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思緒放回一切文明的起點，回到人類最初的「自然狀態」裡，我們會發現，「勞工」並不是一種自然的職業。不管是採集、漁獵還是農耕，最早的人類生活，是高度依附於土地的。人們從土地上所生產的，就是自己所要食用的。然而現代意義的「勞工」則不同，縱使「勞工」的身份與處境有千百種，但有一個基本特性是不變的，那就是「不再依附土地，依靠自己的技能和體力賺取生活所需」。而這種特性，基本上就成為所有描寫勞工之文學作品的起點。一代代作家都在思考：這樣子的生活方式，能夠讓人們得到溫飽與尊嚴嗎？或者反過來問：為什麼幾乎所有時代的「勞工」們，其技能與體力的價值總是被低估，他們所生產的價值與他們所獲得的報酬，為何總是不成比例？
馬克思的《資本論》用一個非常簡潔的句子，點名了勞工的處境：「自由得一無所有。」說自由，是因為勞工不必被綁在土地上，理論上可以自由受僱於任何地方；但這種自由只是幻象，因為你要吃要睡，所以你必須出售自己僅有的勞力。
如果要用台灣文學作品來印證這種現象，我認為至少可以從〈渡台悲歌〉開始談起。〈渡台悲歌〉是一首民間詩歌，最有名的就是前兩句：「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大多數人閱讀此詩時，都會把它當成「先民渡台的血淚史」。這個角度沒有錯，但我認為換個角度想會更銳利：這是一首「移工」的血淚控訴之詩！事實上，所謂「先民渡台」，基本上就是大量漢人的移工來到台灣的歷史。大多數台灣人來到台灣的原因，跟現在俗稱的「外勞」是一模一樣的。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渡台悲歌〉會有淒慘到甚至可說是淒厲的描寫。比如描述「客頭」（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仲介」）之無良：
客頭說到台灣好，賺銀如水一般了。
口似花娘嘴一樣，親朋不可信其言，
到處騙感人來去，心中想賺帶客錢。
千個客頭無好死，分屍碎骨絕代言。
而到了台灣之後，這些移工就依照年紀，被人像牲口一樣地挑選：
各人打算尋頭路，或是僱工做長年，
可比唐山賣牛樣，任其挑選講銀錢。
少壯之人銀十貳，一月算來銀一圓，
四拾以外出頭歲，一年只堪五花邊。
被雇用之後，非但不是安穩生活的開始，反而落入了更慘烈的勞動地獄。《渡台悲歌》用了幾十行詩，描寫各式各樣痛苦的生活細節。以下這段「抱病也得工作、做了又賺不了幾塊錢」的描寫，只是其中一小段：
落霜落雪風颱雨，頭燒額痛無推懶，
拾分辛苦做不得，睡日眠床除百錢。
各人輕些就要做，行路都還打腳偏，
換衫自己雞啼洗，破爛穿空夜補連。
自己上山擔柴賣，一日算來無百錢，
大秤百斤錢一百，磧得肩頭皆又彎。
限於篇幅，我們沒辦法完全介紹〈渡台悲歌〉全文。一般認為，〈渡台悲歌〉描寫的是十九世紀左右的台灣。若你有興趣一讀，想必會感覺到數百年前「移工」的呼號咒罵，毫無衰減、鮮明銳利地打到你心底。詩裡的每一句話，在在都印證了「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按語。
時代繼續往前，進入二十世紀的日治時代，台灣勞工面對是一個又舊又新的局面。說「舊」，是因為基本的困境仍然沒變；說「新」，則是因為新產業與新科技陸續進入台灣，將毫無心理準備的台灣人驅入了工業時代。在小說方面，呂赫若的〈牛車〉可以說是描寫「被時代輾過的勞工」最經典的小說之一。小說的主角是一名牛車夫，他本來靠著拉牛車運送農產品，就可以過上滿舒服的日子。沒想到來到「日本天年」，不但汽車、腳踏車取代了他的工作，連新規劃的道路都不允許牛車行駛了。牛車夫的困惑，正是所有即將被科技淘汰的勞工的困惑：「為什麼我比以前認真那麼多，卻反而過得更差了？」時代進步的果實屬於花得起錢的人，代價卻總是由奉獻勞力的人來支付，這樁交易從一開始就不公平。
