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
這是台灣小說家郭松棻，於1985年發表的〈雪盲〉這篇小說當中，一位日本教授的對白。〈雪盲〉描述了一位台灣人赴美留學之後，滯留而不得歸鄉。小說沒有明講，但對照背景，讀者可以看得出來是因為被「黑名單」放逐之故。而這位不能回台灣的台灣人，就日復一日地在一座專門訓練拉斯維加斯賭場警衛的學校裡，教那裡的學生中文。
賭場警衛需要的不過是普通的中文對話，但這位熱愛魯迅的台灣教授，卻不合時宜地教他們誦讀魯迅的〈孔乙己〉。與他同事的、同樣不得志的一位日本教授，每每在台灣教授想家時，就會這樣勸他留下：「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
這是一個極為諷刺的場景：一群中文字都不認識幾個洋人大個兒，在沙漠的學校裡顛簸地朗誦他們根本不需要的魯迅；而真正熱愛魯迅的台灣教授，卻連同〈孔乙己〉一同被放逐到太平洋的另一邊來。
我大學初讀這段情節時非常困惑：怎麼會說「教不了你的魯迅」呢？我明明在高中國文課本就讀過，全台灣高中生都要讀的呀。而且，國文課本不偏不倚，選的正巧就是〈孔乙己〉。直到上了研究所，對台灣文學史有比較清楚的理解之後，才明白魯迅的小說，在過去一百年的台灣，經歷了多麼複雜的引介、傳承、禁制與解放之波折。
1.
魯迅小說與台灣文學的因緣糾葛，要從日治時期開始說起。1920年代，台灣開啟了一波「新文學運動」的浪潮。新世代的知識份子從中國、日本的文學運動中汲取養分，也開始了批判古典文學、建立現代文學的運動，相當於是台灣版本的「白話文運動」。這波運動最早的陣地，就是在1923年創刊的《台灣民報》上。在這份刊物上，赴北京留學的台灣作家張我軍吹響了「新舊文學論戰」的號角。從1925年1月開始，張我軍發表了一系列強烈抨擊古典文學的論述，逐漸為「台灣新文學」的建立奠下基礎。
然而，就在張我軍以戰神之姿聲討古典文學、主張建立新文學的同一年，他也開始在《台灣民報》上，把魯迅引介到台灣。這兩件事，其實都服膺了同一目標——既然要建立新的文學，那不僅要有論述，也要有創作；而如果要有創作，則必從學習、模仿開始。《台灣民報》顯然以魯迅為重點的學習、模仿對象。光是在1925年這一年中，《台灣民報》所發行的45期刊物裡，就有11期刊載了魯迅的文章。這些文章不乏魯迅經典的小說名作，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故鄉〉、〈鴨的喜劇〉等。這些篇章，都是你可以在本書第一編的《吶喊》中找到的。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是在1922年出版《吶喊》的，考慮到當時的資訊傳播速度，《台灣民報》能在兩年之內就引介魯迅，手腳是很快的。
當然，我並不是要主張魯迅單獨影響了台灣新文學；事實上《台灣民報》引介的作家並不止於中國，而中國作家中也還引介了冰心、胡適、郭沫若等人。不過，魯迅的小說確實深刻影響了台灣小說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台灣新文學的第一位名家賴和。賴和與魯迅在背景上相像（都是醫生），在中國、台灣兩地的文學地位相若（都是開山祖師級的人物），思想與立場也類似（批判性強、主張改革舊社會的左翼知識份子），在我閱讀的感受中也很像——他們都是那種「同時代人都還不知道小說是什麼、摸索著亂寫」的時候，就寫出功架嚴整、至今讀來仍不過時之作品的，毫無疑問的「小說家」。
關於賴和如何受到魯迅之影響，甚至被類比為「台灣的魯迅」，前人已有許多說法，我就不再一一贅述。但我想提兩個細節，或可幫助讀者建立「魯迅-賴和」這兩位作家連結之印象。第一是作品外部的脈絡：前文說過，1925年起，《台灣民報》大量引介了魯迅的作品；而就在隔年的1926年，賴和寫下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鬥鬧熱〉，以及同樣被選進高中國文課本的〈一桿『稱仔』〉。
