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新編鍾肇政全集》所寫之解說，收錄於2022年7月出版之版本。
在正式進入《鍾肇政全集》新編第28冊之前，我希望這篇解說可以為您補充這批作品的一些脈絡。任何作家的任何文章，都必然牽連到某些脈絡，包括社會背景、政治思想乃至於作家個人生涯的動機與考量。鍾肇政這麼複雜而重要的作家，自然也不例外。理解這些脈絡，將可以幫助您穿透字面，理解「文章內部之所以這樣寫、原來有文章外部的因素」。
我們可以簡單地將第28冊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長達四百多頁的《西洋文學名著精華》；第二部分則是〈日本文學的迷惘——從《水晶旋風》談起〉以後的8篇散論。這兩個部分的文章，都發表在1980年代前期、解嚴之前，正是鍾肇政已在文壇有一席之地，卻又面臨台灣歷史變動前夕的年代。
一、「精華」的出版及其他
比較敏感的讀者讀到《西洋文學名著精華》這一系列篇章時，可能會有點困惑——這似乎不像是「全集」裡面會收錄的作品？或者說得更敏感一些，這樣的文章，能夠算是作家個人的「作品」嗎？
這樣的困惑有其道理。《西洋文學名著精華》事實上是一系列「懶人包」性質的文章。這系列的文章總共169篇，每篇摘要、介紹一篇「西洋文學」名著。所選範圍的時間跨度極大，從希臘、羅馬時代，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文學作品，都略有搜羅。而雖名為「西洋」，卻也有幾篇討論到印度、阿拉伯的古典作品。若以非常嚴格的角度觀之，這系列文章的創作成分恐怕不高。
縱使如此，這本出版於1981年的《西洋文學名著精華》，卻側面見證了鍾肇政文學生涯中一段特殊的歷程，收錄於本全集仍饒富意義。這要從《台灣文藝》這份文學刊物講起。1964年，日治時期的前輩作家吳濁流，以其退休金獨資創辦了《台灣文藝》。漫長的戒嚴時代裡，《台灣文藝》和《笠詩刊》幾乎是台灣本省籍作家的兩大支柱，是最堅守「台灣」、「本土」立場的文學刊物。然而，這種立場在戒嚴時代並不討喜，它們必須小心翼翼遊走於政治禁忌的邊緣，避免遭到整肅；也要在資源極為困窘的情況下勉力求生，維繫台灣文學的香火。
鍾肇政就是在這種氛圍下，加入了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吳濁流雖出錢出力，但辦雜誌畢竟非一人之力所能承擔，故頗為仰賴鍾肇政、鄭清文、趙天儀一輩青壯作家來協助編務。其中，鍾肇政更是出力甚大，是編輯主力。在他冊所收錄的〈從新潮文庫到台灣文庫——簡介林衡哲及其新著《雕出台灣文化之夢》〉便提到：
實則知者自知，《台灣文藝》除了創刊後的一兩年期間之作外，直到吳氏逝世的十幾年，都是我一手編出來的。……總之，我長期埋在稿堆裡，為《台灣文藝》一憂一喜，時而焦慮，時而興奮，結結實實付出了一番心血。《台灣文藝》是好是壞、有功有過，我所承擔的責任，自以為是差不多可以和吳氏等量齊觀的。
這段陳述並不誇大，「等量齊觀」之說甚至還有點謙虛了。當時文壇皆知，《台灣文藝》雖然是吳濁流出資創立的，但實際編務基本上以鍾肇政為主。到了1976年，吳濁流去世之後，鍾肇政自然也成了「繼承」《台灣文藝》的當然人選。在此之後，鍾肇政獨立操持《台灣文藝》編輯事務，並開始大量推出單一作家的「作品研究專輯」，這類專輯會在一期雜誌之中鎖定一位作家，以訪談、評論、作品組稿，進行全方位的深度探討。曾經以這個規模探討過的作家，就包含了鍾理和、七等生、鄭清文、李喬、吳濁流、楊青矗、黃春明、季季、葉石濤、葉榮鐘、陳映真等。這些文章，如今都成了重要的早期文獻。
鍾肇政對《台灣文藝》的貢獻無可置疑，《台灣文藝》為台灣文學打下的深厚基礎也不在話下。然而，這麼一份理想高遠的雜誌，終究要面對世俗的難題：在沒有吳濁流的資金奧援之後，《台灣文藝》的銷路還一直拉不起來，如何能夠籌措經費，使之存續？
