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110年1月15日（五）14:00-16:30
地 點：國立臺灣文學館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朱宥勳（小說家、文學評論家）
主持人：蘇碩斌（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與談人：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人文沙龍團隊
本次人文沙龍講座邀請朱宥勳先生談論臺灣文學的機會與命運。朱先生首先談到，根據他的觀察，臺灣文學界自1945年至千禧年間存在著南北分立的情況。如白先勇、朱天心等人，主要文學出版活動集中於臺北，也較為大眾所熟知，往往被泛稱為「臺北文壇」；與之對比，出身於中南部且本土色彩濃厚的作家，則形成以鍾肇政、葉石濤等人為核心的「本土文壇」，此次講座談論的「臺灣文學的機會與命運」，事實上較為側重「本土文壇」。
由於歷史環境因素，「本土文壇」作家多是接受日語教育，但在戰後語言政策的影響下，得仰賴自身努力，重新學習「國語」並進行創作、投稿，其過程之艱辛自不待言，也因為特殊的時代氛圍與教育體制，使得人們對於所謂「本土」多抱持著輕視的態度。近年來，本土的汙名逐漸消退，如坊間不乏以「臺灣本土」元素為訴求的產品，可見人們的接受與注重程度已然提升。此外，中小學國文課本的新變革，首度將白話文比例提升至過半，也為臺灣文學作品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另一方面，當前「新媒體」崛起，使得資訊的產生、流動、衍變，以爆炸性的方式成長，資訊與時間的「碎片化」，致使人們變得無限渴求新內容，並藉由演算法的運用，對不同興趣的使用者提供相應的資訊，這樣分眾時代的來臨，也可能使得臺灣文學的喜好者得以擁有同溫層。朱先生認為，當前社會的演變與趨勢變得難以捉摸，但危機的來臨也可能是轉機，他將藉由自身經驗、觀察和思路，為當前有志於發展臺灣文學的人們提供可反覆利用的思考模式。
文字曾經是人們流通資訊最為強勢的媒介，然而在當前的科技時代，文字的優勢已然消逝，只能從「強勢」的地位轉為其他媒介的「基礎」或「輔助」，如YouTuber在拍攝影片前，可藉由文字撰寫腳本，使影片的架構更為完整、嚴謹。然而這並不意味文字將走入窮途末路，反而將擁有如基礎建設般的無可取代性。但因文字的特性，相較於其他媒介產生內容的成本（如拍攝影片），事實上是極為低廉的，也因此投身「文學業界」的門檻相對不高。而經營「文學業界」大致有三種傳統路徑：一是透過傳統媒體，如報紙的副刊；二是參加文學獎；三則是獲得文化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單位的文學補助，進行創作與出版。至於「文學業界」新型態的機會，可能是運用新媒體或經營自媒體，如YouTube、Podcast等，將文字內容轉化為影音；或者是成為線上課程，提供有興趣的人士學習、觀看；此外，還有各種的募資平臺，可將原有的文字內容轉為商品，如近年頗流行結合文學作品與日曆功能的桌上小物。朱先生強調，平臺只是作為內容的承載管道，因此何種平臺並非重點，重點反而是文學生產的內容應該可以進入任何一種平臺。
文學人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朱先生認為，文學人有「創作者、導覽員、化妝師」三種形式。作為「創作者」，不斷產生新的作品；作為「導覽員」，向大眾介紹文學作品或作家與社會各種事物的連結，如日前辭世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與作家鍾肇政先生曾是淡水中學前後屆的學友，兩人在校住宿，常在眾人就寢時仍在廁所旁就著微弱的燈光繼續讀書。只是李前總統勤於課業，所讀都是課內書籍，鍾先生則鍾情於文學作品，在李前總統眼中反倒有些「不太用功」，兩人日後聚首時還將此事作為笑談。這些鮮為人知的小掌故，可藉由文學人的筆介紹給大眾，使大眾能瞭解文學並非遙不可及，而是真實存在於人們生112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2卷3期．