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一片星空燦爛（楊翠《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推薦序）

這本書，很難用幾句推薦詞來定義，更難用一個標語來框定。

書的主角，是九個戒嚴時期台灣小說家，標題顯示，要勾勒的是小說家「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但作者的企圖，顯然不只是想向我們揭露一個個小說家的生命史斷面，他更想透過這些斷面，縱橫交織，拼寫出一幅「群像」。

這個群像不是統一的，而是獨立紛錯，又彼此交涉的。宥勳將一個個小說家的故事，繡織成一幅光影紛繁的「群像」，顯影台灣文學史的某個圖面。書名《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恰恰就是這些時候他們所做的那些事，讓這些小說家的小說長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讓台灣文學成為今日所見的面貌。

這麼看的話，這部書的企圖不小。單篇來看，是一部夾敘夾議的紀錄片，全書合起來，是一部以蒙太奇手法剪接而成的大河影片。

作者朱宥勳，是編劇，是導演，是剪接師，是點評者，是說書先生。第一個看點是，他選擇了哪些小說家，從他們生命史的哪個時間點切入，調度了什麼歷史素材，拼織哪些細節，如何詮釋這些材料，評價這些事件，如何精準抓住小說家的靈魂，顯現台灣文壇的重要時間切口，如何由幾個關鍵性的點，構織擴延出一幅光影詭譎的戒嚴台灣文學圖繪。

這就是我說的蒙太奇手法。單部紀錄片與整部大河影片，是跳接的，也是相連的，你可以跳著看，也可以串著看。在這種蒙太奇手法中，標題，成為這部書的點睛所在。從書名、各篇主標題到每篇小標題，都很精準地抓住小說家的時代、性格、理想、轉折、選擇……的榫頭，並且藉著標題的扭力，達到敘事轉折、時空調度、故事轉場、劇情起伏的效果。

要達到這個由點串面，拉出縱深，拼出立體歷史圖像的效果，小說家的選擇是很關鍵的。宥勳所選的小說家，有著各自的特殊性與代表性，也有共通性。特殊性與代表性，就是他之所以是他，鍾肇政如何成為鍾肇政，陳映真如何成為陳映真，他們代表了光譜的什麼位置，選擇這個位置歷經什麼過程。共通性是他們都身處戒嚴台灣，並且都對戒嚴體制有所回應，有所作為，「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所做的這些事，都對台灣文壇產生關鍵性作用。

宥勳將這些小說家的共通性、特殊性、代表性之間的交織面寫得非常好，你可以看見他們在同樣的戒嚴體制中，選了什麼路，結果又如何。

例如，鍾肇政以近三十年時間編輯各種台灣文學選集，葉石濤也以近三十年時間撰寫文學評論，書寫台灣文學史，他們從不同的路徑實踐了宥勳所說「一個人扭轉的文學史」工程。又例如，林海音在聯副，如何讓整個文壇都是她的平橫木，走出不同於反共文學的四條路線；聶華苓在愛荷華「國際寫作班」，如何匯聚各國作家，建造「縮影了整個冷戰世界的文學小屋」。再例如，陳映真為左統理念，大半生走著崎嶇山路，而郭松棻為左派理念，走上一條無法回家的道路；兩人在面對「如果祖國沒想像中那麼好，那該怎麼辦」這個尷尬難題時，如何採取不同的選擇。

這樣就有了一個個獨一無二的點，每個點都有自己的閃光點，卻也有自己要面對的黑霧暗影，從每個點的光與影中拉出縱深，交織出立體的作家個人，立體的戒嚴台灣文學就現形了。

這就是這本書有趣的地方，以蒙太奇手法剪輯拼貼，一方面在閱讀上跳脫單一軸線的時空限制，一方面卻又有著精準的時空調度與深刻的歷史感。
然後，我要為這部書所有的開場點讚。每篇的開場，可以說是這部書最吸睛的地方，像打了spotlight，翻開每篇第一頁，起眼就是聚光燈，一開始，就抓住作家的靈魂，也抓住讀者的眼睛。

