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為2023年11月，我應國立台灣文學館之邀前往布拉格「哈維爾圖書館」演講之發言稿。本次參訪是文化部「風潮計畫」的一部分，透過展覽與演講，在歐洲推廣台灣文學。由於哈維爾圖書館有特殊歷史意義，因此我便由聶華苓、陳映真、哈維爾三人的「擦身而過」切入，由此帶出台灣文學的樣貌。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向各位分享「冷戰前線的臺灣文學」。不過，在展開這個充滿學術名詞的講題之前，我想先從一個「擦身而過的文學事件」開始講起，這起事件，正與我們所在的「哈維爾圖書館」有關。
西元1968年，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向世界各地的作家發出了參訪邀請。這個計畫，由台灣作家聶華苓與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主持，他們夫妻倆會決定每年要邀請哪些作家，到愛荷華大學小住一陣，在寧靜的愛荷華鄉間交流彼此的文學想法。這個計畫才剛剛成立一年多，還沒有現在這樣世界性的聲譽。在這最初的時刻，他們的邀請名單包含了兩位作家：
來自台灣的陳映真，與來自捷克的哈維爾。
我一直很期待，他們兩人如果在愛荷華大學會面了，到底會跟彼此說些什麼。哈維爾生活在共產黨政權治下，陳映真來自反共的國民黨政權治下，他們都是各自國家內的異議性作家。也就是說，雖然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他們都在爭取創作、思想與政治上的自由，但他們兩人對抗的「敵人」卻完全相反。陳映真深深信仰左派、反對國民黨政權及其背後的美國陣營，而哈維爾所不同意的捷克執政黨，背後卻是蘇聯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共產黨國家。想像中，假設陳映真與哈維爾真的見面了，他們能夠彼此理解嗎？還是說，他們會跟對方吵起來？
不過，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了，因為他們兩個人當時都沒有赴約。1968年，捷克爆發了「布拉格之春」，隨後蘇聯坦克進入布拉格，哈維爾流亡地下，因而無法前往愛荷華。同一時間，台灣爆發了「民主台灣聯盟案」，那是國民黨政權在「白色恐怖」時期所發動的眾多政治案件裡，牽涉到最多作家和藝術家的一次事件。陳映真就在這次案件裡被逮捕，坐牢七年，當然也去不了。
這或許是現代文學史上，捷克文學與台灣文學最靠近的一刻。
這樣的「擦身而過」，讓我非常著迷。這也是為什麼，當我知道我能來哈維爾圖書館演講，立刻就決定要講這個題目。它展示了台灣文學在冷戰期間的面貌、命運和複雜的政治關係。它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壁壘分明的政治對立，也讓我們看到文學就像頑強的藤蔓一樣，不只覆蓋了城牆，更努力伸出各自的枝枒，試著碰觸到世界另一端的其他文學人。「擦身而過」不只意味著我們之間的分隔，也同時意味著「我們曾經如此相像、如此靠近」。
2.
當然，關於哈維爾和捷克文學的一切，各位能教給我的一定比我粗淺的理解更豐富。因此，請容我把話題聚焦，回到我所熟悉與熱愛的台灣文學領域。
讓我們回到剛才故事裡的聶華苓和陳映真。這兩位作家本身，就呈現了冷戰時期台灣文學的複雜性：他們的每一處特質，幾乎都跟對方完全相反。
先談聶華苓。這麼一位台灣作家，是怎麼去到美國，成為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核心領導人之一的？首先，她並不出生在台灣。1925年，她出生於中國的武漢，在中國接受完整的教育。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當中大敗，殘餘的國民黨軍隊及其支持者失去了整個中國大陸的領土，退守到台灣來。聶華苓也在這個時候來到台灣。在台灣社會的族群分類裡，有這樣經歷的人被稱為「外省人」，在國民黨的恐怖統治之下，通常被視為比較親官方、享有各種特權的少數族群，大約佔台灣人口的10%左右。
不過，聶華苓的思想並不那麼「官方」。她在1950年代開始了她的文學生涯，擔任雜誌編輯、也撰寫自己的小說。她所參與的雜誌叫做《自由中國》，由一群「國民黨內的開明派知識分子」擔任編輯——他們基本上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黨，但是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並不滿意，希望蔣介石真正下放權力，推行民主政治。聶華苓負責編輯這份雜誌的文學版面，她的選稿風格也因而充滿了自由主義色彩，並不追隨國民黨推行的政治教條。
然而，富有理想性的文人終究難以對抗野蠻的政治手段。1960年，國民黨發動政治攻擊，誣告《自由中國》包庇共產黨的間諜。《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群，不是被逮捕、就是被軟禁。聶華苓就是被軟禁的其中一人——她的家門口，時時都會有便衣特務。大多數朋友，也因為害怕被牽連，而中止了與她的往來。她剛剛開始起步的文學事業，似乎也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
她就在這樣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圍裡，低調地生活了幾年。直到1963年，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來台參訪，才改變了她的命運。當時，美國在台北設有「美國新聞處」（簡稱「美新處」），是一個專門負責文化交流的機構。聶華苓就在美新處舉辦的酒會裡，認識了安格爾，兩人一見鐘情，深深為彼此傾倒。在安格爾訪台的短短幾天內，他們不只在公開活動碰面，更曾私下約會，這在民風保守的1960年代台灣，已經可以說是「熱戀」了。根據聶華苓的回憶錄，在某場活動結束後，安格爾提議送聶華苓回家。兩人坐上了計程車，安格爾確認聶華苓並不趕時間之後，對計程車司機說：「你就繞著台北市一直開，不必停下來。」如果換一個脈絡，這句話很可能會是諜報片裡逃避間諜跟蹤的指令；但在聶華苓的筆下，這可能是安格爾往後無數浪漫情話裡，最有力量的一句。
