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凹陷的歷史？ ——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與敘事結構

出於個人思考背景的變化，我幾次閱讀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都有不同的感覺。此刻回想，最有趣的事情是，關於此書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我都可以算是同意的，只是它們和我不同階段的思考扣合在一起，仿佛《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是可以測出我現在狀態的試紙一樣。高中初讀時，我非常喜歡這本書，它迷離的時空變幻，聲光化電猶如電影的文字，拓展了我對文學小說的想像。這股喜愛，一直延續到大學時期，我慢慢接觸到「後現代」之類的理論，因此同意它處理歷史的方式而加深了欽佩。再過幾年，我踏入台灣文學研究，稍微對台灣文史有一些涉獵之後，回頭過來閱讀此書，多少尷尬地發現，我越來越同意楊照〈遲來的悼亡〉對這本書「歷史虛無」的批評：「林燿德已經借比本省人更具台灣本土性的原住民，「超越」了這一切，聰明啊聰明，然而那死亡陰影、恆久恐懼與仇恨的記憶、扭曲撕裂的人際緊張，真的有辦法被「超越」嗎？」我也反省到，在我初讀他的幾年，之所以那麼認同這種後現代的歷史觀，並不是因為我真的毫無所執、衷心同意所有「去中心化」的論點，而是我自幼成長的台北周邊、外省軍公教家庭的氛圍，讓我更傾向拒絕台灣本土的立場。

不諱言地說，二十歲以前的我，是只能接受台灣歷史被後現代，不能忍受中國歷史被後現代的吧。

然而或許是親身走過這一遭曲折的閱讀經驗，我並不像一些台派的讀者對這本書如此深惡痛絕。蒙昧少年時的文學感動仍然是算數的。而此刻，我更在意的是，就算我們不能再同意《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立場，也可以試著在它身上學到什麼吧？論者指出他迴避了歷史，但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他是怎麼做到的？如何書寫歷史並且迴避歷史，而且還從中創造了文學性的衝擊？

答案之一，可能得從敘事結構中去找。作為一本十萬字左右的小說，讀畢《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並不會得到一個完整故事的印象，讀者僅僅會感受到許多色彩濃烈的片段。在長篇小說當中，這點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並沒有一個強力的敘事動力在推著文字往前走。林燿德採取的是一種游擊戰式的處理方式：在這本書中，他至少採用了十一個不同角色的敘事觀點（我只能說「至少」，因為有的敘事觀點只維持幾行，有的是在角色的幻想中轉述，比如小德蘭修女），包含瓦濤・拜揚、安德肋神父、拜揚・古威、中野英經（和吉田）、中野滿之助、中野大郎、瓦濤・拜揚、記者、廖清水、吳有和古威・洛羅根。我依照出場順序而非角色關係來列這串角色，而非角色關係（比如這裡的原住民和日本人角色是兩組祖孫三代），就是為了彰顯林燿德在敘事結構安排上的靈巧用心；若不是這樣安排，這些角色個別的故事根本不可能撐起一部長篇。這裡的「縫製」技術是這樣的：從部落裡最後的祭司瓦濤・拜揚見證祖靈的棄世開篇，提及他聽信安德肋神父的兒子拜揚・古威，然後下啟神父的宗教身世。透過處於同一空間的轉接技巧，再把敘事觀點從神父身上移到拜揚・古威和躲藏在附近山洞裡面的中野英經，於是開啓了一段九州男兒家族史。以此類推，直至終卷，只要兩個角色之間能夠有任何一點聯繫（出現在同一地點、擦身而過、人際關係⋯⋯），敘事觀點就能夠由此跳彼。這樣的結構就像是把十一條花色不同的繩子一條接一條打結起來，最後整串長繩首尾再結，形成仿佛一個整體的閱讀錯覺。

從這個角色組合，我們就可以理解《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為何會招來歷史虛無之譏。它刻意地選擇了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天作為故事起點，但只用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寫這個事件，將之與原住民歷史的斷裂、基督教的世界開拓史、日本殖民者的心理轉折、舊式中國文化的沒落等主題並置在一起，其「解構」之意甚明。——它反對對本土歷史傷痛有較多的關注，因為所有歷史都應該是一樣重要的。這個理路不能算是錯誤，但讓人比較難以接受的是，我們也看不出他對其他並舉的歷史狀態有更多關注，比如說，原住民？在整個故事中，瓦濤・拜揚祖孫的段落雖然汪洋華麗，但情節線其實很簡單，概念也很單薄平常。於是，這些歷史徹底被工具化，他的立場變成「所有歷史都一樣不重要」，而不是「還有什麼歷史更重要」。有趣的是，雖然《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立場如此，但正是在這種列舉其他、淡化二二八的寫法當中，我們發現作者其實也沒有那麼「後現代」，小說的整體意圖還是環繞著（去）二二八為中心開展，只是此中心是凹陷的，彷如「陰刻」，小說的意義也必須在大眾對本土歷史傷痛予以注意的前提寫才能完足——沒有這種結構，它就無構可解了。作家不肯說他在意什麼，但我們至少很清楚看到他希望表現出他不在意什麼。

但是，作為當代的寫作者，對林燿德歷史立場的批判並不影響我們化用他的文學遺產。他所習用的這種敘事結構，當然可以服務於其他我們想要表現的精神，只要我們能夠從中學到這種結構中，透過作家對時空的巧妙撥弄而產生的流麗迷人的速度感。這種組合角色的方式，也能讓我們找到書寫「並不在同一故事內，但可以表達同一個主題的一組人物」之方法。更淺層但並非更不重要的是，林燿德雖然抹平了歷史的重要性，但他筆下的歷史人物卻反而有台灣作家罕見的史詩級壯闊筆法，我想這是為什麼他會認為此書是「這個時代通俗小說的某種嶄新型態」。這個說法現在看起來是失敗的（事實上，這種敘事結構很難真的通俗），但卻指出某個方向：如果我們可以如此書一般，以台灣為舞台，讓整個世界史在此交鋒激盪，以這種規模的視野、意象來處理，會不會有別的可能性？⋯⋯作家的時代已然遠去，他的思考與意圖，就有了可淘選的時空距離。從歷史虛無者身上學會的，未必不能使我們寫出更具影響力的歷史作品；本來，文學與歷史就是辯證地包含著前一個階段走向未來的。

刊載於《文訊》2014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