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新編鍾肇政全集》解說，收錄於該全集第37冊。
對於一般讀者來說，認識一名作家主要是從他的「作品」開始，也往往就止於「作品」。稍微熱心一點的讀者，還有可能進一步搜讀作家相關的論述、研究。但真的只有非常非常狂熱的粉絲，或者是該位作家的專業研究者，才會連日記、信件這類隻言片語都不放過，不讀遍作家筆下的每一個字不罷休。
您手上的這本《鍾肇政全集》第37冊，正是鍾肇政的狂熱粉絲和專業學者，會讀得興味盎然的寶庫。但且慢著急，這並不意味著一般讀者不可能讀懂這本書。這本書收錄了數百封鍾肇政寫給文壇人士、學生讀者的書信，在外人讀來或許會有種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有時吐露心事、有時商議公務、又有時充滿了生活瑣記，究竟要怎麼閱讀？但其實，只要您理解一些基本的文學史脈絡，便能獲得破譯這許多封書信的密碼，從中讀出字裡行間的曲折。
在接下來的這篇解說裡，我便會挑選幾串重要的「密碼」來講解，提供您閱讀的線索。當然，限於學力，我也沒有能力「破譯」每一封信的脈絡，因此若有缺漏處，也還請對照其他學者的研究來閱讀。
一、鍾肇政的書信有何特別
首先，鍾肇政的書信有何特別，為什麼需要大費周章收羅起來？
對於狂熱粉絲和專業學者來說，任何作家的書信都有價值。但鍾肇政的書信，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價值特別豐厚。第一，鍾肇政從1957年創辦《文友通訊》起，至2020年去世為止，都習慣以書信與文壇人士往來。就算扣除晚年，其活躍期至少有半個世紀。這意味著，鍾肇政的書信集能夠提供半世紀以來，他在文壇交遊的第一手資料，時間跨度之長，幾乎少有作家能夠匹敵。第二，鍾肇政一生最重要的信念，便是「串連本省籍作家、構築本土文壇的陣地」，為了這個信念，他除了自己的創作之外，更投入大量的雜誌編輯、副刊編輯、叢書編輯、文學獎評審等拔擢後進的工作。他所培養或陪伴的作家，幾乎就是台灣文壇的半壁江山。而這些工作，都是靠私下的信件一一醞釀、組織起來的。文壇結構有如蜘蛛網，鍾肇政就坐在蛛網正中心，這使得他延伸出去的書信線有著非凡的文學史價值，不只是研究鍾肇政的人需要這批書信，研究大半台灣作家的人，恐怕也都能在這批書信裡面挖到寶。
簡言之：在台灣文學史上，幾乎沒有另一位作家既像他活躍那麼久、又身居這麼重要的位置、又這麼勤於寫信的。這幾個條件加起來，便使得這本書信集的意義非同一般了。我們既可以在裡面讀到《台灣文藝》、《民眾日報》副刊、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等文學活動的「內幕」；也可以稍微抽離，將這本書當作文學社會學的寶貴材料，從中看到半世紀以來稿費、編輯技術、物質媒介、資訊傳遞方式的變化軌跡。
即使不談這麼「硬」的議題，直接去讀信件本身，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壇耆老對文學後進的溫煦照顧之情。光以本書所收羅，你便可以見到鍾肇政對每一位後進的耐心與鼓勵。比如張良澤，就算在譯書等工作上一再失誤，鍾肇政仍然願意源源不絕提供機會；或如向陽、呂昱、雪眸、呂興忠、李鴛英、李秋鳳年輕寫作者，鍾肇政都願意在忙亂之中抽出時間，點評他們的創作和譯作。這些人後來各有發展，比如張良澤最後成為學者、向陽沒有如他勉勵的去寫小說而是成為詩人、呂興忠至今仍是彰化地方台灣文學推廣的核心人物……有些頗富潛力的年輕人，最終沒有成為文壇矚目的作家，甚至未能出版作品。但這些都不能掩蓋鍾肇政的熱情；或者毋寧說，從每個人最後的出路各有不同來看，我們更能看到鍾肇政「有教無類」的文學熱情。
二、在文學史的水面下
而在閱讀此書時，若能釐清幾個文學史上的時間點，相信更能增添閱讀的趣味，理解鍾肇政的言外之意。以下便是幾個值得注意的時點。
首先，是1964年，《台灣文藝》創刊。這份刊物是由日治時期的前輩作家吳濁流創立的，宗旨是建立一個台灣本土文學自己的陣地。這份刊物最初由吳濁流組成的編輯團隊主編，鍾肇政已在一定程度協助編務，幫忙約稿、寫稿等事宜。隨著時間推進，鍾肇政在《台灣文藝》的角色日漸吃重。而到了1976年，吳濁流去世，鍾肇政幾乎是《台灣文藝》公認的繼任人選，於是接下主編之職，直到1983年陳永興醫師接手為止。因此，在這段期間裡，凡您讀到鍾肇政煩惱資金來源、煩惱稿件如何安排、乃至於急切聯絡「吳濁流文學獎」評審事宜的信件，都是這條脈絡下的產物。
