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協的誕生‧現代台灣的生日
今年的10月17日，將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週年的日子，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很多人應該都有看到各種紀念活動在進行，跟我年紀差不多或更年輕的，在學校有讀過台灣史的，大概都會對「文協」有一點印象。但「文協」到底有多重要？為什麼有這麼多地方在紀念它？
這樣說吧，如果有朝一日，台灣要有自己的「國慶日」，我認為就應該擺在10月17日。文協成立，幾乎就可以說是「現代台灣的生日」。
「文協」的成立，是從一個學飛的夢想開始的。1920年底，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從日本學成回台，進行了一次「鄉土訪問飛行」。你沒看錯，1920年就已經有第一位飛行員，在台灣進行飛行表演。謝文達的故事，很可以代表日治時期台灣人面對新世界、新事物的氣魄。他少年時，在家鄉觀賞了美國特技飛行員亞瑟‧史密斯的表演，大受震撼，於是立志成為飛行員。數年後，他的「鄉土訪問飛行」轟動全台，那種「台灣人駕馭最新銳科技，翱翔於萬里長空」的意象，像是一顆照明彈打亮了許多台灣人的心靈。
當謝文達到台北飛行表演時，當時頗為活躍的青年才俊蔣渭水為他舉辦了歡迎會。這場歡迎會讓各個學校的學生齊聚一堂——這可是台灣第一個「接受現代教育的知識份子」之世代，他們的匯聚產生了非同小可的化學變化。在這之前，台灣的「知識份子」多半是清領時期遺留下來的仕紳，他們雖然也有一套學問和理想，但畢竟與二十世紀的風潮有段距離；而蔣渭水與他的同代人，則是不折不扣的現代菁英，他們能通外文、接受現代學術訓練，就像謝文達一樣，他們也是駕馭了一套最新思想、能遨遊於世界思潮的人。
謝文達的飛機劃過天際，也劃開了一個新時代。就在這次歡迎會之後，蔣渭水和他的同代人彼此串連，交換意見，終於在隔年，也就是1921年10月17日，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為宗旨，其首要目的，是促使台灣社會現代化。當然，這種「啟迪民智」的計畫背後，同時也蘊含了政治目的——民眾一旦覺醒，擁有更多的知識、更多的思想資源，就會有更多武器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
「文協」的成立，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10月17日的成立大會，就有超過一千人出席。一千人是什麼概念呢？當時全台灣人口只有四百萬左右，僅僅為現在的六分之一。等比例計算，相當於現在要辦個六千人的實體成立大會，而且當時還沒有高鐵、沒有捷運。而在那個連「中學畢業」都已是高知識份子的年代，這一千人卻匯聚了醫師、律師、留學生等各界精英，陣容豪華到不行。
用新玩法改變世界
這群人聚在一起，當然是為了改變台灣。但老實說，只講「改變台灣」，很可能會把他們的格局想得太小了。對他們來說，「台灣」背後的意涵是「世界的台灣」，所以改變台灣，就是改變世界的第一步。同理，身為「台灣人」，當然也是「世界人」的一部分，所以「台灣文化」的進步，也是為「世界文化」之進步貢獻心力。這種氣魄，不是被國民政府的戒嚴體制摧殘得懨懨一息、並且被格局狹小的中國民族主義匡限了思維的後代可以想像的。
就在「文協」成立的一個多月後，蔣渭水發表了名篇〈臨床講義〉。他把「台灣」當成病人，為它撰寫了一份病歷。他認為台灣之病，在於「智識的營養不良」，而療救之法，是「正規學校教育最大量、補習教育最大量、幼稚園最大量、圖書館最大量、讀報社最大量」。這是「文化協會」強調「文化」的一面，並不令人意外。但有趣的是，在這份病歷的「職業」欄，蔣渭水寫上的是：
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
世界和平。第一關。守衛。你還是沒有看錯，這是1921年的台灣知識份子，對台灣的定位。這是台灣人曾有，而大多數人已不記得的氣魄。這種氣魄，貫穿了整個日治時期，讓飽受壓迫的殖民時代，弔詭地也成為台灣人立大志的時代。在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裡，我們會看到一堆志氣昂揚的角色，喜歡唱歌的就立志成為世界一流的聲樂家，研究學術的就立志改造世界經濟體系。跟他們比起來，戒嚴時期的「炎黃子孫、東亞稱雄」是多麽寒酸又偏狹的願望。多年以後，小說家郭松棻也寫了〈雪盲〉，故事裡的長輩追憶日治時代，也從一場飛行講到世界和平：