在1976年以後，鍾肇政便屢屢苦思生存之法。到了1981年，他進行了一次大膽的嘗試：鍾肇政決定擴張《台灣文藝》的業務，不但要辦雜誌，還要兼辦一個出版社。在鍾肇政的構想裡，出版社可以另外出書，若賣書能獲得一些利潤，就能回頭填補《台灣文藝》雜誌之所需。這些以「台灣文藝叢書」為名出版的作品，第一號就是鍾肇政執筆的鍾理和傳記《原鄉人》，接下來陸續出版了施明正、楊青矗、李篤恭等作家的作品。平心而論，這樣的商業策略不算高明——在文學雜誌上難以暢銷的作家，就算改換出版形式，也未必能夠賣得更好。
鍾肇政顯然也意識到這點，因此有了操作幾本「暢銷書」的念頭。他把腦筋動到了自己的專欄文章上：1978年左右，鍾肇政受邀在《大同》半月刊上主筆一個專欄，介紹中國古典文學當中的名著。這系列專欄夾敘夾議，以大段篇幅將古文翻譯為白話文，並且補充些許脈絡、背景，切合了戒嚴時期「傳揚中華文化」的需要，在《大同》半月刊很受歡迎。於是，在經歷兩年多的專欄連載後，鍾肇政決定將這批文章結集成書，拿回自家的「台灣文藝叢書」出版，而是有了叢書的第5號作品《中國古典名著精華》。
而既然有中國的，能不能有西洋的呢？《西洋文學名著精華》，也就在這樣的企劃靈感下誕生了。也在同一年裡，鍾肇政加碼再編《世界哲人哲語精華》，收錄世界名人的哲思言行。這三本被寄與厚望，儼然成為主力商品。在《西洋文學名著精華》精裝版的書末，照例印出「台灣文藝叢書」其他作品的書藉，希望以此廣告讀者，吸引他們購買。而《中國古典名著精華》、《西洋文學名著精華》、《世界哲人哲語精華》三書，則有獨立的一整頁介紹，並且印上了「精華系列連番推出」的廣告文案。
如果您閱讀本冊之後，對「精華」系列有興趣，也非常推薦您到圖書館索詢這三書的原版一觀。特別是書後的廣告欄，可以看出很多線索。例如在《西洋文學名著精華》精裝版最末的廣告欄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文藝叢書」的書目。稍加觀察，您會發現：書目上已出版的書籍中，僅有「精華」三書，是同時出了精裝版與平裝版的。三書的精裝版售價均為200元，平裝版為150元，三本合購可再打八折，是唯一有折扣促銷的商品組合。此外，這三本書的定價也遠較它書為高，前面提及的《原鄉人》或其他作家作品，售價均為75元，即使是集合了二十位作家的《台灣文藝小說選》也不過120元。
以上種種跡象，可以看出鍾肇政如何寄望「精華」三書的收入，能夠彌平《台灣文藝》雜誌的開銷。在《世界哲人哲語精華》的書序裡，鍾肇政甚至預告要再編寫一本《中國哲人哲語精華》。從我們的後見來看，這樣的畫面不免有些弔詭——為了撐起「台灣文學」的一片天地，鍾肇政及《台灣文藝》同仁還是必須向市場妥協，以「中國」、「西洋」或「世界」為招徠讀者之關鍵字。更令人感嘆的是，這樣的出版策略終究沒有成功，「精華」三書顯然銷量不如預期，無法挽救《台灣文藝》的虧損。《中國哲人哲語精華》最終沒有出版，而鍾肇政也因不堪賠累，在1983年將《台灣文藝》交由陳永興醫師來營運。
總之，《西洋文學名著精華》這本「有點奇怪」的書籍，實際上是鍾肇政努力撐持《台灣文藝》這一本土文學陣地的產物，這份理解，或許能讓您在閱讀本冊這些篇章時另有所感吧。另外一個或許有助於您理解這些篇章的資訊是：事實上，「精華」三書的編寫模式是不一樣的。若您查找原書，會發現鍾肇政在這三本書的「署名」方式是不同的。茲分列如下：
- 鍾肇政編著《中國古典名著精華》
- 鍾肇政主編《西洋文學名著精華》
- 鍾肇政主編《世界哲人哲語精華》