第二則是作品內部的相似性了。在本書第一編收錄了魯迅為《吶喊》這本小說集所寫的〈自序〉。〈自序〉中最有名的段落，就是「鐵屋」這個意象了：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 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我認為第一段文字是理解魯迅的一把鑰匙。一般人從高中國文課本裡接觸到的魯迅，是一名批判性強、勇猛改革的作家。但正如這段「鐵屋」所隱喻的，魯迅對於改革之能夠成功，基本上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他根本就覺得中國是一座打不穿的鐵屋，所有人都只能漸漸窒息而死。
只要抓住這個概念，我們幾乎就能理解他大多數小說裡面的陰鬱與絕望。那是一種知識份子獨有的無力感：因為知識，你知道社會應該往哪個方向前進。但知識份子再怎麼樣都只是一個人，無法逆轉沉重的社會結構，終究只能眼睜睜看著整個社會沉淪。所以就算〈孔乙己〉的小孩同情孔乙己，孔乙己還是會死；〈阿Q正傳〉一方面同情鄉下人，一方面又以尖酸刻薄的風格描寫鄉下人無從啟蒙的無知；〈祝福〉裡的敘事者對祥林嫂從同情到厭煩，是因為祥林嫂提醒了敘事者，自己根本無力扭轉悲劇；而〈藥〉則寫得更加淒絕，革命黨人試圖拯救迷信的人民，最終卻因此斷頭，血還被迷信的人民蘸了饅頭，當補藥吞下去。
不過，魯迅並沒有停在純粹的絕望。在後面兩段，朋友反駁他的絕望，用一種不可知的希望來說服魯迅。魯迅的回應非常精微：他還是不抱有任何希望（我自有我的確信），但既然朋友願意抱著希望拚，那我就捨命陪君子吧。因此，「鐵屋」段落闡明了魯迅政治思想的複雜層次：既不是完全絕望，也不是完全樂觀——而是在明知絕望的情況下，假作樂觀姑且一試吧。
由魯迅的作品回頭印證賴和的小說，我們會讀到驚人的相似。我們會在〈不如意的過年〉裡面找到尖酸刻薄，在〈蛇先生〉裡找到無從啟蒙的無知，在〈惹事〉和〈赴會〉裡面讀到青年知識份子力求改革社會，但社會冷酷以對。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知識只保證你知，而不保證你能行。同樣作為社會改革先鋒的賴和，其底蘊也有和魯迅一樣的「明知絕望，假作樂觀」的陰鬱色彩。在賴和未完成的遺稿〈阿四〉中，他描寫了一名知識份子要對群眾演講前的複雜心情，簡直與魯迅的「鐵屋」是異地孿生：
阿四看這種狀況，心裡真不能自安，他想大眾這樣崇仰著信賴著期待著，要是不能使他們實際上得點幸福，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準會使他們失望，結果只有加添他們的悲哀，這不是轉成罪過？所以他這晚立在講台上，靜肅的會場，只看見萬頭仰向，個個的眼裡皆射出熱烈希望的視線，集注在他的臉上，使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把著歡喜的心情給他們做歸遺家人的贈品。
賴和所說的：「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和魯迅所說的：「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不正是同一件事？而兩人的結論也驚人地相似，魯迅說「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賴和則是「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
如此強烈的內在連結，除了證明作家之間影響的痕跡之外，也或是因為他們面對了很類似的處境吧。不只他們，往後每一個世代的社會運動者，都將被同樣的心境拷打著。
2.