薩爾牟遜式的『高雄號』飛入雲端。萬里長虹。台灣人的抱負。意志升上去了。飛越在殖民地的上空。從高空鳥瞰，據說漢民族的土地鬱潝蒼翠。氣運沸沸。十幾年的威爾遜主義在這裡長出了苗芽。
威爾遜主義是什麼？就是主張弱小民族也能自決，主張國際之間不以強權決高低，而有真正的平等與和平。台灣人躬逢其盛，並不自外於世界，也並不覺得自居於世界一份子，是什麼需要害羞心虛的認知。
郭松棻所描寫的這場飛行不是謝文達，而是1930年代另一位臺灣飛行員楊清溪。楊清溪駕駛的是「高雄號」，謝文達最有名的座機則是「台北號」。從「台北號」到「高雄號」，綿延數十年不變的，是台灣人飛上雲端、改變世界的意志。
如何改變世界呢？「文協」可以說是開闢、引介了「新政治」的第一代。他們脫離了前輩遺老以「科舉」入世的想像，也放下了日治初期以武裝抗爭的路線，轉而以殖民者之矛攻殖民者之盾。殖民者不是說自己帶來了文明嗎？那我們就學習更先進的歐美文明知識，回頭要求殖民者撤除野蠻的殖民枷鎖。於是，他們在1920年代，開啟了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一系列抗爭手段：集會、遊行、請願、演講、辦刊物……其中最長期推動的，就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文協主張設立「台灣議會」，批判總督府獨攬「行政權」和「立法權」，有違日本本身的憲政體制。行政與立法分立，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架構，也是現在的我們非常習慣的政治日常。但這個立法委員可以質詢行政官員，地方議員可以質詢縣市首長的畫面，卻是「文協」諸君從一百年前開始爭取的。更有趣的是，由於「文協」成員有許多留日學生，知己知彼，因此抓住了「總督府獨攬行政權與立法權，是違反了日本憲政精神」這個矛盾，向日本的中央政府爭取「台灣議會」，因此獲得許多日本知識份子的同情。
就在1923年，蔣渭水等人到東京發動第二次請願運動。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又華麗出場了：他駕駛座機「台北號」迴旋於東京上空，撒下數十萬張空飄傳單，上面寫著「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等宣傳文字，轟動日本，一時攻佔各大媒體。現代選戰裡，常把文宣戰形容為「空戰」，文協的文宣戰是真的飛在天空上的，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從上面這些事件和舉措，我們可以發現，文協的人們不只有著改變世界的新夢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了追求夢想的全新手段。開飛機發傳單當然是新手段，但更深層的是「以媒體造勢，撼動政治」的新玩法。生活在當代民主政治裡的我們會輕易發現，他們正是第一個學會「作秀」的世代，只是他們的秀高級多也有質感多了。
同理，當我們從史料裡看到文協辦《台灣民報》的時候，也別忘記，那是1920年代，報紙在那個時候是不折不扣的「新媒體」，其新穎程度可是遠超過現下的我們去經營一個youtube頻道或IG帳號（抱歉FB，你已經不新了）——他們那時候可沒有這種現成的大平台可以運用。除此之外，他們還在台灣各地舉辦演講會，講解各種新知，宣傳政治理念；他們組成了「美台團」，從東京買了放映機和幾十卷影片，全台放電影給民眾看，配合「辨士」的講解，成為生動的社會教育課程；他們開辦了「夏季學校」，也就是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夏令營」，招收有興趣的民眾前來進修，營隊地點就辦在霧峰林獻堂自家宅院裡。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光是實體活動的部分，文協每年就能觸及數以萬計、甚至上看十萬人次的參與者。
再提醒一次，那時候台灣人口只有四百萬，而且沒有網路可以宣傳活動。等比例乘以六，這是當代幾乎所有倡議活動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數字……