「編著」與「主編」乍看只是一詞之差，實際意義可能大不相同。如前所述，《中國古典名著精華》是在《大同》半月刊連載，基本上可視為鍾肇政本人執筆無誤。然而包含《西洋文學名著精華》的後兩書，則以「主編」署名，通常「主編」未必會全部自己執筆。而在書末的廣告頁中，更有「鍾肇政主編、本社編譯」，並且註明「本書乃鍾肇政躬親督導、由『台灣文藝』編輯部全力編選而成」的字樣，因此可以合理推斷，《西洋文學名著精華》應有多處並非出自鍾肇政之手筆。這些篇章的結構不統一、偶爾文筆落差之處，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如欲閱讀由鍾肇政親自執筆撰寫的西洋文學介紹，可另尋「全集」第二十五冊收錄的《西洋文學欣賞》，或「全集」第二十六冊收錄的《名著的故事》。
二、在日本與台灣之間
本冊後半的八篇文章，則可以簡單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介紹日本文學、日本文壇的最新動態，如〈日本文學的迷惘──從「水晶旋風」談起〉、〈從平凡社事件看日本出版界〉；第二類則是介紹台灣文學，特別是介紹日治時期以降的台灣文學史，以及本省籍的台灣文學作家。這兩個類別，實是鍾肇政文學世界的兩大核心——日本文學是他的養分來源，台灣文學則是他的志業所在。
在第一類介紹日本文學的兩篇文章裡，我們可以看到鍾肇政對日本文壇的微妙態度。一方面，他將日本文壇視為「先進國」，時時注意文壇內的新話題與現象；另一方面，他卻也不避諱批評日本文壇庸俗化、商業化的傾向。比如在〈日本文學的迷惘──從「水晶旋風」談起〉裡，他批評了整個日本文壇越來越多作家開始描寫色情題材：
從文藝春秋社回到旅社以後，我翻看了幾頁那種刊物，使我驚異的是作品之黃，幾乎到了不堪入目，與低級的春宮小說無殊，尤其《オノル讀物》，更是頁頁都黃，且類皆為黃而黃。我並不反對文學作品中，有時不免也會有些色情描寫，然而這個樣子的黃，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而這些黃色作家，一大部份還是熟悉的純文學作家，芥川獎作家也不少。
日本文壇何以如此？鍾肇政引述日本朋友的意見，說是「為了收入」。也就是說，1980年代的日本文壇正面對市場力量的挑戰，因而產生了某種變形。無獨有偶〈從平凡社事件看日本出版界〉也從一家出版社的經營危機開始，講起了過往的文學出版理想，逐漸無法應對新的讀者市場。從這兩篇現象觀察式的文字來看，鍾肇政顯然嗅到了1980年代，文學傳統與商業出版之間的痛苦拉扯，及其轉型。
從2021年的我們來看，鍾肇政對「黃」的敏感，或許有點太大驚小怪。然而我覺得可以這樣看：當鍾肇政以台灣作家的視野，去觀察日本文壇時，可能多少抱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意識。如此一來，鍾肇政會注意到「文學vs市場」之間的問題，這可能未必只是「剛好日本文壇有這個問題」，而更是「這也是台灣面對的問題」。1980年代的台灣，在經濟成長加速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的媒介環境，消費習慣已有很大的變化。比起根基深厚的日本文壇，台灣文學面對商業力量的沖刷，恐怕是更沒有抵抗能力的。鍾肇政之「看見日本」，實際上或更可以理解為「心懷台灣」。比如同在本冊的〈台灣地區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也同樣擔憂了由兩大報副刊主導之「文學獎」體制，會不會對寫作者帶來「功利」的影響：
若就這幾點而言，辦理大型文賽的報社，自然是功莫大焉，吾人沒有理由不表讚佩。然而，卻也有部份人士憂慮此擧是否沾染上若干商業氣息與功利主義。有些獲獎人毫不諱言為文參加競賽是為了獎金，為了發表，也有人說過是為了作品不被積壓。
我們這裡早已是工商社會，凡事功利的考慮總居先，名山事業，文以載道的說法，顯然不合時宜。故此，為了獎金，為了發展，乃至為了名，都無可厚非。不僅無可厚非，而且也顯示出新起一代的年輕人某些價值標準的更替，毋寧是坦率而可愛的。唯獨為了作品不被積壓，卻透露了一個最嚴重的訊息。這句話，一方面可以包括為了稿費，為了發表，為了名，而同時還說明了目前我們的文學作品發表園地，顯著地，且嚴重地在萎縮之中。