時間推進到國民政府時期。這是魯迅小說在台灣傳播最受打壓的時期。
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1946年，有兩位與魯迅淵源甚深的中國文人來到台灣，一是許壽裳，一是臺靜農。許壽裳早年曾在東京留學，結識了兩名至交，一名就是魯迅，另一名則是後來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許壽裳之所以來到台灣，就是應陳儀的邀請，來「台灣省編譯館」任職。臺靜農則是魯迅的學生，不但在學問上親炙魯迅，更寫出了深受魯迅影響的《地之子》、《建塔者》兩本小說集。臺靜農也在1946年被許壽裳邀來台灣。他們一個牽一個，兩人後來都轉任台大中文系的教授，許壽裳成為台大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台大中文系是當時台灣最高的文學學術單位，而它的三名正教授中，就有許、臺兩位與魯迅淵源極深者。由此來看，就算魯迅的作品在台灣不是「風行草偃」，也起碼不可能受到壓制吧？但事情的發展正好相反。由於國共內戰越來越熾烈，國民黨對左派文人的猜疑日漸嚴重，魯迅便成為國民黨亟欲打壓的敵營作家。
1948年，許壽裳在自己的家中被殺。江湖盛傳，就是因為許壽裳與魯迅過於親厚，所以被國民黨派人暗殺了。
同年，臺靜農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主掌該系二十年。無論許壽裳是不是被國民黨暗殺的，這一事件和後續的政治紛擾，顯然給了臺靜農很大的打擊。臺靜農不再寫作，縱情於書法與酒杯之中。他從一個頗富潛力、有望傳承魯迅的鄉土派作家，成為一個「開創中文系教授必得飲酒之傳統」的學者。我就曾聽一位前輩學者冷嗤：臺靜農沉湎於酒，是為了避禍；後面某些教授，不過是邯鄲學步而已。
時代變了。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雖然也鎮壓左派，但尚能勉強允許魯迅的小說傳播。到了國府時期，這一點空間也完全消失了。1949年，國民黨敗退來台，開始反省何以在國共內戰如此挫敗時，其中一個說法就是：1930年代以降的作家幾乎都左傾，所以在宣傳戰上一敗塗地。因此，國民黨構思的解決方案，就是推行「反共文學」以對抗。既然文學要反共，則過往左傾的作家自然通通都不能讀了，於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累積的大批作品一夕成為禁書。魯迅自然是禁中之禁：他可是頭號戰犯。
有趣的是，從國民黨極力封殺魯迅的說詞來看，反而證明了魯迅的小說魅力無遠弗屆，讓黨國作家頭痛不已。忠於黨國的作家蘇雪林就曾說道：
臺灣文壇十餘年來尚能保持清淨，即因魯迅偶像尚未能進來之故。但共匪對於他這一劑多年鍊製成功的萬靈萬應的赤化丹，念念不忘，總想強迫我們吞服。[......]魯迅偶像一入臺灣，我敢保證：半年內文風丕變，一二年內，全臺的知識階級的心靈，均將屈服在共產主義之下。
蘇雪林說得聲色俱厲，但卻意外透露了黨國文人的心虛：這段話豈不是在說，他們自知沒有任何站在國民黨一邊的作家，能寫出與魯迅小說之魅力相抗衡的作品？
事實上，擁護「反共文學」的黨國作家，也難以繞過魯迅所立下的小說標桿。「反共文學」佳作不多，其中比較優秀的作品，有一部是陳紀瀅的《荻村傳》。陳紀瀅來頭不小，不但是官方文學組織「中國文藝協會」的實質領袖，同時也是立法委員，在1950年代的文壇舉足輕重，黨國關係良好。然而即便是這麼根正苗藍的作家，其《荻村傳》的寫法也顯然師法魯迅的〈阿Q正傳〉——《荻村傳》描寫鄉土小人物「傻常順兒」的一生，〈阿Q正傳〉描寫鄉土小人物「阿Q」的一生，手法猶如對鏡。
更諷刺的是，在《荻村傳》的序言裡，陳紀瀅也承認「傻常順兒」的靈感來自「阿Q」。以其根正苗藍的程度，這麼說當不至於惹上什麼麻煩；他會在序言中坦然說出，也或許是有在創作上一較高下、超越前作的志氣吧。《荻村傳》確實寫得不錯，足堪成為「反共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之所以有這樣的水準，我認為是因為：《荻村傳》其實就是學了八成像的〈阿Q正傳〉；反共文學的高標成就，終究還是必須模仿他們最害怕的魯迅，才得以觸及。
3.
