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聽起來是個滿正面的字眼。但其實，所有最新的「現代」事務進入社會時，首先帶來的都是排斥跟恐慌。就像現在如果有人談論「AI功能有多強大」時，我們往往會先焦慮「我的工作未來會不會被取代」。火車也是如此。台灣在清領時期就有小規模的鐵路建設，但真正大規模引進火車的時期，卻要到日治時代。於是，火車在早期台灣文學作品中，不但是「現代文明」的象徵，更附加了一重「殖民者硬塞給我們」之意義，這使得作家們在描寫火車時，有了更深的怨念。比如古典詩人洪棄生的〈鐵車路〉：
洪棄生不但批評火車是「西人逞巧亦良危」，更認為耗費鉅資建設鐵道是無意義的浪費，「又況勞民復傷財，民窮財盡滋內患」。洪棄生是出生於清領時期的詩人，有強烈的清朝認同，對於「割台」後統治台灣的日本人有強烈的敵意。在他的近年選入高中國文課本的古文〈鹿港乘桴記〉裡，他也大肆批評日本人帶來的現代學校、海關、都市計畫等制度，其批評程度，已到了非理性的程度（比如他認為日本人的學校，是「以學校聚奴隸者」）。因此，〈鐵車路〉對火車的厭惡，與其說是對現代事物的反抗，不如說，是把現代事物當成日本人的事物而一起恨上了。火車是日本人帶來的，所以火車等於日本人，故得證：火車很可惡。聲轟轟，如霆雷。火炫炫，如流電。雙輪日馭速催行，回頭千里忽不見。
抵掌欲笑夸父遲，輪台一日周圍遍。西人逞巧亦良危，顛躓往往艱一線。
我道帶礪在河山，縋幽鑿險山河變。自古眾志方成城，不聞鐵車與敵戰。
又況勞民復傷財，民窮財盡滋內患。台灣千里如金甌，混沌鑿死山靈顫。
有潦有流間其間，不能飛渡復中斷。借問鐵路何時成？請待天爐為赤炭。
火車就等於日本人？這個思路，現在聽起來很可笑，火車就是火車呀！更何況這還不是日本發明的科技呢。但你別笑台灣人洪棄生這麼想，因為日本人也有這種想法的。1940年代活躍於台灣文壇的日本作家西川滿，就曾經寫過一本《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這篇小說以1895年，日本登陸台灣，與沿途反抗軍戰鬥的「乙未割台之役」為主軸，一面描寫日本人怎麼佔領台灣、擴大領土，一面描寫日本技師小山保政如何修復清代劉銘傳所留下來的鐵道和火車。在《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裡，火車鐵道的延伸，就象徵著日本帝國的控制深入台灣，並且象徵著「日本人把現代文明帶到蠻荒的台灣各處」。在《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裡，火車確實等於日本人了，西川滿把這場侵略戰爭寫成了傳遞文明聖火之戰，自然是充滿了殖民者的自傲。這樣說起來，洪棄生倒也不算恨錯對象。不過，現實歷史的發展超乎西川滿的預料：他本來還打算寫《台灣縱貫鐵道・蓮霧之章》，具體描寫日本人開通真正的「台灣縱貫鐵道」之功業。但他還沒有寫完，二次世界大戰就結束了。日本戰敗，退出台灣，這條文學上的「台灣縱貫鐵道」當然也就沒有蓋完了。
不過，在1908年，日本人初步完成了貫通西部主要城市的縱貫鐵道之後，火車也開始慢慢進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不再那麼令人大驚小怪了。或者反過來說，大驚小怪的人才是奇怪的。這一點，可以從朱點人的小說〈秋信〉裡面看到。這篇小說的主角斗文先生，也是一名清代的讀書人，非常討厭關於日本的一切（沒錯，他就是小說版的洪棄生）。故事開始的時候，日本人正在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誇耀自己的殖民成果。斗文先生本來不想去看日本人耀武揚威，卻禁不住眾人的遊說，終於在某天早上，準備搭火車前往台北。朱點人如此描寫斗文先生的火車之旅：
這天恰值星期日，車裡早就混雜著各色人等。斗文先生剛踏入車裡，不知怎的，一車視線都不約而同的集中到他的身上來了。在車裡的時裝——和服、台灣衫、洋服的氛圍裡，突然闖進斗文先生的古裝——黑的碗帽仔、黑長衫、黑的包仔鞋，嘴裡咬著竹煙斗，尤其是倒垂在腦後的辮子......儼然鶴入雞群，覺得特別刺目。
他接著眾人的眼光，像受了侮辱，一時很難受，但旋即不以為意地斜著眼角，把眾人睨了一眼，泰然自若地坐下去。
出發的時間到了，當車長的笛聲剛在鳴響的瞬間，他急急的把兩耳掩住，塞避火車的汽笛，引得車裡一陣的哄笑。
朱點人透過衣服、髮型等細節，極力描寫斗文先生的格格不入。而這麼一個自傲於「傳承了傳統文化」的斗文先生，卻在火車鳴笛一響的瞬間嚇壞了。再一次，「火車=現代事物=恐慌」的等式又出現了。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引得車裡一陣的哄笑」，這代表大多數人已經不恐慌了，只有像斗文先生這樣抗拒時代變化的人，才會繼續留在過去的情緒裡。因此，我們也不會意外，當斗文先生乘車抵達自己曾經去過的台北時，會感受到全面性的人事已非，自己早已遠遠被時代拋下了。