而在產業的變革下，日治台灣也開始有了工業的景觀。其中，詩人林芳年的〈在原野上看到煙囪〉一詩就以「煙囪」這個工業意象為核心，描寫人們的焦慮與恐懼：
不論怎樣勞累
我們的口袋都是空空
我是魔術師
克琳克琳進來幾個錢
而這幾個錢又克琳克琳馬上消失了
我感到
一個工廠的增建不疑就是
一次高興
但每次出現了一個工廠
我就發抖
因為那是酷似我們的魔窟
絕不維護我們
就算詩中的「我們」沒有自我介紹，我們也看得出那是勞工的視角。勞累了，為何口袋還空空？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總是有辦法再把你微薄的收入賺回去。而面對不斷擴張的「工廠」，「我們」一下高興、一下發抖，也完全可以理解——有工廠就有就業機會，然而就業就像是進入了「絕不維護我們的魔窟」一般可怕。短短幾行，把勞工的處境寫得極為傳神：就業或不就業，似乎都找不到幸福。
好吧，既然台灣那麼可怕，那就到更繁榮的「內地」——在日治時代，指的是日本本土——找找機會吧？於是，我們就有了楊逵的小說名作〈送報伕〉。在談〈送報伕〉之前，讓我先插播一句題外話：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如果要到日本工作，是必須搭船前往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台語老歌描寫外出打拼的場景時，總是從「港邊」寫起。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港邊是男性傷心的所在」了，不是火車站也不是機場。
說回〈送報伕〉。這篇小說就寫一個在故鄉走投無路的人，讓家人拮据地擠出一筆旅費，去日本打拼看看。但當一個人的勞動力在台灣都賣不出去的時候，去日本也不會比較好賣。於是，主角只能找到條件非常糟糕的「送報伕」的工作。在漫長的被欺壓與反欺壓的過程後，主角終於覺醒，組織了一場非常成功的罷工，改善了送報伕們的勞動條件。小說最後，楊逵描寫主角坐船回台灣，心中意氣昂揚：
我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
這句意有所指的話，沒有一句提到「左派」或「工會」，但事實上就是在暗示：主角即將回到台灣，運用自己的鬥爭經驗，來協助勞工對抗資本家。所謂「一針」，指的就是左派的社運精英。因此，楊逵〈送報伕〉描寫的不只是工人的覺醒，更是日本與台灣之間左派運動的連結。這也就不難想像，為何這篇小說會在東京的左派文學雜誌《文學評論》得獎了；這可是台灣作家首次以日文寫作、並且在日本本土獲得文學獎的紀錄。
如果日治時期是台灣人初次接觸到了工業化的威力與傷害，戰後的國府時期則就是工業化鋪天蓋地襲來的時代了。在美援、進口替代、加工出口區等因素的影響下，台灣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急速工業化，也因此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勞工」取代「農民」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職業樣態。在這種背景下，更加專注於描寫工人的「工人小說」誕生了，最具代表性的當屬1970年代的楊青矗和1980年代的陌上塵；而在新詩方面，則有李昌憲的《加工區詩抄》等作品。
李昌憲的〈加班〉描寫了生產線上的女工，如何一個人操持家計與家務。為了撫育孩子，她必須加班；可是無論怎麼加班，還是沒辦法趕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只是徒然流失了幸福：
兒女對著桌上的飯菜
搖頭，的壓力
無論再怎樣拼命
加班，也賺不回
眉頭深縐的看看薪資袋
看看稚齡的兒女
看看牆上蛛網網住的
丈夫的臉，跟著自己一起
模糊起來
