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尾」：一種小說創作者必然經歷，讀者卻不容易有機會窺其蹤影的狀態。即便連最沒有寫作經驗的人，也多半能猜到「斷尾」這種狀態之普遍，但正常的報刊書籍，很少會存心去發表未完成的作品，我們也就很難親眼見到作家那些藏在抽屜裡、猶如負傷壁虎的小說們。
不過，還是有幾個特別的時刻，我們能有機會見到尾巴的斷面。這些戞然而止的創口，有時比結構完足的作品，能展現更多關於時代、關於作家的線索。
我們可以從賴和〈阿四〉開始講起。這是非常典型的「斷尾出土」的模式：作家去世之後，後世的研究者從遺稿、筆記本之中，把作家沒寫完的小說刊印出來。〈阿四〉是賴和的自傳體小說，主角「阿四」的經歷與作者本人多有疊合。從初入社會、遭遇日本人歧視、逐漸覺醒參加社會運動一路寫來。小說停在阿四於「竹林事件」的抗爭場合裡登台演講，是一段知識份子無能為力的自白：
阿四看這種狀況，心裡真不能自安，他想大眾這樣崇仰著信賴著期待著，要是不能使他們實際上得點幸福，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準會使他們失望，結果只有加添他們的悲哀，這不是轉成罪過？所以他這晚立在講台上，靜肅的會場，只看見萬頭仰向，個個的眼裡皆射出熱烈希望的視線，集注在他臉上，使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希望，把著歡喜的心情給他們做歸遺家人的贈品。
「竹林事件」的農民相信如阿四這樣的文化協會成員，能夠帶領他們向日本殖民政府抗爭，可是阿四卻沒有任何成功的把握。這段文字呈現的是「把希望留給大眾，把悲觀留給自己」的決定——這是極為悲觀的決定，彷彿知識份子能做的就只有給予樂觀的欺瞞，給予一點安慰。至於具體解決方案是什麼？阿四不知道，並且不能承認他不知道。
或許，這正是這篇小說寫不下去，只能在遺稿裡斷尾的癥結吧？作家已逝，我也沒有讀過賴和自言「為何沒寫完這篇」的說法，只能在公堂之上假設一下：站在現實主義立場，希望以文學作品推動社會改革的賴和，恐怕不會願意寫一篇毫無出路的小說吧。〈一桿稱仔〉弱小的菜販猶能以死相拼，〈惹事〉天真的年輕人尚且負氣離鄉，若〈阿四〉真的一路自傳體下去，要怎麼寫出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出現的希望呢？如此「斷尾」，或也反映了殖民時代「現實主義」難以完全「寫實」的困境。
寫不完的小說當然是斷尾，但已經寫完的小說，卻也有被斬掉尾巴的可能。1940年代，也就是日本殖民時代末期，龍瑛宗試圖將自己的小說結集出版。龍瑛宗早在1937年，就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日本的《改造》雜誌得獎，可以說是日治時期台灣作家所獲得的最高層級獎項。正常來說，這樣一本小說集很可能就會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書名，把最著名的一篇推舉為「主打歌」。然而，龍瑛宗卻以《蓮霧的庭院》來當作書名。這項操作，應當是為了呼應日本殖民政府「內臺融合」的政策，因此刻意挑了符合這個主題的〈蓮霧的庭院〉來當主打，以此避免政治刁難。
不過，這番努力顯然沒有發生作用。《蓮霧的庭院》已經排版完成、只等待日本官員審核完畢，就能夠付印出版了。然而，當出版社把校樣稿送審之後，卻遲遲得不到回應。龍瑛宗最後向總督府保安課詢問，得到的答覆是：「你的創作集有問題，現在日本帝國是非常時期。但是，你的作品裡一點幫助都沒有，尤其是〈夕影〉是壞作品，應該刪除。換一篇協力聖戰的作品好了。」也就是說，總督府認為龍瑛宗在日本全力動員去打二次大戰的當下，卻沒有幫助鼓吹戰爭的作品，甚至有他們認為妨害此一目標的內容，因此不願讓它出版。