新與舊的銜接
不過，就像所有走在時代尖端的人們一樣，新事物剛進入一個社會時，總是要經歷一段磨合。最厲害的人，不只能夠掌握最新技術，還能將新技術嫁接到社會舊有的、運行順暢的系統上。就像唐鳳的簡訊實名制，竟然將系統建立在「古老的」手機簡訊之上，出乎所有人意料，卻又滑順得無可挑剔。
「文協」的銳意求新，也遇到了不少困難。比如說，「文協」最核心的「媒體產品」是《台灣民報》，他們在書寫文字及普及推廣上就遭遇了難題。大家在歷史課本和國文課本上，應該多少都聽過中國推行過「白話文運動」，把書寫文字從文言文換成白話文，降低文字難度之後，才能方便知識的普及推廣。
台灣在1920年代也有一波類似的運動，史稱「新舊文學論戰」。這場論戰的主要陣地，就發生在《台灣民報》上。然而，比起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台灣人在選擇書寫文字時，卻另有一番中國所無的困擾和考量——因為中國並沒有被日本殖民。在中國，當他們選擇使用白話文，官方就可以修改教育體系，利用國家力量來推廣白話文。但在台灣，除非你臣服於日本人，使用日文來書寫，否則殖民者不可能幫你推行漢文白話文。而「文協」諸君基於對日本人的對抗意識，以及對漢文文化的認同，從一開始就否定了日文書寫，決定以中國白話文為基礎，融合台語的詞彙、語法，以及日語的詞彙、語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殖民地漢文」。
這種「殖民地漢文」，可以視為台灣版的「白話文」。如果你覺得很難想像它的樣貌，只要回想國文課本裡賴和的文字風格，就會明白了。但「殖民地漢文」的尷尬是，它雖然確實比文言文簡單，但在沒有國家機器的支援下，它的普及度還是拉不上來。在大多數台灣民眾只會台語的情況下，又往往難以讀懂文章裡面的中國白話文詞彙、語法。1930年的作家黃石輝就曾經舉一個例子，當中國白話文要說「再見」的時候，會寫成「再會」；但依照當時台灣人的習慣，「再見」會寫成「恁請」。這兩種say goodbye的方式，已經不只是詞彙差異了，是連根本的文化思維都不一樣——中國人的說法是期許「下次能再見」，台灣人的說法是尊敬地「您慢走」（類似於現代台語的「順行」），兩者都很友善很有禮貌，但卻呈現了不同的方向。
而當《台灣民報》以「殖民地漢文」來書寫時，就要面對「新媒介」（報刊文字）與「舊系統」（讀者的閱聽習慣）的銜接問題。當你採納了大量的中國白話文詞彙、語法，讀者卻只懂台語時，要如何能讓讀者讀懂？你開了個youtube頻道，那也得要大家都有手機電腦能上網，才能看得到啊。對此，「文協」想出了非常有創意的解法，就是「讀報」。前面說過，當時「文協」到處演講、放電影、辦營隊，引起了非常大的熱潮，既然如此，那只要將報紙的內容，轉成「有聲朗讀」形式，不就同樣能吸引大家來聽了嗎？於是，《台灣民報》在各地設立讀報點，在報紙出刊之後，派人往講台上一站，開始用台語朗讀——其實是半口譯半朗讀，畢竟有很多中國白話文的詞彙要翻譯——，讀報點旁邊就會擠滿來此「聽新聞」的群眾。透過這種「次級傳播」的方式，《台灣民報》就完成了新媒介與舊系統的銜接。現在，如果你到台南的「台灣文學館」看常設展，裡面就有一個裝置，是在重演當時的「讀報」活動。
而不只是民眾需要銜接，「文協」諸君自己，也往往是夾在新舊之間的人物，也需要精神上的調適。雖然從表面上的學歷來看，他們個個都是醫生律師這類現代菁英，但別忘了，台灣在1895年以前都還是清領時期，這些新人物小時候往往也都讀過私塾，甚至本身就出自仕紳之家。比如「文協」最大的金主霧峰林家，其骨幹林獻堂、林癡仙、林幼春都是精熟古典文學的文人，後兩人更是台灣古典詩人當中的頂尖名家。而他們所組建的古典詩社「櫟社」，更是當時三百多個詩社裡面，被視為「台灣三大詩社」的一流團體。
因此，如果我們只注意到文協「新潮」的一面，往往就會忽略他們也有非常「古典」的面向。霧峰林家贊助了各式各樣的新文化活動，多到我常常跟學生開玩笑說，如果你看到一個不認識的日治時期新文學刊物，先猜金主是霧峰林家，七八成會矇對。但同一時間，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對古典文學的愛好，一樣參與詩社、以詩歌酬酢唱和。1927年，林獻堂開始了台灣人第一次的環球旅行，聽起來新潮得不得了；但他記述這次旅行的《環球遊記》，卻是以文言文寫成的。這樣的新舊合一，才是文協諸君完整的樣貌。
