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你有問題要問我，我也有問題要問你——你們新一代的人，文學觀也許已經很不一樣了吧。」
一坐下來，今年將滿九十歲的李喬老師就這麼說。如果我不是親眼看著他溫藹的表情，光聽這句話，恐怕都要正襟危坐，準備接受前輩考核了。我們訪談的地點，位於苗栗公館鄉的「山泉水文學基地」，這一帶正是李喬老師代表作《寒夜三部曲》的故事舞台。我非常喜歡的短篇小說〈哭聲〉所描寫的「鷂婆嘴」，也在不遠處。可以說，無論就精神意義還是物理意義上，我們都位於李喬文學世界的正中心。
在李舒琴女士的協助下，我們開始了訪談。李喬老師精神旺盛、話聲渾厚，除了聽力比較辛苦之外，完全看不出是要屆滿九十歲的人。不過，最讓人驚異的，還是李喬老師思考迴路之清晰。一開場，他便拿出一份資料，向我解釋「共同語」和「母語」的差別。李喬老師認為，若要思考台灣的文學語言，一定要把這兩個層次區分開來。首先，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母語」（mother tongue），不管是福佬話、客家話還是華語，這是需要互相尊重彼此的；但是，在現實上，華語已成為跨越不同族群的「共同語」（ancestor language），他認為本土語言的復振，不必也不應該以驅逐華語為目標。相反的，他主張要把華語視為一種資產，讓台灣作家、台灣的文學作品能向外連結其他也用華文書寫的讀者。如此一來，「本土」與「國際」才能雙元並進，無有偏廢。
要是把談話脈絡通通遮去，我會以為自己正在聆聽「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政策討論。時間對肉體與精神的摧殘是非常殘酷的，大多數我所知道的作家到了這個年紀，光是能夠憶述往事，對我們這些文學後輩來說，已經足以珍惜萬分了。然而李喬老師似乎不受影響，每一席談話都明確、清晰、邏輯順暢，並且不斷挑戰抽象的理論問題，讓人覺得「AI要取代人類還早得很呢」。在我表達敬佩之意後，李喬老師笑說：「我腦袋裡面的神經，三條已經斷了兩條，不行了啦！」
不知道他的量化數據是怎麼算出來的，但李喬老師的思考迴路確實變得有點特別。訪談過程裡，我們會在一面小白板寫上關鍵字，以輔助他聽不清楚的名詞、書名或人名。順著談話的脈絡，我們聊起了他早期的作品《飄然曠野》與〈人球〉。那是他在1960年代的一段「現代主義時期」——一般台灣文學史，會把這個階段的「現代主義小說」之重心，放在白先勇、歐陽子等《現代文學》作家群之上；但比較少人注意到的是，像李喬這樣完全不在那個圈子裡的本土作家，也幾乎同時開始了自己的現代主義實驗。這也是我最好奇的地方：如果說，《現代文學》作家群是從外文系、美新處等資源獲得現代主義養分，那遠在竹苗地區的李喬老師，是怎麼走上這條路的？
「我的順序，和一般作家是相反的。」李喬老師說：「他們是由文學而哲學，但我是由哲學而文學。我並不是因為想寫作，所以去讀那些書；而是先讀了書，自然就寫成那個樣子。」
他舉例說，像是現代主義當中的「意識流」手法。大多數作家，是因為讀了某些文學作品，接觸到了「意識流」，想要模仿，所以開始去讀相關的著作。於是，他們或許會去讀心理學、去讀一點精神分析理論，然後把學到的東西運用在作品裡。但是，李喬老師的學習路徑卻相反：在就讀新竹師範期間，他遇到了著名心理學家、也是作家平路的父親路君約教授。路君約教授帶著他們系統性地閱讀心理學著作，從行為主義到精神分析都無遺漏。因此，他對這些理論的領會自然更加深刻，不會只停留在走馬看花、望文生義的狀態裡。這也可以解釋，在戰後第二代作家當中，他為何是少數能夠創作、評論都卓有成就的名家。作為對照，與李喬並列戰後第二代代表性小說家的鄭清文，就明顯地偏向創作，而沒有那麼強的理論氣質。
對於李喬老師所講的「順序相反」，我深有所感：因為我也經歷過那個「因為想寫作、所以去硬吞理論書」的文青時期；那跟「系統性閱讀」所打下來的學問基底，是有著天壤之別的。
