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春山出版社的包場，讓我在昨晚看了《時代革命》的紀錄片。
片子本身很棒，沒什麼好挑惕的。周冠威導演非常厲害，經過他的重新組織，整個「反送中運動」如何漸次升高，如何轉折錘煉成我們最終看到的樣貌，都變得條理清晰了起來。香港人所受到的壓迫與所發起的抵抗，本身就是驚天動地的故事，只要如實呈現，就足夠激起觀眾的情緒；但《時代革命》更難能的一點是，它能在存真激情的同時，仍保持清晰梳理的「史家之眼」。
整部片有兩條內在主軸：一是「和理非」與「勇武」路線如何合一，終至完成了從溫和市民運動轉向半武裝性質的抗暴鬥爭；二是「香港民族主義」的形成，在暴政壓迫之下，如何發展出「手足」之情，又如何從「手足」演化成為「Hongkonger」。而這兩條主軸又是相伴相生的，正是因為抗爭者們從精神到肉體都漸次武裝起來——畫面上反覆出現的陣地戰、煙霧彈當中的戰鬥蹲姿、在街道家園之間的游擊攻守……香港人手上沒有槍，但卻可能比許多手上有槍的軍隊更「武裝化」——，才更凸顯了香港民族在面對中共暴政時，如鑽石一般因高壓而凝結起來的共同體。
在看這部片的過程裡，我不斷想起俄烏戰爭開打之初，歷史學家哈拉瑞跟史奈德的一場直播對談。在對談裡，忘記是哪一位談到：這場戰爭應當讓我們重新評估「民族主義」這四個字，因為烏克蘭人的民族主義讓我們體會到，民族主義縱然有一種排外的驅力，但這種驅力，就其本質而言，並不是發自於恨，而是發自於愛。它是一種守護鄰人之愛。
我當時看到這一說法，真的覺得深獲我心。我大學是念社會科學的，在我們的學院訓練裡，對「民族主義」保持戒慎恐懼，是一種基本直覺。因為人類歷史上有太多案例，是民族主義導致的極端排外、乃至於演變成慘烈的族群鬥爭、清洗。可以這樣說，在人文社科領域，講到「民族主義」的時候，首先浮現的是對其中蘊含之「恨」的關注。但若追根究底，民族主義雖然常常展現出有恨意的行動（特別是面對外敵的時候），其最核心的動力卻不是恨。當我們實踐「認同」、「共同體」的時候，核心其實是「愛」。
過往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往往忽略了這一點。民族主義雖然不是世界大同、一視同仁的大愛，雖然是有等差有親疏的小愛，但這有什麼不對嗎？人本來就有等差有親疏，這是很自然的。只因為有等差有親疏，就磨滅了民族主義當中互相守望愛護的成分，就將這四個字當成髒字在使用，這是很不公平、也很不實際的。但很可惜的是，我們人文社科研究的主流，確實就是帶著這樣的偏見在看待「民族主義」的。
《時代革命》的兩條主軸，都在在提醒我們這裡面的辯證性。看似暴衝的勇武群眾，實際上是有其柔情的關照、也有其深思的覺悟。當香港人在壓迫裡急速確立「中國人、香港人」之間的認同壁壘，這也不只是排中反中的「恨」，也有護港擁港的「愛」。在紀錄片裡，一位身形纖細、個性溫和的運動者，起初投入了義務救護的行列，在前線救治傷者；但在太子車站事件之後，他卻有了殺人的念頭，認為「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卻能解決有問題的人」。在傳統的「和理非」敘事裡，或許會將這種轉變描述為一種墮落，一種「對抗怪物自己卻變成怪物」的危險。但《時代革命》卻讓我們感受到，這並不是一種墮落，也不是變成怪物。這反而有可能是一種擴大：不是「從救人變成殺人」，而是「從只願意救人，變成也願意殺人」。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一種純真的失落，這種擴大有某種危險性。但這或許正是《時代革命》要告訴我們的。正是香港人已不再「純真」，所以這場「時代革命」，才更顯其深邃，更有其堅韌的意義。這是一個民族的成年禮。而成年，就意味著獲得更多能力——負責任的能力，反省的能力，追求自我的能力，乃至於自我武裝，以抗擊世界之殘虐的能力。
這當然危險。但是，一個成熟的人、一個成熟的民族，是不能因為危險而拒絕長大的。
謝謝香港人。雖然你們此刻仍在歷史的苦難時期，但在我這樣的台灣人看起來，你們其實才是走在更前面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