整個戒嚴時代，魯迅的小說都在政府的禁書名單之中。然而，他的小說仍然在一批精英的知識份子之中少量流傳。不管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讀過魯迅的知識份子並未全部凋零。他們只是被噤聲，但文學的記憶沒有抹除；被好小說撼動的感覺，是難以忘懷的。透過舊書攤和文人之間的暗地傳抄，魯迅的小說還是成為數個世代作家的基本教養。
而在戰後小說之中，最鮮明繼承魯迅精神的，當屬陳映真。根據陳映真的自述，他在年幼時閱讀了父親藏書中的《吶喊》，從而啟蒙了他的文學創作（以及政治認同）。陳映真的小說從最粗淺到最深微的層次，都可以看出魯迅的遺痕。如果你讀完本書，再去讀陳映真1960年代的第一批作品，一定會注意到無所不在的「以『罷』代替『吧』」之用法。一個句末助詞無關小說宏旨，只是極為粗淺的雷同，但連這種語氣的習癖都要模仿，陳映真的「入戲」之深可以想像。
陳映真小說的兩大關鍵字，或可歸納為「憂悒」與「罪咎」。憂悒者，總是心情陰鬱，不知如何面對這個世界；罪咎者，總是自傷乃至自毀，覺得己身一落地就背負了不可挽回的原罪。由此，瀰漫在陳映真小說中的「知識份子知而不能行」的絕望感，便與魯迅的「鐵屋」極為類似了，差別的不過是時代背景——陳映真的絕望來自戒嚴，魯迅的絕望來自愚騃到救不起來的廣大同胞——和作家的個人氣質。
陳映真的成名作〈麵攤〉就隱現了這種絕望，從主題、腔調、結構到象徵手法，都有魯迅的氣息。而後〈故鄉〉不但與魯迅的〈故鄉〉同名，連情節結構都類似：青年離家多時，回到家鄉，震驚於家鄉的閉塞與腐敗，爾後又束手無策地逃離。（說得快一點，我甚至隱隱覺得，這種精神結構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鄉土文學作家；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浪潮，某種意義上都是「青年返鄉」的懺悔之旅）到了〈我的弟弟康雄〉，更是構造出極端憤世、不斷放大罪疚感的角色，為後來的高峰之作〈山路〉埋下伏筆。雖然情節毫不相干，但陳映真小說裡喃喃內疚的角色，總是令我想起魯迅的〈祝福〉和〈傷逝〉。
作為讀者，我們看到的其實是小說家自我鞭笞的現場：是的，我有罪，因為我面對人間的苦難而不曾施以援手......