這次，鍾肇政講的是台灣文學，但還是回到了他談論日本文壇同一核心：文學vs市場。鍾肇政並且敏銳地觀察到，文學獎的「功利」之所以吸引人，實際上是媒介環境的結構使然，因為「發表園地萎縮中」。如果有足夠的發表園地，寫作者們也未必會去爭奪獎金；而當外部發表空間不足，那就算寫作者不考慮獎金，也必得利用文學獎來讓自己的作品被看見。這段寫於1981年的文字，不幸精準地言中了，而且至今依然有效。
由此，我們也可以來觀察第二類關於「台灣文學」的文章。其中〈台灣地區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和〈艱困孤寂的足跡──簡述四十年代本省鄉土文學〉，是屬於「台灣文學史」性質的文章。當今讀者看來，可能會覺得有點像是在讀教科書，沒辦法看出什麼興味。但這其實有一個歷史背景——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過後，官方漸漸失去對民間的控制力，導致整個1980年代，不同立場的寫作者都開始試著「踩線」，去寫本來不被允許的題材。
在這個脈絡下，「台灣文學史」這個本來受到冷落、甚至有點禁忌意味的話題，重新又被文壇重視。而當時要找人談「台灣文學史」，鍾肇政絕對是最具代表性的人選之一。上述兩篇文章，都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理解。我們如今看來只是資料的重述與整理，但在當時，卻是對大多數文學讀者來說十分陌生的話題——原來我們台灣，以前曾有這些作家、這些作品？而對鍾肇政來說，這也未嘗不可視作他三十年來苦心孤詣，經營一方本土文學的「陣地」，終於有點開花結果的跡象。當《中國時報》和《文訊》分別找他撰寫上述兩篇文章時，他或許會感受到「時代正在鬆動」的跡象吧。
而同在「台灣文學」這一類中，亦有四篇介紹專門作家的文字，分別談王詩琅、吳濁流、葉石濤、龍瑛宗。這些作家大多出身於日治時期，除了葉石濤在戰後文壇較富盛名之外，其餘三人都頗被主流文壇冷落。鍾肇政之介紹他們，一方面呼應前述的「時代鬆動」之感，一方面卻也可以看到「鬆動、但還沒崩壞」的戒嚴體制。最值得注意之處，就是去體會鍾肇政以一種戒嚴時代獨有的謹慎來「曲筆」寫作，比如〈瘖瘂的歌者──葉石濤〉的這段話：
台灣作家都是坎坷的嗎？根據葉石濤的體會，這一點可以說是千真萬確，因為那些壓制的日子，坐牢的日子，窮困的日子，都是實實在在的，楊逵在日本人牢裡十進十出，賴和因為被捕受酷刑，釋放出來後不久即告一命歸西，都是真真實實的歷史事實。[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段文字看似平實，實在可以看出鍾肇政那一代的作家，在長期政治壓制之下展現出來的曲筆功夫，一種來源悲哀的「絕活」。衡諸歷史事實，我們知道葉石濤曾經因為白色恐怖而坐牢。然而，這篇文章發表於1983年，要堂而皇之地控訴白色恐怖，畢竟是不可能的。因此，鍾肇政採取了一系列錯綜的剪接手法。如果我們略去與「坐牢」無關的字句，可以把這段文字的前半簡化為：「根據葉石濤的體會……坐牢的日子……都是實實在在的。」其餘陳述雖然也是事實，卻扮演了淡化、稀釋「坐牢」主題的功能。
接著，鍾肇政為了「安全地闡述」「坐牢」這個主題，巧妙地舉出了楊逵與賴和的案例。再一次，如果讀者對楊逵與賴和生平有所了解，便知道楊逵、賴和確實曾在日治時期坐牢，這是歷史事實。問題是，葉石濤並沒有在日治時期坐過牢啊？把前後字句一拼湊，很自然會有一困惑：日治時期沒有坐牢，卻又「實實在在」坐過牢，而且還是「真真實實的歷史事實」，那還有哪個時代能讓他坐牢？自然就是白色恐怖了。因此，這裡便構成了「知者自知、不知者不會發現」的移花接木——從表面上的文意來看，這段話說的是「台灣作家坎坷、葉石濤坐過牢、日本人迫害作家」。然而，本段真正隱藏的含義是「台灣作家坎坷、葉石濤坐過牢、白色恐怖迫害作家」。
