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進入學院議程
有件台文學界廣為流傳的小故事是這樣的：1970年代，一位日本研究生岡崎郁子來到台大中文所留學。在所上，她認識一位講授「日本漢學史」，對日本文學有深刻理解的教授。一問之下，才發現他是日治時期的耆老黃得時。黃得時曾在本書第三章出場過。岡崎郁子因而對台灣文學產生了興趣，於是希望以此為題，由黃得時指導寫成碩士論文。不料，當岡崎郁子把題目報到台大中文系系主任那裡時，這位系主任反問了一句：
「台灣文學？台灣哪有文學？」
這個故事，頗可以反映整個戒嚴時代，學術界對「台灣文學」的認知——那就是沒有認知。在1990年代，「台灣文學系、台灣文學所」陸續創立以前，台灣主要的文學研究機構就只有「中文系」與「外文系」兩大類。外文系以英美文學研究為主軸，中文系則符應官方意識形態，兩者都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興趣不大。真要說起來，外文系可能還跟台灣文壇更親近一些：至少「現代主義」陣營的許多小說家，都是台大外文系培養出來的。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文壇大多數的作家都不是中文系出身的，只有圈外人才會誤以為「想當作家就要去讀中文系」。
學院是否研究台灣文學，是一件重要的事嗎？還真的滿重要的。一般人想像的文壇，大致由以下成員組成：作家負責創作，編輯負責出版，評論家提出主張與褒貶，讀者則是最終端的消費者。這個圖像看似自給自足，卻少了文學人非常重視的一塊：誰來決定哪些作品能夠傳諸後世，影響力超過人類壽命極限呢？那就是「學者」，以及學者們所組成的「學院」。
但麻煩的是，文學科系有一套獨特的遊戲規則。文學學者和其他科系不太一樣的是，一般科系追求客觀知識，凡存在就值得研究。昆蟲學家不會因為一種蜘蛛長得很醜就認為它沒有研究價值，物理學家也不會因為核子反應曾殺傷千萬人就拒絕研究核能。但是，文學科系卻是一個「從價值判斷開始、也終於價值判斷」的地方。學者們會先決定「什麼是值得研究的文學作品」，這是第一道價值判斷。接著，在諸多值得研究的文學作品裡，他們會從多個面向評判高下，包含時代性、議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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