110年6月活的周遭。至於所謂的「化妝師」，並非為特定族群服務，或為權力結構擦脂抹粉，而是透過文學人更加精確、動人的敘事，將自身或他人的智慧重新表述、引介，使更多群眾得以接受、吸收的文字掌握能力。作為從事「文學業界」的朱先生，也分享了自己在2019年的工作型態分析，如文字稿件類的工作約有40篇，演講、對談類的活動有112場，參與會議、受訪及擔任評審有25場，其餘如擔任課本編輯、出版書籍、YouTube頻道等大型專案的工作則有8種。可見從事「文學業界」，並非外界想像整日埋首於桌前勤奮寫作，而是能有更多元的經營與發展模式，向外延展其影響力。
朱先生也分享自己的過往經驗。他認為文學人的優勢就是不必畢業便能投身於相關業界，如在學生時代便可參與文學獎，或參加、規劃文藝營，累積相關的經驗與人脈。不容諱言，當前的創作市場確實非常艱難，然而寫作仍是一切的源頭，藉由相關補助（即前述之文學補助或獎項）支持創作，持續產出並經營自我，是相當重要的。當前的文學市場仍具有能量，只是欠缺導覽或轉譯的中介人，因此其自身也出版過數本文學（主要是小說）的普及書籍，向大眾介紹有關知識。此外，在當前新的媒介、模式的運作環境中，文字或知識的加工、轉化尤為重要，如朱先生曾將出版書籍的內容轉化為線上課程，一門課程就實際範圍可能僅為原書的三分之一，而費用卻可高過原書數倍。對於消費者而言，數位化的內容提供了原書所沒有的附加價值，這些價值也可轉化為「市值」，或說「產值」。文字的產出若視為是一種「商品」，可說是相當初級與低廉，甚至僅是企劃發想（如拍攝一部電影）過程中最初的「原物料」，但在當前媒介轉型的時代氛圍下，文字可透過不同媒介的加值，轉化為多元型態（也可以說是更多元的商品）。當前正是「文學業界」從業者藉由運用媒介擴大影響力的機會，也期許更多有志推動臺灣文學發展的人們一同參與。
與談人邱貴芬教授由研究者的角度分享對於當前臺灣文學的趨勢觀察。邱教授談到各校「臺灣文學系」成立之初，首要面對的辯證命題即是：什麼是臺灣文學？臺灣文學有何傳統？臺灣文學的「經典」有哪些？邱教授認為，並非臺灣有文學作品就該被看見，也並非是少數人認為好的臺灣文學作品就能被看見。重點不在於作品的「數量」，而是作為文學本身的「質量」。隨著教育環境、體系的改變，以及千禧年世代作家的崛起，這些作家普遍曾受過「臺灣文學」作為學科的基礎訓練。邱教授引述詹閔旭教授的說法指出：「這一群作家成長於本土化意識高漲、跨國資本主義與通訊媒介急遽發展的時代氛圍，因而他們的歷史書寫展現出與前一世代截然不同的美學表現和關懷。」千禧年世代作家擁有扎實的學術考據訓練的基礎，也具備跨國、跨文化比較的視野，同時對於歷史書寫的角度感到高度興趣，特別是對於日治時期記憶的關懷，這反應了新世代「臺灣文學」傳統的確立。另一方面，千禧年世代作家普遍具有轉譯與多重媒介的跨界合作能力，也使他們得以與上一個世代的作家具備不同的動能，也更懂得運用不一樣的媒介。這些媒介的跨域結合有一個最重要的中介─網路，千禧年世代作家在網路的熟悉與運用程度，也遠勝過上一個世代的作家。
千禧年世代作家普遍關懷作為臺灣文化記憶的臺灣文學，他們藉由創作確立和一再重述「臺灣文學」的存在意義，使文學能作為臺灣文化的記憶之物。抑或者藉由文學作為召喚群眾記憶的媒介，如2018年出版的《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一書，由12位千禧世代青年作者共筆，有別於歷史學家或研究專著以運用史料鋪排、論述的模式，改以逐年一篇故事的方式，再現文學更貼近常民生活的不同面貌。可以說，「臺灣文學」是敘事的主體，而「故事」則是敘述的方式，透過文學寫作講述「文學」，呈現屬於上一個百年文學的備忘錄，也意味著「臺灣文學」在青年作者的延續和發展下，進入下一個世紀。邱教授也認為，文學可作為觀察文化記憶如何生產的載體，只要有人因閱讀而記得，臺灣文學就存在，臺灣的文化記憶便得以存在。透過文學閱讀而記憶並持續召喚臺灣文化記憶，「臺灣」也就持續存在
・刊載於中正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卷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