如果說，朱點人〈秋信〉火車上的人們，都還是穿著和服、台灣衫、洋服、古裝的，生活水準不錯的階級，那賴和的〈赴會〉就更能讓我們感覺到，當火車普及於生活之後，車廂如何成為一個不同階級的人群混雜交匯之地。〈赴會〉的主角是一名新派知識青年，他長年參加各種推行新文化的運動，希望能夠破除台灣社會的迷信、改良陋習。在故事開始的時候，他正坐在一列火車上，要前往霧峰開會。熟悉台灣史的人一看就知道，要去「霧峰」開「新文化」的會，那他想必是要前往霧峰林家了，因為日治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正是霧峰的林獻堂。但有趣的是，賴和卻讓主角坐在火車裡，偷聽旁邊的平民百姓聊天，從而描寫了「知識份子無力改變社會」的無奈心境。主角發現今天火車上的人特別多，仔細一看，原來他們都是要去北港進香的香客：
這些燒香客，在我的觀察是勞働者和種做的人，占絕對多數，他們被風日所鍛煉成的鉛褐色的皮膚，雖缺少脂肪分的光澤，卻見得異常強韌而富有抵抗性，這是為人類服務的忠誠奴隸，支持社會的強固基礎。他們嘗盡實生活的苦痛，乃不得向無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虛的慰安，社會只有加重他們生活苦的擔負，使他們失望於現實，這樣想來，使我對社會生了極度厭惡、痛恨、咒詛的心情，同時加強了我這次赴會的勇氣。
嗯，沒錯，這確實是個想要破除迷信的新派青年。然而在這一瞬間的心情之後，主角想起他們早就推了好多年的新文化運動，但從北港進香團的態勢來看，似乎一點效果也沒有啊？他不禁氣餒了起來：
我靠近車窗坐下，把眼光放開去無目的地瞻望沿途風景，心裡卻在想適纔所見的事實。會議時將用何種題目提出？迷信的破除嗎？這是屬於過去的標語。啊過去，過去不是議決有許多種的提案，設定有許多種標語，究其實在有那一種現之事實？只就迷信來講，不僅不見得有些破除，反轉有興盛的趨勢。啊，這過去使我不敢回憶。而且，迷信破除也覺得不切實際，使迷信真已破除了，將提供那一種慰安，給一般信仰的民眾，像這些燒金客呢？這樣想來，我不覺茫然地自失，漠然地感到了悲哀。又回想我這赴會的心境，不也同燒金客越北港進香一樣嗎？
這段最犀利的地方，並不只是把進香客當成迷信來批判而已，而是透過運動的徒勞無功，回頭反省自己：我們到底在幹嘛呢？我們真的有理解民眾的需要嗎？如果我們不理解民眾的需要，只是自顧自宣揚自己的「新文化」理念；甚至在明知一切都沒有好轉的情況下，反反覆覆開會討論，那我們跟定期進香的迷信民眾又有什麼兩樣？
這還不是最犀利的。在〈赴會〉的最後，主角聽到旁邊的民眾談論起「講文化的」，說他們今天要開會。主角立刻豎起耳朵：這不就在講我們嗎？我就是要去霧峰開那個會的。不料一聽下來，他竟從民眾口中，得知了難堪的、人們對他們的真正觀感：
「講文化的？若是搶到他們，大概就會拍拼也無定著。」
「他們不是講要替台灣人謀幸福嗎？」
「講好聽？」
「今日聽講在霧峰開理事會。」
「阿罩霧不是霸咱拾咱，傢伙那會這樣大。」
「不要講全台灣的幸福，若只對他們的佃戶，勿再那樣橫逆，也就好了。」
「阿彌陀佛，一甲六拾餘石，好歹冬不管，早冬五，晚冬討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講。」
沒錯，是在講「我們」，要替台灣人謀幸福的是「我們」。但這些農民說，霧峰林家之所以能有這麼大的力量去搞運動，不就是「霸咱拾咱」，壓榨農民而來的？賴和在此，提出了非常尖銳的矛盾——我們說要為台灣人謀幸福，可是我們為何有能力「謀」呢？因為我們有錢、有閒、能讀書。那為何我們有錢有閒能讀書呢？因為我們就是那種收割了農工大眾勞動果實的資產階級啊。先收割了民眾的人卻說要謀民眾的幸福⋯⋯這麼說來，民眾不信任我們，運動沒有任何進展，不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赴會〉尖銳的階級反省。而賴和的別出心裁之處，就是透過「火車」這一空間，打造出了不同階級混雜交匯的場景，讓資產階級的文化人能夠「偷聽」到無產階級農工大眾的聲音。否則老爺們平常哪裡會跟勞苦群眾坐在一處呢？
而從科技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場景的成立，也就意味著火車真正融入人們生活之中了。從有錢有閒的讀書人，到依賴迷信的北港進香團，大家都買得起車票，也不再害怕火車汽笛，當然更不復見前清遺民的非理性憤懣了。「火車」是「現代事物」的象徵，而從文學作品裡面，「火車」形象的轉變，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看見台灣在日治時期「現代化」進程的轉變。
從懼怕到習慣，從新奇到日常。文學紀錄了歷史的軌道，也讓我們看見：所有習以為常之事，其實都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
（刊載於《文訊》2021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