相較於新詩以精簡有力的心理描寫見長，小說則能含納更複雜的社會現象，透過故事引發讀者的思考。楊青矗的《工廠人》和《工廠女兒圈》就以一系列短篇小說，描寫了工廠裡不同性別、不同階層的工人，讓讀者看見勞工之間的差異性。以《工廠人》為例，它花了大量篇章處理「臨時工vs正工」和「評等」兩個問題。在這本書裡，「等」成為最重要的關鍵字：既是等級（決定薪資多寡的工作評等），也是等待（等待機運、等待努力被看見、等待人事變化）。以此為核心，《工廠人》從最低等級的臨時工、不同等級的正工、享有較優待遇的職員，一直寫到經營管理階層，呈現了一幅完整的工廠生態圖景。
全書當中，我認為最好的一篇是〈低等人〉。小說以極為誠懇的筆調，描寫極微卑微的「低等人」粗樹伯，他是全公司地位最低的，負責清運垃圾的員工。小說開場時，主角：「甚至擔憂有一天他拖不動垃圾，公司能否僱到一位同他一樣的低等人來接替他的職位。」中後段則轉換動機：「宏興公司列位殉職的同仁們，我董粗樹三十年前進入公司為拖垃圾的臨時工，你們在生時都認識我的。我今天很羨慕你們為公殉身的精神，請諸位英靈保佑我，賜給我一個像你們一樣的殉職的機會。我將被解僱，臨時工沒有退休金，又無依無靠，無以為生，我需要一點撫恤金來養活老父。在這十幾天內賜給我機會，我到九泉地下願繼續為各位拖垃圾效勞。」當一個人全心全意相信自己「應該低等」、相信自己「死了比活著有價值」的時候，作者不必多加評判，讀者就能領會到工廠的殘酷了。也因此，小說的黑色幽默力道更強。粗樹伯之艱困不只在生活不易，連要自殺都很困難：「各工場的安全設施都很週到，粗樹伯找不到機會好在工作中置身於死地。」若要論台灣文學史上，最能寫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八個字的人物，我認為就是楊青矗筆下的粗樹伯了。
相較之下，1980年代開始活躍的陌上塵，則更善於描寫「夾在勞資之間」的一群人。他的代表作《失去的城堡》收錄了二十多個短篇小說，其中有許多篇章都是描寫「工人幹部」——領班、班長、老師傅、工會代表。他們雖然是工人，卻又不是粗樹伯這種最底層、缺乏知識和意志的可憐人。但他們的悲劇，也就在於他們「知道，但做不到」。他們想要幫助同僚爭取權益，但總是面對資方的威脅利誘；轉過身來，當他們因職務而必須傳達不合理的命令時，又要面對勞工弟兄的冷眼。
在系列作品裡，〈表決〉描寫耿直的工會代表如何抵抗資方層出不窮的「說服」手段，最終無論你有多麽堅定、多麽不想對不起同儕，他們就是能讓你無法投票。〈逝〉和〈火浴〉都描寫工安意外，其中〈火浴〉的鋪陳之細膩、災難場景之絕望，在在令人不忍卒睹，是陌上塵最完整的作品之一。而與書名同名的〈消失的城堡〉一篇，則從一個刁鑽的角度出發：主角再過兩年就可以榮退，卻在此時被資遣。相較於其他篇章的激憤抗議，〈消失的城堡〉反而採取一種比較抽離、無奈的寫法：抗爭又能如何呢？這個龐大的機器早已僵化難救了。小說不但描寫現場工人與辦公室職員的衝突，更開始思考「自動化」的議題。1980年代的主角不為自己而義憤，卻為全體工人的未來而擔憂：如果有一天，機器人取代了所有勞工……在三、四十年後，我們面臨AI挑戰的當下閱讀此篇，相信會別有一番體悟。
有趣的是，在小說最後，不只是老工人被資遣，連工廠裡面最有才華的年輕工人都決定辭職。辭職做什麼呢？他決定回鄉種田，放棄「自由得一無所有」的勞工身份，回到土地裡去。
這當然是一種鄉土文學式的浪漫了。回到土地，就能解決溫飽與尊嚴的問題嗎？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從文明的起點來到今日，或許有很多事情已經回不去了。然而如果我們重溫台灣文學史上這一系列描寫勞工的作品，包括本文提及的、以及限於篇幅無法提及的更多作家們，我們或許能看到身而為人最基本的渴望與關懷，是無論科技怎麼進展都不會改變的。一代代的作家，所銘記下來的也就是這樣的心情吧：用自己的雙手，搭建自己不驚風雨、毋須向誰低頭的，真正自由的生命。
・本文刊載於《中鋼勞工月刊》勞動節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