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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化的堡壘:《短篇小說》及其他

2016/12/20 _文學評論
    在2016年的臺灣文壇,有幾樁值得注意的「消失」事件。這些「消失」,有些哀傷地,並沒有引起太多震動,以至於到了年末回顧起來的現在,竟爾有種年代湮遠之感。而之所以「並沒有引起太多震動」,卻又彷彿完足地(也是直接粗暴地)解釋了它們之所以無以為繼:因為它們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其中一樁重要的「消失」,當屬《短篇小說》的停刊。

    《短篇小說》第一期出刊於2012年6月號,是當年一波「小雜誌」風潮中的其中一本。相較於企劃感和編輯技術越來越複雜的其他雜誌,《短篇小說》走的是重劍無鋒、大巧不工路線。它以雙月刊的形式發行,每期刊出十篇一萬字以內的短篇小說,除了作者簡介外沒有其他的欄位,連每期的封面設計都僅只抽換色塊,內無其他圖片。這一切入點非常厲害,以標榜「純粹的小說」來跟市面上其他的文學雜誌做出區隔,創刊之後的銷售數字非常亮眼,據信第一期的銷量應有萬本之譜,顯示市場裡還有一些願意付費閱讀小說的讀者,只是缺乏一個好的企劃把他們勾出來。

    然而這個態勢並沒有維持太久,待到2012年12月底,《短篇小說》發出公告:由於金主沒有繼續投資的意願,這份刊物將交由「印刻出版有限公司」接手經營,這一公司就是總編為初安民的《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出版單位。這一變動毋寧是有點微妙的,因為就在《短篇小說》於6月創刊之後,《印刻文學生活誌》隨即於7月、8月做了「熱小說」和「火小說」兩期以「發表作家短篇小說新作」為主軸的專題。在這兩期當中,印刻出版社旗下最重要的作家如駱以軍、陳雪、胡淑雯、童偉格等人都發表了新作。一個綜合性的文學雜誌,罕見地放棄了能夠精準策劃、操作話題的企劃性專題,而連出了兩期無法強制規定作家寫作方向的「創作大展」,若說其中沒有互別苗頭、火力展示之意,大概是沒有人會相信的。

    從後見之明來看,印刻接手第五期之後的《短篇小說》,頗有一點「逢高買進」的味道。《短篇小說》最初「純粹的小說」路線雖然令人驚艷,但再驚艷的概念也會有衰退期,新鮮感過去之後,對讀者來說,也不免成為行禮如儀的「一本有十篇小說的普通小說集」。《短篇小說》的創刊理念大幅度限制了編輯能夠發揮的空間,沒辦法透過「借勢」或亮眼的企劃來引領文學話題,能量自然會逐步消退。這也是為什麼市面上能夠存活的文學雜誌,幾乎都是如《聯合文學》或《印刻文學生活誌》這類的綜合性文學雜誌,因為每一期的封面專題都有機會重新激發銷售和話題的能量。在這樣的雜誌中,編輯的技術比各別作家的寫作水準還要重要;且除了作家之外,這些雜誌也能在各種欄位起用比較能夠精準控制的年輕寫手,來確保每期內容的整齊,減低「不受控」的作家們的干擾。

    在《短篇小說》創刊理念的格局下,若要維持能量於不墜,那就得依靠小說家們的「實力」了——或是在寫作表現上能屢屢令人讚賞,引起話題;或是在名單上能持續製造讀者心中的驚嘆號。但這兩件事,在台灣的文學小說創作圈都是不太可能的。首先,文學小說在過去半世紀以來精益求精,早有自己的典律和美學發展,然而台灣的文學教育卻還在原地踏步,使得讀者普遍無法發展出稍微近代一點的文學欣賞水準。因此,即便每位小說都全力施為,讀者也未必買單。更何況現實並非如此,《短篇小說》也不是沒有出過令人震驚的劣作。其次,台灣小說家的群體本就不大,具有比較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名字並不太多,要純粹靠名單引人注目非常困難。以《短篇小說》一年六十篇的板位來說,要能在一年內找到五、六十位有新作的作家或許勉強能做到,但累積三年就需要一百八十篇,這勢必會有名單重複、無法在品質上或知名度上過度講究的問題。——台灣小說創作的產能,本來就沒有這麼大,光是填塞版面就很吃力了。

    如果是綜合性的文學雜誌,基本上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填塞版面壓力。因為「綜合」,所以隨時可以抽換欄位來填補;或者直接以帶狀專欄的形式來減輕壓力(比如每期雜誌若有5個專欄,每個專欄2頁,在年初規劃好今年專欄之後,這10頁就都不用太擔心了——呃,如果專欄作家有乖乖交稿的話)。但在《短篇小說》,每期就是要生出十篇「純粹的小說」。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何在「印刻」接手《短篇小說》之後的第三期,也就是2013年6月號的「第七期」,就推出了帶狀專欄「字母會」。這個專欄由楊凱麟主持,每期推出一個字母,從A開始,來讓幾位小說家進行命題創作。「字母會」第一期由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駱以軍、顏忠賢五位擔綱,這五位到停刊以前,每期都準時交稿,是此一專欄的基本班底。在各期當中,也間或加入了黃錦樹、盧郁佳、黃崇凱、成英姝等作家。此一企劃感明確,但又基本不改變《短篇小說》「純粹的小說」理念的欄位,確實是一聰明的折衷方案。如此一來,每期至少就有一半的版面無需另外張羅。而對作家來說,這也是一個長期壓力,可以督促作家進行一個長時段的寫作計畫——依照「字母會」的模式,至少每人都得寫出26篇吧。

