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戰後台灣文壇找一位「少了他/她，很多事都會改變」的作家，林海音絕對是數一數二的人選。許多作家都有代表作，或者至少有代表性的事功，挖掉那一塊，確實也會改變台灣文學的樣貌。但大概很少人跟林海音一樣，是一旦挖掉，整個文壇恐怕會變到我們都認不出來的地步。
這份長長的清單，或許可以從她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開始。如果林海音沒有在其他編輯「這誰啊」的疑惑眼神下空降「聯副」，以沒有太多文學資歷、本省人、女性等不利身份成為主編，「聯副」絕對沒辦法在短短幾年內，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文學發表園地。既然如此，1970年代開創台灣文壇黃金時期，因為激烈競爭而迭有精彩表現的「兩大報副刊對決」——《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與《聯合報》副刊——也就不會發生了。或者就算發生了也沒有「聯副」的事，很可能會是另一個文學版面經營有成的報紙。
要是沒有「兩大報副刊對決」，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許多文壇日常，恐怕也不會被發明出來。比如說，諾貝爾文學獎公佈前夕，相關版面的記者不見得會事先準備好「所有可能得獎者的介紹稿」，爭分奪秒要在第一時間刊出。沒有兩大報文學獎懸賞高額獎金來拔擢文學新人，今日文壇上的大半作家可能都要換個管道出道，或者根本無法出道。而到了1990年代，「文學獎」也就不會成為文壇最熟悉的創作培育形式，搞到各縣市都模仿兩大報文學獎來辦比賽，把台灣變成一個獨步世界的、遍地文學獎之島。
說得誇張一點，甚至可能也不會有連俞涵這類「文學感明星」——1970年代末期，「聯副」開設了「第三類接觸」單元，找文學作家與社會名人對談、並且刊出對談內容。當時最轟動的組合之一，就是詩人楊牧與明星胡茵夢。胡茵夢展現出的談吐與才情，大大折服了副刊讀者。這也讓她在1980年代以後，陸續出了不少散文集。不是那種找寫手代寫的削錢作品，而是真的帶有胡茵夢個人風格的好文章。往後，「文學感明星」這個類別時不時閃現於綜藝圈，可以說「聯副」推了一把。
說得遠了，我們還是拉回來林海音主持「聯副」的年代吧。想想她挖掘了哪些作家就好：首先，她刊載了鍾肇政的《魯冰花》，這是戰後第一篇登上報紙連載的本省作品，從而讓鍾肇政站穩文壇。而鍾肇政，又在往後數十年培養了李喬、鄭清文等一大批本省新秀，影響極為深遠。其次，她也刊載了窮困潦倒的鍾理和的諸多短篇小說，包含了國文課本曾收錄的〈草坡上〉。在鍾理和英年病逝後，林海音又利用副刊版面發動了一次「群眾募資」，幫助鍾理和出版《雨》和《笠山農場》兩書，這是有「鄉土文學之聖者」稱號的鍾理和，在台灣出版作品的開始。雖然鍾理和本人已經看不到自己的書了，但總算是讓讀者看見了這位作家。如果沒有林海音主持的「聯副」，本省作家恐怕要繼續在戒嚴時期的打壓裡匍匐跪爬，幾十年都無法躍上文壇吧；而這些資源困蹇的「非台北作家」，恐怕也撐不過漫長的信心打擊，無法成為現在文壇敬重的耆宿。
林海音影響的不只是本土作家這一派系，還有後來主宰文壇半世紀的現代主義。1960年代，是台灣現代主義小說開始起飛的時期。其中，白先勇是毫無疑問的主將之一，他陸續出版的《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孽子》至今已是經典。然而，白先勇的「初登板」，卻是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副」之上，那是一篇叫做〈小黃兒〉的作品。同時，現代主義作家當中，也有走冷硬怪奇路線的七等生。七等生毫無疑問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說〈我愛黑眼珠〉了。但在那之前，是林海音先刊出了他的少作〈失業、撲克、炸魷魚〉。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七等生的文字非常奇怪，如果是品味寬容度不夠高的其他編輯，很可能根本不會用這麼奇形怪狀的稿子。但是林海音會。