參與《台灣文藝》這二十年間，可以說是鍾肇政在文壇上最活躍、最忙碌的二十年。除了編雜誌以外，他編了好幾套「叢書」，為台灣本土作家找尋出版機會，羅列老幹新枝。這些成果包含了1965年，於「文壇社」出版的十冊《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於「幼獅書局」出版的十冊《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包括1968年的「蘭開文叢」；包括1979年於「遠景」出版的十二冊《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而在1978年，鍾肇政也應了高雄《民眾日報》之邀，負責主編該報的副刊。若您在書信裡，閱讀到這幾個時間點前後的信件時，可以稍微留心信裡的關鍵字，就能看到鍾肇政為這些文學事業運籌帷幄的痕跡。同一時間，當他不斷在信中提到「好忙」、「好累」的時候，您也可以稍微想像他究竟為了多少事情同時奔忙；而他雖然抱怨忙和累，卻還是抽空寫信勉慰年輕寫作者，更能看出鍾肇政心地之柔軟。
貫穿在這段時間的，有一條直得注意的線索，即「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的變化。鄉土文學論戰爆發於1977年，支持官方文藝教條的作家，與支持鄉土文學的民間作家啟動了大規模的論戰。這場論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那之後，官方「反共文學」的文藝教條全面挫敗，民間的「鄉土文學」，無論是左派立場還是獨派立場，反而都獲得了前進的能量。因此，從1977年論戰爆發、一直到1987年解嚴的十年間，文壇上瀰漫著一種「鬆動威權體制」的試探氛圍，許多過去被官方壓制、乃至視為禁忌的話題，都漸漸浮上檯面。
這樣的氛圍，也反映在本集之中。比如在給張良澤的第151信，鍾肇政提及葉石濤將某篇文章給《夏潮》雜誌，指的應該就是葉石濤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鍾肇政並不是論戰型的人，沒有參戰，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始終關注著事態變化。而在論戰之後，1978年開啟了一波「本土熱」，許多刊物開始對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如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楊逵等人有興趣，紛紛向鍾肇政索求譯稿。比如給張良澤的第189信、190信及其後的信件，便能看出鍾肇政打算有系統譯介這些作家，其成果自然也就展現在前述的1979年《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不過，氛圍鬆動帶來的，不見得全是好事。在1960年代以降，「左（統）派」與「獨派」兩股意見不同的勢力，都在反對國民黨的大旗底下合作者，大致相安無事。但從鄉土文學論戰以後，兩派隨著勢力的各自發展，矛盾便越來越尖銳了，「統獨議題」的衝突也日漸檯面化。在這段期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1年的「邊疆文學論戰」和1983年的「台灣意識論戰」（又稱「台灣結、中國結論戰」），這兩場論戰都可以看見獨派越來越敢於說出自己的想法，並且對本來位居文壇主流的統派和中華民國派發起挑戰。而這些政治意識之爭，便衍伸出「台灣文學界南北分裂」之說，時人一般認為「北」是偏向統派的台北文壇，「南」則是偏向獨派的本土文壇。在給呂昱的第7、第8、第9、第31信，都提到「南北分裂」的關鍵詞，均屬於此一脈絡的產物。有趣的是，鍾肇政似乎認為「台灣文學界南北分裂」是無稽之談，純屬黃春明的造謠——黃春明、陳映真在當時的文學脈絡裡，便是偏向「左（統）派」的一方，您可多方比對相關史料，或可得出自己的判斷。