陳映真對魯迅的私淑，在戒嚴時期是不能明言的。然而陳映真和魯迅所共感的「知識份子知而不能行」的痛苦，終於催使陳映真投入了政治活動——他和一群朋友組成讀書會，偷讀左派禁書，甚至策劃了小型的反抗運動。1968年，陳映真就因為這些政治活動而被逮捕入獄，他所牽涉的「民主台灣聯盟案」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大的白色恐怖案件。
而差不多就在這段時期，有一名與他年齡相仿的青年郭松棻到美國留學了。郭松棻這時候還沒有全心投入寫作，在美國期間，他更是被捲入「保釣運動」，成為運動的中堅份子，而沒有在文壇上活躍。也因為參加保釣運動，郭松棻被列入「黑名單」，永久滯留在美國，不能回到他日思夜夢的故鄉大稻埕。到了1980年代，經歷了政治風雨，同時對兩岸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失望的郭松棻提筆寫作，很快就寫出了震驚文壇的經典名作〈月印〉。
郭松棻涉獵淵博，我們不太可能用「魯迅的影響」來含括他的寫作。然而，〈月印〉對「左派何以殞落」的思考與哀悼，應可讀作對魯迅精神的批判性繼承。小說裡沒有明白出現魯迅，卻有一群「來自大陸的左派」；而當病弱的「台灣」「知識份子」在他們的激勵下重新振作之時，等在前面的卻是白色恐怖的殺身之禍。
此處，我們就接回了本文一開頭所引述的〈雪盲〉。「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就是郭松棻在上述背景下，所寫出的自嘲自傷之言。魯迅對〈雪盲〉的影響，是只要搜尋文內關鍵字就能發現的程度。在故事裡，台灣少年從敬愛的小學校長手中，獲贈了一本「台灣總督府監印」的《魯迅文集》。小學校長是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在戰後對本省人普遍的打壓下鬱鬱不得志；少年從校長手中接過的不僅僅是一本舊書，也是一個世代的父兄的左派理想，及其殞落。但少年接過這份傳承又如何呢？當他深深體會了父兄的理想，也成為耽讀魯迅的左派時，最終也只能（被）放逐到美國的沙漠學校裡，教一群賭場警衛中文。
因此，〈雪盲〉的小說進行中，不斷穿插〈孔乙己〉的片段，也就把魯迅創造的這個經典人物做成了鮮明的象徵：孔乙己是舊時代的落拓知識份子，映照了在威權體制下，「知而不能行」的校長與少年；孔乙己被打斷了腿，在地上爬行的形象，正是台灣戰後「被打殘」的知識份子。郭松棻跟陳映真一樣移植了魯迅的脈絡，橋接到台灣戰後的處境裡。
絕望的理由或許各不相同，陰鬱難解的困結卻百年如一。
4.
1999年，台灣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審有了重大改革：從「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的「統編本」，改為開放民間廠商自編、送交國立編譯館審定的「審定本」。
而魯迅的〈孔乙己〉，也就在1999年之後，首度進入高中國文課本。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國立編譯館」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自然必須服從反共教條，完全不可能有收錄魯迅的空間（做為對照，它很早就開始協助黨國文人余光中的正典化）。然而，歷史本來有其他的可能性——這個「國立編譯館」，其實就是當年許壽裳任職的「台灣省編譯館」。如果許壽裳沒有被暗殺，作為台灣省編譯館館長、作為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並且罕見地珍惜本省人才、沒有任意歧視的他，也許有機會更強力的引介魯迅，將之與日治時期《台灣民報》以降的新文學傳統結合起來吧？
在那個平行時空裡，讀魯迅的作家不會入獄，讀魯迅的作家也不會被放逐到美國......
那時也許會像現在：一代代學生讀著〈孔乙己〉，並不去深究它後面的象徵，以及牽連下來的文學史波折。在他們眼中，這是一個頗為滑稽的角色，他們喜歡模仿他說：「讀書人的事，能算偷嗎？」然後笑成一團，就像一個渾然天成的迷因素材。不，別誤會，我一點也沒有責怪他們的意思，我覺得這樣很好。這代表魯迅的小說確實優秀，能在他們六年的中學生涯裡，留下罕見的鮮明印記。他們也許有些人，會在多年之後豁然貫通「斷腿」之痛，連帶感受到「鐵屋」的牢固；而也許有些人永遠不會懂，那沒有關係。那或許代表，他們有足夠幸福的人生，無需理解這一切。
魯迅一定也不希望他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切現象，在一百年後仍「歷久彌新」的；雖然他始終明白希望衹是希望，如果世界真還就是一個鐵屋，那也只能報之以一抹犬儒的微笑了吧。
（收錄於好優文化出版之《魯迅小說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