每一位小說家的故事開場，宥勳都精準地選擇了最好的時間與事件的切入點，它既是小說家生命史的重要時刻，也是小說家與台灣文學史近距離對撞的關鍵時刻。

寫鍾肇政，從他一九五七年寄出一份簡陋表格，從而誕生《文友通訊》開場，寫他如何在黨國體制的間隙中，為更多作家開闢田土，擴充台灣文學的版圖。寫鍾理和，從他的小說〈手術台之前〉主角的肋骨，以及他自己一九五○年做手術，六根肋骨被截斷，兩者的角色互涉寫起，深化「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聖者座標的意涵。寫葉石濤，從他自己修訂的年表上一個詭異條目寫起：一九五一年，「因事辭去永福國小教職。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被捕入獄），然後才有小說家為台灣文學史所做的所有工事。

林海音在戒嚴台灣的閃光點，就是她在聯副十年，為不同省籍、世代、理念、風格的台灣作家擴建舞台，於是這篇的開場是一九六二年，她收到新人七等生的一篇稿件，先是為他的文字崎嶇、思路奇詭而困擾，躊躇許久，決定不修改，直接刊用。宥勳幾乎是一筆就勾勒出林海音的靈魂原典。

陳千武的開場很有意思，從他中學偷偷搭船前往日本，想到日本打天下，結果被父親請託船長，原船帶回寫起，可見作家之所以成為作家，並不都是從小立志，一往直前，此生不悔的，更可能是因為另一條路被堵住了，陳千武正是因為計畫受阻，才啟動了文學夢。寫聶華苓，開場就是一九六三年她與安格爾的相遇，全篇首尾放閃，有如一則愛情故事，但是，也正是這場世紀戀曲，才有了小說家不寫小說時所做的那些事，才將台灣文學的座標擴寫到世界。

郭松棻與陳映真的開場，更是清奇，有一錘定音的效果。郭松棻這篇的開場，一九九○年代，美國，郭松棻晨起，反覆播放唯一一卷錄影帶，螢幕中，台北風景閃動。這個開場直接點出郭松棻生命中最詭譎的光與影，正是他與「家」的尷尬距離，他長期處身「文學史的側面」，在兩岸的另一側，回不了家，無家可回。宥勳筆下，郭松棻一直走在一條「問家」的路上，最終也沒能回到家，但正是透過這個尷尬距離所映襯出的詭譎光影，我們才得以了解，郭松棻最終為何選擇以最疏離的位置，來詮釋他心目中的「家」。

在陳映真的開場中，宥勳終於把自己也寫進來了。當然，作為本書作者，宥勳一直都在場，只是最終在陳映真這篇，現身了。本篇從兩次事件寫起，從他自己兩度被捲入關於陳映真的詮釋之爭開場。這個開場非常特別，但非常精準，畢竟，沒在寫小說時的陳映真，不就是在各種意識形態論爭中奮力搏鬥，同時也是意識形態陣營拔河的標的本身嗎？進一步說，關於陳映真的詮釋之爭，絕不只是各家的理解差異而已，而是台灣文學陣營的理念差異，更是台灣島嶼的認同歧見。這是一個文學史的課題，也是當代台灣人精神史的核心課題。

這個課題，表面是左右，是統獨，是國族認同，說到根處，其實是台灣小說家／台灣人集體對於「我是誰」、「我是什麼人」永不停止的發問。這樣的爭議，從鍾肇政的世代，陳映真的世代，蔓延到朱宥勳的世代。這不是個人私怨，不是集團恩怨，而是台灣人在歷史過程中的共同命題。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說，這本書顯影了立體的、繁複的戒嚴台灣文學群像／圖像。如果閱讀這本書，我們還是陷入對於個別作家的歷史詮釋、歷史評價、歷史定位的爭論，還是只想爭出輸贏對錯，爭到一個為他們寫定唯一墓誌銘的權力，將他們釘在文學史光譜中的固定位置，那就太low了。

