印〉前後落筆，後者提到了2005年郭松棻才將初稿交付謄抄，作為出版的預備，也就是作家逝世那一年。
從這些線索來看，我們是否能夠更添幾分詮釋《驚婚》的視角呢？與幾無男性長輩的〈月印〉（勉強有位醫生來填補這個角色功能）同時寫作的《驚婚》，或者正是小說家思索「父」的開始，相對於對母親的戀慕，與父親的拮抗或許是讓他更難決定要如何落筆的。父親的影子分散到了其他小說的當中，成為一個陰魂不散的關鍵意象：肺病。他的角色，特別是男性的角色，肺裡總是有著陰影而難以適應濕熱的台灣，這一看似象徵涵義頗強的設計，其實也可能有著現實的依據——這可能是來自父親郭雪湖的影響。根據謝里法〈永樂町的台展少年〉（《台灣美術》2008年7月號，p.71）所述，郭雪湖幼年時就曾差點因為肺病喪命。而小說中總是不在家的男人，那些在〈今夜星光燦爛〉的妻子口中被說成：「你們男人倒好，心一橫，出門打仗去了。」的男人們，映射的可能也是郭雪湖長年離家賣畫的形象；因為他的「東洋畫」並不見容於國府建立的藝術圈，他也拒絕跟國府的語言和生活妥協。
《驚婚》是郭松棻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就這個問題「交卷」的時刻了嗎？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或者將比較能從混亂的敘事線中理出頭緒，小說或許沒有明確地給出關於「父親」的終極解答（因為小說家可能也來不及找到），但至少可以讀作嘗試解答的過程。前期小說中，不成比例重筆描摹的「母親」退位了，代之以全心全意處理的兩名「父親」，並且勾連回到了〈雪盲〉那些若隱若現的男性長者們。家族的暗面，襯在事物底下的影子，或許將是使我們的小說閱讀，重新立體起來的關鍵。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6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