更進一步說，如果我們去對照楊逵的生平，更會看到這一舉例暗含的辛酸與諷刺——楊逵確實在日治時期「十進十出」，但刑期加起來不過數個月；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主政的年代，楊逵只不過因為一篇文章，就被關了十二年。這個案例，也就隱微暗示了楊逵和葉石濤共同的經歷。
如此曲筆，展現了鍾肇政及其同代作家身上銘刻的政治印記，甚至可以痛苦地辨識為某種「才華」。鍾肇政不是唯一會這樣寫的人，他也不是只在文學作品裡，才必須扭曲自己的聲音。前節論及「台灣文藝叢書」，如果讀者去翻找該叢書的其中一冊《經驗感受與經驗思考》，會發現書籍介紹是這樣寫的：
作者邱新德曾在外島留學六年，面苦壁思[原文如此]的結果產生了數百萬字的心血，而此書錄其結晶得十萬餘字，上涉哲學下及人生，誠可謂之經典小品。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個短句，「外島」、「留學」？留學不是應該去外國嗎？實際上，這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之間常用的暗語，將坐牢稱之為「留學」。這個短句，便是向知情者傳遞訊息：作者是在綠島坐牢六年的政治犯。
作為對照，收錄於他冊、發表於解嚴後的〈勞動者之歌——談楊逵和他的戲劇集〉，就顯然更有了直抒胸臆的直言空間。在這篇文章裡，鍾肇政隸屬了前文當中被隱藏的、楊逵坐牢的經過：
雖然二二八時夫婦倆雙雙被捕，坐戰後第一次黑牢，幸好僅四個月(一九四七、四~八月)而獲釋。只是到了一九四九年，正當國共內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他起草了一篇不過七八百字的〈和平宣言〉，意外地被帶到上海，在《大公報》刊露出來，因而獲罪，又一次鎯鐺入獄，而且一判竟達十二年之久。有一膾炙人口的說法：日據時楊逵因為抗日而在日人牢獄中進進出出不下十次，總共坐牢的歲月僅及三個月，「回到祖國懷抱」後，因呼籲和平的一篇短文卻被判了十二年。楊逵由於這次秘密判決入獄，他的文筆活動至此嘎然而止，二二八之後不絕如縷的台灣文學也隨之陷入真空期。
這段文字，不但對楊逵坐牢的經過直言不諱，更可以從若干用詞當中，感受到秉筆直書的快意判斷。如「坐戰後第一次黑牢」，以「黑牢」形容白色恐怖的牢獄之災，並且還是「第一次」，暗示第二次也是黑牢。後段「一篇短文判十二年」，也是提及楊逵生平時最常見的對比。而最後「二二八之後不絕如縷的台灣文學也隨之陷入真空期」，更是沉痛控訴了國民黨毀滅台灣文化的行徑。
不過，鍾肇政在氣質上終究是謙謙君子，即便有批判的筆力，行文之時卻也與溫柔悲憫的語調相伴。在接下來的段落裡，鍾肇政寫道：
今天，我們再來回顧這一頁沾滿血淚的楊逵生命史，心口仍不免為之隱隱作痛。是他的天生傲骨造就了他半生坎坷命運沒錯，然而他的天生傲骨，確確乎也是君臨台灣的不公不義的強權造成的。儘管如此，我們猶不免為楊氏慶幸，戰後在「祖國的懷抱」裡，他兩度必死而未死(讓我們為二二八及其後的白色恐怖裡死於非命的無數無辜英靈默哀)，能夠以劫後餘生為台灣做了不少事，並克享八十遐齡天年。
在這裏，鍾肇政不但點出了「兩度必死而未死」的恐怖與傳奇，更以慶幸和不幸交雜的語調，包裹了「祖國的懷抱」裡，「二二八及其後的白色恐怖裡死於非命的無數無辜英靈」，並為之「默哀」。
戒嚴時代的肅殺導致曲筆；解嚴之後的新生能夠直言。這樣的前後轉折，證諸大的歷史脈絡，是很容易想像的「人之常情」。然而，若您實際閱讀本冊的每一篇章，相信更能以一種鏡頭聚焦的姿態，近身地感受到此一轉折的震撼性。作家如何在市場與政治之間，秉持自己的文學夢想？他們的頓挫、希望、痛苦與堅毅，又是如何傳承下來的？這或許是您能在本冊當中，最能深深體會的一件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