有趣的是，許多台灣「新文學」的名家，本身能寫小說、能寫新詩，但古典詩的功夫卻也沒有擱下。甚至，「新文學」和「舊文學」在他們身上，慢慢演變出一種「文類分工」——當他們想寫面向大眾的，宣傳理念的文字時，他們就寫「新文學」；當他們靜下心來，面對自己，與自己對話時，他們就寫「舊文學」。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大家課本裡都讀過的賴和，他的小說〈一桿「稱仔」〉、〈不如意的過年〉、〈惹事〉；他的新詩〈覺悟下的犧牲〉等，都是新文學史上的名篇，展現了對日本殖民者強烈的諷刺和批判。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的是，他也寫得一手好古典詩。比如賴和某次被日本人逮捕釋放後，寫了一首〈出獄歸家〉：
莽莽乾坤舉目非，此生拼與世相違。
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
翻成白話來說，賴和的意思是：我這輩子都在對抗社會，結果被逮捕釋放之後，竟然瞬間成為英雄，大家都像是看明星一樣在看我。現在是怎樣？賴和問號臉。從當代的視角來看，我們很可以理解發生了什麼事：你被強權打壓之後，政治資本上升、知名度暴漲，這是很合理的媒體現象。但對於賴和那一代人來說，這種「副作用」也是「新政治」、「新媒介」所產生的「新現象」（清領時代的人被關之後，可不會有這種待遇），他自然覺得非常不適應。
但要注意的是，這首詩的角度是有點嘲諷的，小小地諷刺了那些來看熱鬧的群眾。作為一名社會運動者，賴和當然不會白目到在這種民氣暴漲的時刻，去公開酸那些來看他的群眾，這正是借力使力的最佳時機。所以，賴和沒有在自己任何一篇「新文學」的作品裡寫到這件事——他把它寫到了跟自己對話的「舊文學」裡了。
歷史的魔術數字
在一百年後，回頭看看文協的那個時代，我們或許會有一種微妙的感覺：我們正在面對的時代，跟那個時候好像……有點像？
1920年代的文協諸君，以「世界」為胸懷，相信台灣人是世界人；而2020年代的我們，意外發現在全世界疫情橫掃的狀況下，台灣不但成為防疫模範生，甚至有餘力幫助其他國家，促成「善的循環」。
1920年代的文協諸君，一面引入新技術，一面嫁接舊系統，試著改造台灣社會；而2020年代的我們，以「天才IT大臣」為首的一批優秀人才，連結了各式各樣的網路技術，持續為台灣社會找到解決方案。
1920年代的文協諸君打造「新文化」，同時也護守自身的認同，並沒有丟掉自己的文化傳統；而2020年代的我們，在文學、影視、遊戲、漫畫等類型的創作者，也不斷回頭挖掘台灣自己的本土元素與文化傳統，以之激發新作品的靈感。
1920年代，蔣渭水說台灣是「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2020年代，我們在美中衝突的前線。
1920年代，文協諸君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2020年代，「台灣人」的認同來到史上新高，本土意識益發強固。
波折險阻的一百年過去了，本來很多事情應該要改變的，但台灣卻奇蹟似地，重新接上了一百年前的線索，彷彿這中間的波浪並不影響我們重新開始，把所有該做的事情做下去。那些在「文協」時代，就已經夢想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像？
我猜，這是歷史的魔術數字。
1895年，日本殖民台灣，開啟了現代與剝削並陳的時代。三十年後的1920年代，第一代在現代教育底下成長的青年，終於成為社會中堅，開創了「文協」的時代。
1945年，國民黨統治台灣，又開啟了另一波禁錮的年代。三十年後的1970年代，第一代在戰後成長的青年，終於成為社會中堅，開創了「鄉土文學」、「回歸現實」風起雲湧的年代。
1987年，解嚴。三十年後的2020年代，第一代在民主自由空氣裡成長的青年，終於成為社會中堅……
是巧合嗎？也許是。但就算是巧合，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值得信仰的巧合。它不只可以拿來解釋過去，更可以拿來提醒未來——我們此刻所有重大的決定，都將在三十年後看到結果。就算一時之間，我們的努力好像沒有改變什麼，我們也永遠可以期待歷史的魔術數字。
當然，如果要談到對數字的迷信，對於台灣人來說，我還是最推薦大家迷信這個足以堪當「現代台灣之生日」的魔術數字。
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