而有些時候，林海音刊出的稿子不一定會培育出一名作家——也可能培育出世界知名的舞蹈家。1961年，還只有十四歲的林懷民投了一篇〈兒歌〉給「聯副」，被林海音錄用。就算投稿者未成年，稿費還是要發的。於是，林懷民拿了那筆稿費，去上了他人生中第一堂舞蹈課。你要說「沒有林海音就沒有雲門舞集」，我想是有點誇張。但要說林海音有在林懷民的養成之路上推一把，這大概是沒問題的，雖然她當下並不會知道。當然，林海音錄用這篇稿子，也並沒有看走眼：林懷民後來出版小說集《蟬》，展現了他作為文學創作者的才華。只不過他在舞蹈上的成就更耀眼。
林海音在文壇活動多年，堪稱台灣文壇的媽祖婆。然而渡化四方的媽祖婆，有時候也會不小心渡到心地不正的人。比如有位因為白色恐怖坐牢，出獄後走投無路的文藝青年楊蔚，就在林海音的安排下，找到記者的工作。幾年間，楊蔚果然嶄露頭角，靠著一系列藝術家的介紹報導，成為當紅的專欄作家。到了1968年，楊蔚所參與的「讀書會」組織又被情治單位破獲，小說家陳映真、畫家吳耀忠等一大批人紛紛入獄，釀成了台灣文學史上最大的白色恐怖案件「民主台灣聯盟案」。楊蔚並沒有一起被逮捕——因為，他就是告密者。如果沒有林海音，楊蔚也許會台北街頭自殺，無法成名、無法混入陳映真等人的組織中，那是不是就不會有這起案件了呢？
這問題很難回答，因為依照陳映真的行事風格，如果沒有這一案、恐怕也躲不了下一案。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林海音，那楊蔚的作家妻子季季恐怕很難平安離婚。告密之後的楊蔚或許是因為手上有了檢舉獎金、或許是內心也有愧疚，變得濫賭、酗酒、家暴。季季得知告密內情後，更是難以忍受，提出離婚。楊蔚一開始拒絕，最終季季只得向林海音請求協助。媽祖婆一出手，敬林海音如再生父母的楊蔚自然沒有違逆的理由。多年後，季季出版了重要的散文集《行走的樹》，詳細描寫了前述故事——那些內容，大概都是「不離婚就不可能寫出來的」吧。
身為文學史的學徒，我持有兩種完全相反的信念：第一，沒有任何人是不可或缺的，很多事情是大勢所趨，不是這個人做也會有別人做。第二，沒有任兩個人是一樣的，因此如果換成另一人做了，趨勢也許差異不大，但實際呈現出來的內容一定天差地別。如果沒有林海音，也許還會有另一名「聯副」主編或哪一位主編，培育出許多了不起的作家。但也許不會是鍾肇政、鍾理和、白先勇、七等生；也未必會是另一位什麼事都能協調，從工作到離婚，從催稿到欠債都能處理的媽祖婆。就此而言，林海音確實無可複製，挖掉了就會讓文壇從此不同。
但我也想說，有些東西是林海音即使是林海音，還是沒有辦法得到足夠重視的：比如說她自己的小說創作。或許是作為主編、作為媽祖婆的事功過度耀眼，也或許是寫作題材比較「婦幼」，她一直都沒被列入經典一級的小說家。最膾炙人口的《城南舊事》，總是被當成懷舊的兒童文學，很少人意識到她超一流的說故事能力。而比較不那麼為人所知的《燭芯》，早在1960年代就寫了相對前衛的「離婚女性」題材，並且觸及了外省人「來台落地、族群和解」的議題，文字功力不在話下，人情世故之細緻，更不愧是能在文壇調和鼎鼐的大主編。能周旋於那麼多難搞的作家之間，什麼人情描寫都是信手捻來了吧。
每每我介紹林海音《燭芯》給學生時，總會有聰慧的文藝青年恍然大悟：這幾乎就是白先勇《台北人》的女性版嘛！技巧雖然沒那麼前衛，但紮實溫潤猶有過之。這種時候，我就會提醒他們注意兩書的出版順序——這話說錯了，應當要說，白先勇的《台北人》是《燭芯》的男性版才對。
因此，如果要問我「如果沒有林海音」最可惜之處是什麼呢？我最想說的，卻是一個有點冷門的答案：那就會少掉好幾本林海音的小說了。
（原文刊載於《新活水》2022年11月號，購書連結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