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囉，大家好。很榮幸來到「百位文化人的城事提案」發言。我想，這應該是一個許願的場合：在一切即將開始之前，總是令人覺得有無限的可能性。因此，上來之前我一直在想，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台北文學館」的誕生？
事實上，「台北文學館」在「台北」這個事實，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它必須比其他縣市的文學館想得更多。首先，台北作為全國的首善之區，藝文資源遠遠超過其他所有縣市，甚至在若干指標上，還可能「超過其他所有縣市的總和」。就以文學館舍而言，至少就有台文館經營的齊東詩社，和《文訊》經營得有聲有色的紀州庵。而要論圖書典藏，台北市可是擁有國家圖書館的城市，而且藏有大量日治文獻國台圖也在捷運可達之處。而作為一切文化出版活動的中心，台北市也聚集了所有重要的媒體、出版社，每天都有數量驚人的藝文活動。
因此，「台北文學館」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必然是：在這麼一個「好像什麼都有了」的城市裡，還有什麼它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我們回頭比對全台各地的其他文學館，更會發現「台北文學館」會有一種「奢侈的尷尬」。各縣市為什麼要成立自己的文學館舍？淺一點說，是發揚自己的「地方文化特色」。有的文學館以地域為單位，為城市的身世建立物質據點，比如高雄文學館、台中文學館；有的文學館則以在地代表性作家為標竿，為地方文化豎立典範，如龍潭的「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北埔的「龍瑛宗文學館」和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
但更深思一些，我們會發現，「發揚地方文化」這個觀念背後，其實藏有許多潛台詞。之所以要「發揚」，意味著過去長期被掩蓋。之所以是「地方」，是因為要對抗中央。兩者加起來的意思就是：各地的文學館舍，多少都有「補救、挽回過去被主流文化忽視的『邊緣文學』」之意味。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以明白我為什麼會說，台北文學館有一種「奢侈的尷尬」。什麼都有了，那是奢侈。但當其他文學館舍可以旗幟鮮明地對抗主流，找到自己的使命感與戰鬥位置時，台北文學館要「對抗」什麼呢？當然也許有人會質疑，誰說文學館一定得「對抗」的？沒錯，但如若扣除這層「對抗」的因素，在這「什麼都有了」的台北，要是沒有其他理念的設定，很可能會成為一個「以公共資源錦上添花」的文學館舍。說得白話一些，如果「台北文學館」背後沒有一套願景，去設想我們想要推廣、發揚乃至於保衛的文學是什麼，那就有可能落入「一直都在介紹已經很紅、不太需要額外介紹的作家」的窘境。
當然，上述的看法很可能只是我的杞人憂天，也許籌備團隊早已有十分成熟的構思。我的發言只是想要強調，「台北文學館身在台北」這一事實，使得它先天必須比其他文學館想得更多。因為，它離「台北文壇」實在太近了。
在這裡，我要稍微跳出來解釋一些「台北文壇」這個特殊名詞，而這也可以連結到，我認為「台北文學館」可以考慮的一種方向。「台北文壇」是戒嚴時代以來，本土派前輩作家常用的一個名詞。它的相對詞，是「台灣文壇」。「台北vs台灣」的對立，表面上是蘊含了「台北不在台灣之內」，實際上卻是本土作家們切身遭遇的剝奪感：「台北排斥了台灣其他地方。」