龍瑛宗無奈，只得「從善如流」，將〈夕影〉抽換成〈年輕的海〉。並且，根據王惠珍教授的研究，整部小說集有半數以上的篇章都進行了修改，其中不乏強化、呼應總督府政策之處，顯然是為了出版而做了許多「自我檢閱」的工作。但是，這部小說最終仍然不能送審通過，也就使得龍瑛宗這位戰前一度「反攻中央文壇」的作家，竟然沒能在日治時期出版自己的小說集。殖民者以其政治力量強迫性「斷尾」，反映了另一面向的文學困境：即使作家能夠「完稿」，殖民者都可以阻止作品以書籍的形式流通，讓你無法真正「完成」作品。
說到政治力量，就不得不提及另一種很容易「斷尾並且被讀者看到的發表形式：報刊連載。日復一日的連載，非常要求作家的規劃力與執行力。而如果再有政治力的介入，編輯和作者就可能要忍痛斷尾求生了。1970年代，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就是個例子。這部長篇小說大致可以分成四章，透過四個場景來串連外省人的離散史——逃躲中日戰爭、逃躲國共內戰、逃到臺灣遇到戒嚴、最後逃去美國卻又要應付麥卡錫主義的審查。
就算不考慮內容，《桑青與桃紅》本身就帶有先天的風險——因為它的作者聶華苓，是戒嚴時期被整肅的《自由中國》雜誌編輯之一。很長一段時間，聶華苓一直受到特務的監視，直到美國詩人安格爾將她接到愛荷華大學為止。《桑青與桃紅》連載之時，聶華苓人已經在美國，並且距離「自由中國案」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或許風聲沒那麼緊了。然而，當小說連載到一半，聶華苓寫到台灣的部分時，編輯就被約談了，接下來自然無法再刊下去。然而，如果我們細看《桑青與桃紅》的「台北」那一章，會發現聶華苓隻字未提白色恐怖。她描寫了一系列「監禁」的情節，但卻是用「丈夫捲款潛逃」為理由。時過境遷之後，任何讀者看到那章都會意識到：捲款潛逃根本只是個恍子；但那種強烈的束縛感，確實就是在寫白色恐怖的氛圍。
最後，我想來談一本不見得人人同意，但我認為實際上是斷尾的作品：柏楊的《異域》。眾所周知，《異域》是柏楊化名為金三角地帶的軍官鄧克保，結合訪談和田野資料重新撰寫的「偽裝成報導文學的小說」。《異域》看似有始有終，怎麼會說是斷尾呢？原來，它最初在報紙上連載時，標題叫做「血戰異域十一年」，也就是預計處理1949年到1960年之間的戰爭故事。但實際上，整本書只寫了前五年的故事，僅僅在最後一章提到「又是匆匆六年」，就把後面的故事通通略過了。這看起來像不像是日本漫畫連載被通令下期收尾的倉促畫面？
至於理由，讓我再次於公堂之上假設一下吧：《異域》最有趣的地方，是虛構了一個叫做「鄧克保」的前線軍官。既然這個人是虛構的，那就比較不必擔心政治壓力，一個小說人物是不可能被抓去關的。因此，柏楊常常在《異域》裡明示、暗示國民黨高層將官的腐敗事蹟，甚至引起國防部的關切。而連載《異域》的《自立晚報》，也與柏楊一搭一唱、把戲做足——你說昨天連載的內容不對？那你去問前線的鄧克保呀。
不過，即使「鄧克保」不會被抓，刊載《異域》的《自立晚報》卻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因此，我們是否可以揣想，《異域》的後六年實際上是編輯部真的承受了太大的壓力，最終被斷尾掉了？不過，諷刺的是，柏楊在1967年因為「大力水手事件」入獄，所有他的書籍都被查禁，唯獨《異域》仍在市面上流通。「鄧克保」的生命力果然頑強，「他的書」竟成為流落在牢獄之外的一條尾巴。
小說寫到一半接不下去，是所有提筆寫過小說的人都會有的經驗。然而，從台灣文學史來看，「斷尾」卻往往有比純粹的才力不夠更複雜的原因。畢竟，如果不是真的受到什麼威脅，壁虎沒事也不喜歡隨便拋棄自己的尾巴吧？那些遺失的尾巴，我們大概是永遠看不到了，但至少我們還能端詳斷面，看清楚那是怎麼受傷的。
・原文刊載於《幼獅文藝》2023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