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2015年，發表於《人本教育札記》上的專欄文章。本專欄系列一共有五篇，隨後獲得當年度金鼎獎「最佳專欄」獎項。
如果我說出一個作家的名字，然後跟你說這人一輩子都很窮——光憑這樣的線索，你猜得出這位作家的個性嗎？
要是他曾經入選過國文課本的話，這題就簡單多了：不管怎樣，先猜「安貧樂道」就對了。從陶淵明開始，國文課本裡面的作家多半都窮，而窮人作家沒一個在乎錢，也沒一個會抱怨自己生活辛苦的，彷彿只要吃土就能維生。這其實是中國文學中「詩，窮而後工」被意識形態化的後果。起先，「詩，窮而後工」只是一個文學史觀察，因為學者發現遭遇困厄的文人，會由於心境上的劇烈轉變，而使他的作品達到其所未有的深度。然而，這句話說多了，卻反過來以其歪斜的邏輯，規範了「作家」的形象，彷彿作家不窮，詩就不會工。所以，一個好作家必然是窮的，而且還要安於窮。它試圖將「作家」塑造成一種和「物質」對立的生物，刻意忽視了作家提筆寫字也是需要消耗熱量的。
於是，在文學史和國文課本的書寫中，膽敢抱怨的作家自然被視為比較次等的，或者整個人被忽略、排除，或者把相關的文字評價為不重要的作品而擱置；經過史家淘選留下來的，就全部都是安貧樂道、曠達而知命的複製人形象，形成一個自我循環。但「安貧樂道」這四個字本身還是稍微露了點餡——如果真的「安」「樂」，那這些人為什麼還要寫作？「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韓愈不是這樣解釋文學創作的衝動嗎？既然「安」「樂」，還有「不得其平」的，可以「鳴」出這是傳世作品？
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作家也是人，肚子餓的時候也是會該的。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台灣文學史上前幾窮的作家鍾理和。鍾理和才華洋溢，但命運多舛。日本時代因為家人反對他娶同姓氏的妻子遠赴日本佔領下的北京結婚、工作，日本投降後，又因為中國接受官員分不清楚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概迫害，而被迫偷渡回到高雄，住在美濃的山區。鍾理和有嚴重的肺病，動過手術之後，有幾根肋骨始終沒有接回來，稍微活動就氣喘吁吁、搬個桌椅就會開始吐血。若要論生活的窘境，古今中外的作家大概也很少到這個地步的。他的問題已經不是「寫作無法養活自己」了，而是「什麼工作也做不了，只好寫作看看能不能賺點錢」了。在這樣的苦楚裡，他寫下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代表作《笠山農場》；如果配合上述的脈絡來讀這篇小說，你大概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很多人說他是「聖者」，因為他竟然可以在這樣的狀態中，寫下悠緩、優美、無一絲火氣的田園敘事。
不過，國文課本不可能選錄那麼長的小說，於是選了一篇〈我的書齋〉。從這篇散文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窮得連間書房都沒有，他自述：「我的書桌是一塊長不及尺、寬約七寸的木板，一端手托著，另一端則架在藤椅的扶手下。」然後坐在院子裡，追著陽光寫作（你可以想像，他甚至沒有辦法常常點燈）。而他是這樣描述自己這根本不成其書房的「書齋」的：「你的書齋也許是明窗淨几，雕金飾玉，也許案頭有一盆古梅，壁間懸有名人的書畫，但比起我面前壯大的山河，深邃悠遠的藍天，阡陌橫斜的田野，就顯得那麼渺小寒酸，俗不可耐。你的書齋也許華貴，而我的則簡樸，但我不愛你的華貴而愛我的簡樸。」
很不錯吧？又一個安貧樂道的好作家。
很有趣的是，在1958年，鍾理和寫給好朋友鍾肇政的信件裡，有一封也聊到了鍾理和的「書齋」。這麼強烈的關聯性，簡直就是教師手冊裡面一定要附上的補充教材，對吧？很可惜，並沒有，大部份的老師並不知道這封信的存在，當然也就不可能告訴學生。大概是因為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的生活中嗅不出一點文藝的氣息：它是平凡、庸俗、零碎，充滿了憂愁、艱難、疾病和苦悶。我個人在這裡獨往獨來，不為人理解和接受，沒有朋友、刊物、文會……。我常常會忽然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說來也許你不會相信，我不但沒有工作房──書房，也沒有寫字檯。我寫東西幾乎是打游擊的。紙，一支鋼筆，一塊六吋寬一尺長的木板，這是我全部的工具；外加一隻藤椅，一堆樹蔭。我就這樣寫了我那些長短篇和《笠山農場》。我早就懷有要給自己作一間書房的心思，但生活迄不讓我的算盤按自己的方式打。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還需利用那塊木板來寫我的東西。
讀了這些報告，我想你就會明白如何我不能經常有作品獻出來了。當然，我的意思不是指木板──它已給我完成了不少東西，對此我應該滿意──而是指迫使我一直不能不用木板寫字的最根本的東西──生活。真的，這些年來我確實吃夠了它的苦頭。
如果你讀過〈我的書齋〉全文，再讀這信的表情想必會非常複雜，兩篇文章對照，只有一個物理細節出入（「木板」差了一寸），但背後的情緒和感覺完全是相反的。你比較相信哪一個是真的？讓我們暫時擱置這個無法求證的問題（畢竟鍾理和已經去世了），從「生產端」來思考一下為什麼國文課本會選擇前者而放棄後者。國文課本之所以選得到〈我的書齋〉，是因為它已公開發表多年，而信件則在鍾理和去世後非常久才披露。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兩重篩選：一、如果你是鍾理和，你要投稿，你會送哪一篇文章出去？你可以想像一下，在1950年代，一個本省籍作家把後者投出去的時候，那些負責審稿的外省籍編輯們心裡會怎麼想。（順帶提一個小八卦：據說，在鍾理和生前，他的《笠山農場》一直無法出書，就是因為他參加文學獎，名次不小心比某關係良好的外省作家高了一名的關係。）在那樣濃厚的中國文化氛圍裡，作家可以喊窮嗎？本省籍作家可以喊窮嗎？（你是在暗示我們這些外省人欺負你嗎？）二、經過了第一重篩選後，國文課本順理成章地選入了公開發表的版本，但刻意、或出於無知地忽略了後者。理由也是同一個。
作家怎麼可以不安貧樂道？
但是，站在文學的立場，我必須說，兩文並陳才是負責任的文學教學。當學生只讀到〈我的書齋〉時，他只是認識了一個單薄的、無趣的樣板作家；唯有同時讀了兩篇文章，學生才能更精準地進入〈我的書齋〉透露出來的幽微訊息。那是負傷了還不被允許哭泣的顫抖，那是以華麗文字遮掩焦慮的過度證據——你可以試著再讀讀看，有沒有突然發現，鍾理和讚揚自己那慘淡的書齋的那些文字，其實有點過度修飾、喋喋不休、反覆纏繞？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了。
我不會篤定地說，信裡面的那個鍾理和才是真的。《笠山農場》的優美是真的，〈我的書齋〉的抖音是真的，1958年那封信中的絕望也是真的。全部加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所有的作家，必先是一個完整的人。
（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15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