對我而言，這部書最動人的地方，不是這些作家執著於理念的那一刻，而是他們在關鍵的時代中與自身生命轉折點，如何躊躇、盤桓、堅持、折衝、虛應、妥協，如何做出各種選擇，那種內在心理劇場的轉換，以及與外部體制對撞所產生的張力。

宥勳要說的是，他們也可以有別的選擇，或者，他們其實已經做了別的選擇，但我們長期把他們簡化了、單面化了。

對我而言，宥勳不是試圖在挑戰什麼，而是試圖還原更多血肉，指出更多複雜性與多面性，他不願僅僅附音於「正史」。他選擇從側面，從側面的側面，在平行時空的另一方，演繹作家的各種可能性，而不是一個被主旋律糾正後的正典或範本，這才是最精彩的地方。

所以，我要邀請讀者一起閱讀的，除了書中九位小說家，他們不寫小說的時候，如何投擲肉身，為台灣文學闢造一方方麗園，還有為你們說故事的作者朱宥勳。他從一開始就把這本書定位為「評傳」（雖然我覺得這本書超過「評傳」的意義），小說家點評小說家，把自己也寫進去，把自己的思想路數、思考理路、情感流動，誠實地曝現在讀者面前。

你可以讀到他的精準、犀利，也可以看見他的冷靜、清醒，然而，最能撼動我的，是他的溫柔。

被稱為新生代「戰神」的朱宥勳的溫柔，是這本書中最閃亮的一束光。這不是我的浪漫或溢美。你看他寫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鍾理和不再只是他自己，寫葉石濤終生布局，林海音平衡文壇，陳千武跨語淬鍊，寫聶華苓愛在冷戰蔓延時，寫郭松棻把自己拋離在回家的路上，字語間都縈迴著溫柔的底蘊。

我說的溫柔，不是所謂「同情的理解」，當然更不是浪漫情懷的投射，而是一種更澄澈的理解。宥勳穿透了時代，穿透了體制「結構的沙塵暴」，參透了作家在特定時間中的特定抉擇與行動。他寫出的，不是一尊尊文學之神，不是一篇篇銘刻入石的墓誌銘，而是還原了小說家的肉身，以及他們靈魂中光影交織的那些時刻。

對我而言，全書最能體現宥勳的真誠與溫柔的地方，是寫陳映真那篇。這一篇，是全書篇幅最長，寫起來最困難的，挑戰最大，「命要很硬」才敢去寫。作為曾經因為對陳映真的詮釋而被捲入黑函、網議，被貼上無數標籤的當事人本身，宥勳恐怕命要更硬，覺悟要更高。

也就是在這一篇，宥勳沒有採取前面諸篇那種比較抽離的寫法，反而選擇直接現身，把自己也寫進去。這就是他的真誠與透明。從「對這一切，我覺得萬分疲憊」，「覺得說什麼都是無聊」，到這本書仍然選擇書寫陳映真，仍然真實地說出自己的看法，不迴避，不矯情，不媚俗。其實他也可以不做這個選擇，不去沾惹爭議，溫良恭儉讓地說故事就好。

然而小說家陳映真最終還是出現在這本書中，作者朱宥勳也主動現身在文章裡，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世界從來就「不只是乾癟的立場二選一而已」。

即使陳映真拒絕被冠以「台灣文學」的標籤，但台灣讀者如朱宥勳，如朱宥勳的讀者們，仍會持續閱讀陳映真，以及其他陳映真們、鍾肇政們。

因為，閱讀文學有更奇幻的地方。它更像是手持啟航器，被啟動的，是作者，也是讀者。每一個讀者，都可以透過閱讀，啟動自我，向各方航程前行，像一片星空燦爛。

這是因為文學的本質，從來都不是為了認祖歸宗，抱團取暖，更不是為了鄙棄他人之顏，杜絕異者之聲，而是為了豐滿想要自由飛行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