而這或也解釋了李喬老師在訪談中呈現的特殊狀態。一方面，他可以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地運用各式各樣的文學理論；但另一方面，他確實也偶爾會想不起來某些說法。比如前段講到「意識流」，他先講了一番自己的看法，然後望向我：「這後面有一個理論，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我在小白板寫：「現代主義？」他立刻搖頭，說：「這個概念太大了，沒有那麼空泛，是更直接與心理層面、意識層面有關的。」我趕緊擦掉再寫：「精神分析？」
「對！」李喬老師笑開來，非常興奮：「你看，我神經三根真的斷了兩根。」
如此往復數回合，我心底卻越來越驚訝。如果真如李喬老師所說，他的神經只剩一根沒斷，那這一根想必是最粗壯、頑強、承載一切思想之精華的。因為，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過程裡，他每一席話都是合邏輯且思想鋒銳的，他唯一遺忘的，只有那些理論內容的「名詞」。就好像我面對著一本厚實的文學大辭典，一切內容都完好如新，只是剛好被遮去了目錄那幾頁。這讓我一方面十分享受高強度的文學談話，一方面也要打起十二萬分精神，搜尋腦袋裡面忽閃忽逝的文學史和理論名詞，生怕一不小心就漏接了關鍵訊息。比如說，在談起實驗性的〈飄然曠野〉是怎麼刊登出來的，他說要感謝當時副刊編輯的力挺；同樣經過幾輪猜謎，我們才猜出來是《徵信新聞》的桑品戴！猜出答案的同時，我也不禁暗叫僥倖：如果不是幾個月前，才整理到相關材料……
或許正因為他年輕時的理論閱讀極為紮實，所以即使在半世紀之後、記憶與聽力都不再完整的情況下，這些「對常人來說很難的東西」，他反而還能像是閒話家常一般聊出來吧。
而當這麼多思想元素，在這位耆老作家的腦袋裡無休無止地碰撞時，會激發出意料之外的新事物，似乎也就不那麼值得大驚小怪了。訪談中段，我們聊到《寒夜三部曲》，李喬老師提出了自己對歷史小說的見解：他認為歷史小說，固然不能是史料的照抄，但也不能是全然的虛構；比較好的做法，是「連點成線」——以文獻、口述等現實材料為「點」，並用小說家的虛構之力，補成歷史敘事的「線」。接著，我們再談到近作《V與身體》、《散靈堂傳奇》，李喬老師像是突然被按到開關一樣，開始講一套他最近的想法：過往的文學作品，都是以「人」為中心，去描寫人的感情和觀念。但是，誰說文學只能從「人」出發？李喬老師說，在他最近的這幾本小說裡，他就想挑戰看看，能否用生物、甚至無生物的角度來看世界，如此一來，也許就能跳脫「以人為本」的窠臼，獲得全新的視角……
已經被「考核」一個多小時的我，腦袋反射性地亮起一個名詞，寫在小白板上：「多物種民族誌？」
這是第一次，李喬老師並非投來「你答對了」的眼光。他的表情寫著「這是什麼」四個字。我這才恍然回神：等等，這並不是李喬老師那個年代，所會熟悉的文學理論。因為，即使在學界，這也不過是最近幾年才引入台灣的概念；而在文壇當中，恐怕只有很新銳的一批生態作家，才會比較熟悉這套東西。我連忙向李喬老師解釋：我認為他剛剛的說法，很符合當代文學的一個新理論。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出來，這是我又一次被他的思考內容驚嚇到了——如果他沒有讀過這些「新東西」，那是否意味著，他又再一次在這遠離一切文藝資源、風光悠緩的苗栗鄉間，獨自思索出完全切中時代脈搏的文學新方向？
但這種驚嚇，大概只是我的凡俗之見吧？對李喬老師來說，一切都是如此自然：只要你讀得夠深、想得夠深，當然就會抵達最好的那個方向。思想如樹，而文學的開枝散葉，並不一定只在文壇的最中心發生。關鍵是，植樹者是否日日養護、日日汲取，每一秒都讓自己的心保持活躍？如此一來，就算所有名詞都佚散了，文學還是會生氣蓬勃地活在那裡吧：在山泉水際，在所有故事開始的地方。
・原文刊載於《Verse》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