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如果明天早上起床，你赫然發現台灣換了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所使用的文字、語言，都是你從來沒學過的——比如西班牙語、印度語或斯拉夫語——，政府給你一年的時間緩衝。到了明年的這一天，你不可以再用自己習慣的任何語言，而必須要轉換成新政府的官方語言。這時候，你的生活會有多大的變化？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改變已經很痛苦了，我們再加上一個條件：如果，你是一個靠文字討生活的「作家」，面對這樣的改變，你的痛苦指數會有多高？
這就是所有日治時期出生的作家，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所遭遇的共同痛苦。接下來你將讀到的作家鍾肇政，也是這個世代的一員。鍾肇政出生於1925年，國民政府在1945年接管台灣。也就是說，在他人生的二十歲之前，他都是以客語為母語，並且以日文為主要的書寫文字；而到了二十歲的這一年，他必須立刻轉換成以中文來寫作，歷經了漫長而痛苦的「跨語」時期。
根據鍾肇政的回憶，他在二十多歲的這段時間，雖然已經用日文讀過各式各樣的文學名著，醉心於日本文學的「俳句」和許多西方文學小說，但面對強制轉換、沒有配套措施的「國語政策」，還是得從ㄅㄆㄇㄈ開始從頭學起。比他年長的日治時期作家，幾乎都因為這樣而放棄了文學寫作。或許是因為鍾肇政稍微年輕，或許是因為寫作的夢想讓他有了超乎常人的毅力，他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磨練自己的中文，成為戰後最早突破語言障礙的台灣作家之一。1960年，也就是國民政府來台的十五年後，鍾肇政以長篇小說《魯冰花》一舉成名，在文壇上有了一席之地。他等於花了十五年的時間，從一個連中文都不會講、不會寫的人，變成了能寫文學作品，而且能寫文學作品當中最厚重的「長篇小說」的人。
但是，《魯冰花》還不是他挑戰過最困難的作品。在這之後，他開始進行一系列「大河小說」計畫。「大河小說」是來自法國文學的概念，意思是「同一主題下的連續長篇小說」。這種形式，通常都會拿來處理非常複雜的大主題；而在台灣，「大河小說」便長長拿來處理台灣複雜的歷史。台灣的大河小說通常會以一個家族為中心，描寫這個家族所經歷的歷史時期並且常常會以「三部曲」的形式，描寫各個世代的角色。
而鍾肇政，就是台灣最會寫「大河小說」的小說家之一。他從1960年代開始，先寫了「濁流三部曲」，以三部長篇小說描寫日治末期到戰後的一段時間。接著，他又把題材擴大，開始了「台灣人三部曲」的寫作——這次，就是要完整寫完日治時期的初期、中期和晚期了。
——再提醒一次，鍾肇政是「跨語世代」的作家，中文是他第四種學會的語言（前三種應是客語、台語、日語）。使用第四語言，卻能創作出好幾個系列、動輒幾十上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可以感覺到鍾肇政對文學夢想的執著、努力，以及絕佳的文字天份。
本冊所選錄的《插天山之歌》，就是「台灣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堪稱是鍾肇政寫作成熟時期的代表作之一。《插天山之歌》以熱血青年陸志驤為主角，描寫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殖民統治底下的台灣。你將閱讀到的段落，是這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從小說一開頭，我們便看到鍾肇政非常沉穩的佈局功力：主角陸志驤從日本坐船回台，發現自己被日本警察跟蹤。從這個切入點，一瞬間就把小說的懸疑感拉起來了：為什麼陸志驤會被警察盯上？原來，他從日本留學回台，準備秘密發展抗日組織。而當我們慢慢理解陸志驤的秘密任務，注意力被緊張氣氛吸走之時，鍾肇政卻又安排了一個意外轉折——一枚魚雷擊中了陸志驤乘坐的船隻，全體乘客開始棄船逃亡，而陸志驤也必須在冰冷的海水裡面載浮載沉……
這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設計，使得《插天山之歌》一開場就非常緊湊精彩。但如果你稍微多知道一點台灣歷史，你會發現最厲害的不是「虛構出這些精采的情節」，而是「這些情節在歷史上真的有可能發生」，鍾肇政透過個人經驗與大量的歷史資料，深入體會當時的氛圍與社會制度之後，挑選出寫實且動人的情節來寫。這種遊走於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功力，正是歷史小說最困難的地方。但在鍾肇政流暢沉穩的敘事步調下，讀者讀起來一點都不費力。「讓讀者不費力」，往往就是作者已經先下了十足的功夫，才能夠讀起來渾然天成。
如果你讀了本冊選錄的《插天山之歌》，對這部小說感興趣而想讀下去的話，你可以注意一個特別的現象：《插天山之歌》雖然以「抗日」為主題，但小說卻同時也花了大量篇幅，在寫故鄉的風土民情、寫陸志驤怎麼漸漸融入客家人與原住民交會的山區社群之中。這種帶有「鄉土」風情的寫法，乍看之下沒什麼不對，但你仔細想想：「抗日」跟「鄉土」並不是必然要連結在一起的兩個主題。甚至，如果用比較「商業」的寫法，作者大可以將《插天山之歌》寫成一個純粹的諜報故事，或者純粹控訴日本人有多暴虐的小說即可。
而鍾肇政之所以將「抗日」與「鄉土」合在一起寫，正與他面對的政治環境有關。他寫作的期間，主要都在戒嚴時期。在那個時期，由於國民政府強調「反攻大陸」的國策，文學上也必須要呼應官方設定的「政治正確」而去寫「反共文學」，否則就會失去發表機會，甚至可能會有牢獄之災。於是，在那樣的年代，過度強調「鄉土情懷」或「對台灣美好事物的眷戀」，是很不受官方歡迎的——你一直強調台灣有多美好，是不是不想反攻大陸了？偏偏對於鍾肇政這樣的本土作家來說，「反攻大陸」並不是他們真心嚮往的目標，並且他們也不太清楚要怎麼去呼應「反共」這個主題。本土作家並沒有直接和共產黨作戰過，先不說有沒有深仇大恨可寫，就連「共產黨具體是什麼樣子」可能都很模糊。
因此，「抗日」就成了本土作家跟國民政府少數的公約數。國民政府經歷了十多年的中日戰爭，對日本恨之入骨；本土作家也經歷了五十年的殖民時代，有許多材料可寫。像鍾肇政這樣寫不了或不想寫「反共」的本土作家，就往往以「抗日」主題來跟政府虛以委蛇，並且以此包裝自己真正想寫的「鄉土」主題——如果只寫「鄉土」會被當作反對政府，那我寫一個抗日青年回到家鄉的故事總可以了吧？最終，這就形成了《插天山之歌》的特殊樣貌。
從這樣的一部小說裡，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的各種複雜面向。一部好作品並不只是技巧好、主題好而已，更有可能包含了作家的思考與策略，特別是在「戒嚴時期」這樣政治高壓的不正常年代，作家的每一個安排很可能都煞費苦心，像是走鋼絲般維持著危險的平衡。而當你理解到一部小說除了故事好看，後面還有種種考量之後，想必就更能理解《插天山之歌》的難度與深度了。這可是本土作家鍾肇政，連續翻過了「語言」與「政治」兩座絕壁之後，才能奔流到我們面前的大河之水。作家自己消化了一切艱困之事，只為了把歷史記憶帶到我們面前，讓我們能夠輕鬆地進入。而我們呼應這份心意的方式也很簡單：只要翻開書頁，進入他為我們構築的世界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