作為一個什麼都有的城市，「台北文壇」定義了主流，並且毫無遲疑地以自身為範式，打造「文學就該像我們一樣」的想像。只是想像還不打緊，問題是絕大多數資源真的都還集中在台北。因此，只要是不符合「台北文壇」這套框架的作家、作品、文學理念，往往就失去了發展機會，甚至被譏嘲、貶低為次等的文學。前面講到各地的文學館之所以要「發揚地方文化」，對抗的其實就是這麼一個鋪天蓋地的「台北文壇」。
最近上映的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正處處充滿了「台北文壇vs台灣文壇」的創傷結構。紀錄片描述葉石濤的高雄，和一群文友辦了《文學界》雜誌；正如同吳濁流、鍾肇政辦《台灣文藝》雜誌一樣，兩者都是台灣本土作家被台北文壇排斥、忽視之後，另立爐灶的努力。片中有一個令人五味雜陳的幽默橋段：葉石濤在出獄之後，穿著變得比較隨便，不再認真打扮。唯有某次，他要去領一個獎項，親朋好友要求他一定得把西裝穿起來。為什麼？因為那個場合他要與余光中同台，「你是代表台灣文學去的，不能漏氣。」
如果是小時候的我，一定看不懂這句話：為什麼？難道余光中不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但如果我們明白「台北文壇vs台灣文壇」的無形壁壘，就能夠聽懂：這其實是一群長期被排除、壓抑的人，所自然抱有的抵抗心理。問題不是「葉石濤等人把余光中排除在台灣文學之外」，恰恰正是「余光中所象徵的那個台北文壇，把一群台灣作家排除在文學之外」，而且這一排除是夾帶著壓倒性的資源力量的，因此這些本土派作家除了這份心理屏障以外，幾乎可說是一無所有。
有趣的是，「台北文壇」雖然以台北為名，但實際上並不是「台北」的文壇。並不是只要你住在台北了，你就進入台北文壇；當然也不是你住在桃園或苗栗，就會被排除在外。「台北文壇」實際上是一套價值系統，是一種意識型態。你只要符合它的標準，通過文學獎的考驗、通過文學刊物的篩選、獲得出版社的青睞，就能夠成為它的一部分。而你只要不接受它的價值預設，那就只能謝謝再聯絡。以戒嚴時代來說，這套價值預設，就是文化中國、現代主義、外省優位；它的對立面，往往就是本土文化、現實主義以及其他試圖爭取平等的族群。當然，我講得很粗略，但我想只要稍微比較一下當時各個流派的文學作品，及其所享有的影響力強弱，大概都能看到這條界線的存在。
講了這麼一串歷史故事，我們回頭來看「台北文學館」。作為今天的「提案人」之一，我所期待於「台北文學館」的，其實只有一件事：我希望它是「台北」的文學館，而不只是「台北文壇」的文學館；我希望它多少能夠對「台北文壇」內的各個文學明星保持一定程度抵抗力，不要完全被它們巨大的引力帶走，而能留一定程度的資源和版面，給那些「在台北而不在台北文壇」的人。
我的意思不是要說，「台北文學館」應該假裝看不到在台北活動的《現代文學》和《文季》，應該反向排除「兩大報副刊」以降的作家譜系。我只是希望，「台北文學館」除了介紹那些如雷貫耳的大名字之外，還能時時秉持理念，讓台北的文學讀者能夠看到更寬廣的老台北。當龍潭在推鍾肇政、美濃在推鍾理和的時候，沒道理只有台北遺忘了同時代的廖清秀吧？當北埔紀念龍瑛宗，彰化紀念賴和，台北人也應當銘記朱點人和王詩琅。如果台中的「中央書局」可以重新開張，那王井泉的「山水亭」也應永遠留在台北人的記憶裡。甚至，我也期待台北文學館可以跳脫「現代文學」的當代框架，去介紹寫俳句的黃靈芝、在日治時期寫漢詩的瀛社和南菜園詩社，乃至於延伸到清代的陳維英跟「淡北二敬」。
當然，作為一個負責許願而無任何貢獻的人，有些話說起來或許有點不負責任。不過，既然有幸受邀來此「提案」，我還是希望能盡綿薄之力，來貢獻一點想法。期待台北文學館在大家的心力灌注之下，能夠成為一個格局廣闊、讓文學圈內人和圈外人都感到耳目一新的文學館舍。衷心期盼，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