    有趣的是,《短篇小說》最後一刊是2015年12月的第22期。但在《短篇小說》的粉絲頁上,卻到了2016年2月6日都還貼出了最新一期「字母會」的預告:Q,Quelconque(任意一個),並且標明了這是「短篇小說23期」的預告。問題是,如果《短篇小說》第23期準時出刊,此刻早已應該上市5天了。所以到底會不會有第23期呢?這在2月6日時似乎還沒完全底定,至少沒有打算對讀者底定。而早在這則預告發出之前,第22期的編後語已引述了總編初安民之言:「咱們再作一期!」我們現在已經很清楚,這「再」做一期,看來就是到第22期為止了。以「字母會」的這則預告為界,之前粉絲頁上選摘來當作廣告的小說段落,都是出自第22期的作品;但在這之後,僅有三則貼文,分別選摘了第1期的黃崇凱和第2期的賀淑芳,接著就是純粹的廣告呼籲:「早上10:00,書展的一天又開始囉! / 《短篇小說》1-22期 / 印刻攤位,邀您賞讀。」直接將22期過刊綑起來賣,「到此為止」之意已經非常明顯了。其次,我們大概也可以猜測,最終決定停刊的時間點,大約不會晚於2月10日。因為從這一天開始,粉絲頁貼出了第1期的黃崇凱,2月12日又貼出了第2期的賀淑芳,這顯然是《短篇小說》粉絲頁最後一波行銷活動,原訂計畫應該是從這一天開始把22期過刊像「人生走馬燈」一樣回顧一輪,順便催一波套書銷售量的吧。只是不知何故,這波行銷活動也沒有做完。

    總之,在2015年年底,《短篇小說》終於耗盡了最初的能量,讓「印刻」決定停刊。如同同樣在2016年消失的「人間副刊」、「時報文學獎」一樣,《短篇小說》的結束方式,似乎總有一點「不想把話說死」的意味,它們的結束都盡可能地低調,甚至直到現在,「停刊」二字都沒有出現在任何相關的版面當中,好像只是脫期脫得比較久,哪一天還會再回來一樣。——當然,如果它能夠重新出刊,文壇人士都是喜聞樂見的。然而從粉絲專頁和社群網路上的冷淡反應,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看到讀者對它的需求,並沒有少數哀嘆「閱讀的衰退、文學的崩壞」的讀者所說的那麼重要。如果在一個媒介競爭不是如此激烈的年代,《短篇小說》或許能夠以其巨大的篇幅,成為作家(無論是資深作家還是新人)出書前試水溫的地方;可以成為文學獎以外,另外一個新人拔擢的陣地;再不濟,也至少能夠成為印刻出版社在媒體上的一個支點。但這些東西的前提,都是讀者還相信一個刊滿了小說新作的刊物是重要的,讀者對此仍有需求,並且還願意相信編輯的權威;但這或許在一開始「一年六十篇」的規格開出來時,就註定是難以完成的,台灣文學作家的產能,並沒有辦法一年生產出六十篇夠水準的作品。它的大巧無工,最終只能落入平庸。

    對讀者而言,事情就是這樣而已。但對作家來說,則不可不謂為重大的損失。因為一年撐不起六十篇小說,所以現在連一篇的版面都沒有了。屬於台灣的文學小說,夠份量的媒體版面,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副刊的版面僅有兩、三千字,且都在苦撐,綜合性的文學雜誌也無法勻出太多空間。現在,如果一名作家寫了一個新的短篇,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地方發表的,那就更別說未成氣候的新銳創作者。這使得作品發表的產業鏈完全斷裂,作家不再能以較短小的篇幅發表、凝聚讀者、獲得一小筆收入,而必須直接以一本書的規模「對決」。除非有社群經營的能力,否則出版社在出版一本小說集之前,是完全無法探測讀者反應的,風險更加難以預測,長遠來看,也必將影響到出版社投資文學出版的意願(除非已經低到谷底,否則應該會更低)。

    出路在哪裡?目前似乎沒有太多好消息。2016年有一個可以連結的現象,讓我們看到這種發表版面消散的處境,即熊一蘋、黃崇凱的「雲端發行」實驗。這種透過超商上傳、讀者限時印製的做法,雖然一時頗受好評,但這種「發行」方式,本質上就是作者已經放棄取得有償的稿費,並且也不信任任何現有的版面願意刊載(或者有能力協助擴散)的結果。將每一次的發表都操作成某種「限時事件」頗有新意,但它也必有自己的「能量衰退」週期。「鏡傳媒」則是另一個新興的文學作品發表版面,目前已有駱以軍、黃崇凱、徐振輔等數個短篇。配合新媒體的特性,它為每一部作品製作了搭配的影音。但實際的擴散效應如何?在新媒體都還沒找到自己的盈利模式的情況下,文學創作發表這一區塊能夠起碼不成為新媒體的負累嗎?或者,是否有機會因為文學創作版面,而使鏡傳媒與市面上風格較為「剛硬」的其他新媒體做出區隔?一切都還在混沌未明的狀態,目前我們仍看不出太多樂觀的理由。

    總之,此刻回看在2016年確定停刊的《短篇小說》,竟爾像是台灣文學小說發表板塊的一處最後的堡壘了。當初創刊之時,大家也是對它刺激創作、活絡台灣小說環境寄予厚望的。但堡壘終究不敵沙漠化的風暴,風化在強大的逆風當中了。這畢竟不是一次漂亮的企劃就可以逆轉的局面。

(刊載於《秘密讀者》2016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