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中信】台灣文學文物典藏的新時代來了嗎？

    近日「真理大學台文館」搬遷文物引起的爭議，讓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則小故事。1985年，在已故作家鍾理和的家人，與一批台灣作家的合力奔走之下，「鍾理和紀念館」成立了。雖以鍾理和為名，但鍾理和紀念館並不只收集了鍾理和的文物，它是台灣第一個典藏了手稿、信函等台灣文學相關文物的機構。

    成立之初，這是一個純粹民間籌劃、民間出資的館舍——講「出資」好像很正式，但該館的部分經費，事實上還是鍾家人標會標來的；當時的「館員」，也幾乎只有每天開門打掃的鍾理和遺孀鍾台妹。我強調民間，意思就是「國家並未幫忙」。當時的籌備者其實有向文建會尋求協助，但文建會並未給予任何支援。不過，就在「鍾理和紀念館」開幕之時，文建會終於回應了——他們跟籌備者說，文建會可以派人在剪綵時致詞。

    這麼「熱心公益」的舉動，當然立刻就被拒絕了。

    鍾理和紀念館的故事，實際上就是過去數十年來，台灣文學文物典藏的縮影。因為社會不重視，所以民間只能自己出錢出人，小心護持這批文物。近日引起爭議的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成立於1997年，也屬於這種民間單位有心護持文物的機構，而且是最有規模的館舍之一，畢竟這是大學等級的典藏。類似這樣的單位還很多，讀者若有興趣，可參閱前衛出版社的《遇見文學美麗島：25座臺灣文學博物館輕旅行》。一直到2007年，「國立台灣文學館」成立，我們才終於有一座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不再讓民間孤軍奮鬥。

    隨著時間演進，這些民間館舍或許也多少獲得了公家機關的補助、支援。然而這些補助和支援並不全面，也缺乏更深度的文物盤點、更廣泛的跨館合作，乃至於實體或數位的推廣作為。在「真理台文館」爭議躍上公眾視野之際，文化部或許應打鐵趁熱，開始更有規模的盤點散落在全台各地的文學文物，並且予以有系統的扶助，而不應止於「專案處理真理台文館」的個案規模。

    在「真理台文館」的爭議擴大之後，目前已有兩個單位表態願意典藏該批文物，包含台南市文化局和國家圖書館；若再加上台南在地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就至少有三個備選方案。週一張良澤教授的記者會已經說明，真理台文館內的大多數文物，產權都屬於真理大學校方，文物的歸屬已經很清楚。這個態勢十分微妙——真理大學校方顯然有權利繼續典藏這批文物，但外界也多半擔憂這批文物能否在淡水的潮濕環境裡持續保存，而期盼有資源更強健的館舍接手。在前面三個強大的備選方案面前，真理大學恐怕要非常努力，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維持該校的光榮傳統。樂觀一點看，這起爭議或許還促進了某種「良性競爭」的氛圍也不一定。

    從1985年文建會的「不幫忙、要剪綵」，到2021年的政府單位一齊喊聲願意典藏，台灣文學在這三十多年間的地位，確實是有一些改變的吧。然而也期盼這並不只是一次熱鬧的個案事件，而能以更全面的視野，結合政府與民間之力，真正打造台灣文學文物典藏的新時代。

（刊載於《蘋果日報》「蘋中信」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