而也在這樣的氛圍下，1980年代的文壇開始有了稍微不一樣的氣象。在給呂昱的第37、第39、第42信裡，鍾肇政提及自己參與「時報文學獎」和「吳三連文藝獎」的評審過程，並且非常驚喜於該二獎的得獎者，竟是陳映真〈山路〉與楊逵。陳映真是左派，楊逵則是日治時期的老作家，兩人亦都在國民黨統治下，曾因政治案件入獄，十分「政治不正確」。也因為這樣，鍾肇政雖貴為評審，卻沒有把握說服其他評審讓他們得獎。不料就在1983年這一年，兩人雙雙達陣。鍾肇政在信件裡的欣喜之情，其意在此。如果您有興趣，更可玩味上述信件中，關於陳映真〈山路〉的評選過程——為何有評審會突然改變風向，明明投票給陳映真，隨後卻絕口不提？為何所有評審當中，只有鍾肇政願意寫〈山路〉的短評？又為何報紙只敢發布得獎訊息，不敢發表短評？種種細節，可說是意味深長。
三、「留學」與「病院」
最後一部分的「密碼」，是解讀戒嚴時代的文件時，非常好用的一個小秘訣。
在給呂昱的信件中，我們常常會看到鍾肇政提到某人「留學」，或者談及呂昱的「病」及「出院」。比如第48信，鍾肇政提到一名姓柯的人，「也是」留學生，並且有英文文法著作；而在第55信，鍾肇政說呂昱有十五年的留學經驗。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立刻發現不對勁——依照鍾肇政前面四、五十封信的講法，呂昱不是一直在住院養病嗎？怎麼突然又「留學」十五年了？
因為，不管是「留學」和「病院」，其實都是「坐牢」的暗語。這些人，都是在白色恐怖期間入獄的政治犯。
第48信中的柯姓人士，應是指撰寫了《新英文法》的柯旗化。而與鍾肇政長期通信的呂昱，更是從1969年坐牢到1985年的政治犯，在獄中遭到慘無人道的刑求。如果您了解到這一層，意識到「鍾肇政一直在跟一位服刑中的政治犯通信」，再回頭去讀鍾肇政致呂昱的全部信件，相信會有完全不同的感覺。比如，他們交換書籍時，呂昱到底是如何收發這些書籍的？他又是如何在獄中，不斷有創作、評論寄給鍾肇政的？這想必都有外間寫作者難以想像的艱辛歷程。而也因為這一重特殊身份，所以鍾肇政等人在安排呂昱的作品發表時，更別有一番顧慮。比如第23信的這個段落：
李近日來舍，談起「午后陣雨」是他臨時提出來在評會上討論的。他認定「佳作獎」當中有應你一席，不過基於一項考慮，結果是佳作獎都落空了。這個考慮是怕你病中增加非必要的困擾。大家希望你平安熬過病中歲月，平安出院。李也以同樣考慮，表示反對在下期做楊君專輯，不過編輯部好像已經做了，且下期刊出。
如果不考慮「病院=坐牢」的暗碼，這段文字就會顯得莫名奇妙了。為什麼「病中得獎」，會增加「非必要的困擾」？得獎是好事啊！但如果是牢獄之中，又由《台灣文藝》這樣的本土派雜誌頒獎給他，萬一官方認為這是串通聲息，那對《台灣文藝》和呂昱雙方來說，恐怕都會引來麻煩。因此，大家「希望你平安熬過病中歲月，平安出院」，也就是這個意思了。而在同一段最末提到的「楊君」也有類似考量，只是「專輯」終究沒有「得獎」那麼刺眼，所以還是做了。此處的「楊君」，應為1979年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的楊青矗。
這類曲筆，正見證了威權時代的歷史暴力。即便連一系列看似全無煙火氣的、兩位文人談書論藝的信件裡，都埋伏著肅殺之氣。他們看似波瀾不驚的筆調，正凝聚了一生對文學的執著與勇毅。
四、意外
事實上，我是因為一些陰錯陽差的安排，才接下《鍾肇政全集》第37冊的解說的。但當我批閱全書，竟爾感覺到冥冥之中，是有一股力量安排我來細讀這批信件的。我沒想到，我自己竟然在這本書信集裡也有一個角色。
在致陳逸華信件的第6信，鍾肇政感謝陳逸華轉了一篇「朱君」的文章給他。這封信發於2016年1月，比對內容與時間點，我基本可以確定，這位「朱君」就是我。而這篇文章，就是我發表於2015年年底的，描寫鍾老一生文學功業的〈因為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此文現收錄於拙作《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這麼多年來，我並不知道陳逸華先生曾轉寄文章，當然更不知道鍾老已經讀過拙文——如果知道，我恐怕會為之流汗驚愧吧。
當然，我也就沒有機會當面向鍾老感謝他的謬讚了。但是，過往在文獻裡不斷感受到的「鍾老對後輩的溫煦之情」，我竟爾以這種遲到迂迴的方式，而有了極為直接的個人體驗。我知道眾多文獻築成的「口碑」是假不了的，卻唯有到這一刻，我才終於親身體會其熱力以及重量。
謹以此，見證鍾老一生曲折綿密的文學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