安格爾並不是來台灣觀光的，他會在這裡遇到往後共度終身的伴侶，純屬巧合。此時的安格爾已經任職於愛荷華大學，並且開始構思：是否要為了對抗蘇聯，擴張美國文化的影響力，也模仿蘇聯的方法，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到愛荷華大學參訪？安格爾此行，就是為了在亞洲尋訪適合的作家。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機緣呢？被軟禁的聶華苓，與「剛好有藉口帶走她」的安格爾，再加上兩人夢幻的愛情。於是，就在1964年，愛荷華正式邀請聶華苓赴美。聶華苓去了，並且很快與安格爾結婚，從此定居美國。
這就接上了我們開頭所說的「擦身而過」。1967年，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成立，在這對夫妻的主持下，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名作家都曾來此交流，是全球最大的文學交流計畫。1968年，他們邀請了哈維爾和陳映真，但兩人都因為政治因素缺席。到了1970年代，聶華苓回顧她驚濤駭浪的前半生，寫下了她的文學代表作《桑青與桃紅》。在這部長篇小說裡，她描寫了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白色恐怖以及移民美國的主題，幾乎濃縮了二十世紀華人的離散（diaspora）史與苦難史。至今，《桑青與桃紅》英文版仍然是亞非文學研究的重要案例之一。
在聶華苓本人的故事，以及她所寫下的小說裡，我們可以看到冷戰的強烈影響。台灣正是因為處於冷戰前線，肩負著抵擋蘇聯與中共擴張的任務，因此得到美國的保護與支援。然而，美國的介入，卻對聶華苓這樣的作家產生了好壞交織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府，並不像他們自己宣稱的那樣愛好民主自由，反而為了鞏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而採取高壓的手段，因此才有《自由中國》案件的發生；但另一方面，美國也透過前述「美新處」之類的單位，將現代主義等文學思潮輸入台灣，影響了包含聶華苓在內的一整批重要作家，比如白先勇、王文興、七等生、王禎和、郭松棻等。
從意識形態來看，聶華苓毫無疑問是認同「美國價值」的：她是自由主義者、反對共產黨、熟悉英美文學並將之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但是，這麼一個認同「美國價值」的作家，竟然在美國所支持的國民黨政權下被迫害，這是十分荒謬卻又真實的案例。聶華苓跟「美國價值」的親和性，可以在她的後半生得到印證：她到了美國之後，反而在異鄉大放異彩，攀上文學事業的高峰。美國文化確實是可以讓聶華苓大展身手的土壤，不只讓她留名台灣文學史，更讓她在世界文學的場域裡佔有一席之地。
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她遇到了能把她帶離台灣的安格爾。而安格爾之所以來到台灣，又是因為美國想要更加擴張他們的文化影響力。歸根究底，這仍然是冷戰結構的產物。並且，我們可以想像，在那個年代裡，還有更多被國民黨政權迫害的知識分子，而他們並沒有遇到他們的安格爾，沒能逃出那個政治牢籠，也就沒有機會寫下他們自己的《桑青與桃紅》。
3.
接下來，我們聊聊陳映真。他各方面都與聶華苓相反：他是男性，並且他的家族，在國民黨統治台灣之前，就已經長居於台灣。這樣的身份，在台灣稱之為「本省人」。他們佔全台灣人口的80%，但卻被國民黨政權視為二等公民，剝奪了母語、文化與各種權利。他與聶華苓最大的差別，不僅是性別與族群，更是他們的政治立場：陳映真從青年時期開始，就是一名堅定的左派，他狂熱地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堅決反對以美國、日本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
陳映真的這種政治立場，不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極不受歡迎，就連在此時此刻的台灣，都是極少數派，少到無法選舉產生任何政治代表的程度。作為對照，他的文學成就卻又極高，但凡有一點文學品味者，都很難不被他深邃憂傷的文字所吸引。因此，他可以說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大多數他的讀者，也都承受著「欣賞他的作品，但無法接受他的政治立場」之尷尬。
不過，正是因為他「親中反美」的立場，使得陳映真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敏感地察覺到台灣飽受冷戰結構影響。比如說，對大多數台灣人而言，美國不只在文化上有強大的吸引力，美國的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正是台灣可以與中共對峙七十多年而仍未被摧毀的重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下，美國是值得信賴的盟友——如果不說是「保護者」的話。但是，由於陳映真始終夢想著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軍成功渡海，讓紅旗插滿台灣」的政治願景，因此在他眼中，美國的「援助」，實際上是一種「阻止中國統一的干涉」。如果沒有美國，如果沒有冷戰對立的結構，他的夢想早就完成了。並且，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國民黨也不可能在台灣實行數十年的恐怖統治。
這種政治立場，連帶影響了他的文學立場。在他剛剛開始寫作時，台灣文學正流行著由美新處介紹進來的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描寫虛無、荒謬、扭曲等等主題，正好給了飽受政治壓抑的青年們一個情感出口，一時風靡整個文壇。陳映真也不例外，他最早的一批小說，例如〈我的弟弟康雄〉或〈淒慘的無言的嘴〉，就是以濃烈的虛無氣息，而在當時讀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隨著左派意識的覺醒，他開始認知到：美國之所以強力推銷現代主義給台灣，是為了讓台灣作家沉溺於內心世界，停止思索政治、社會與種種不平等；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台灣文學倒向左派。當作家們只在乎自己的內心世界，並且致力於創造出更多怪誕的文學形式時，自然就比較不會在乎跨國資本主義帶來的剝削問題了。
不滿於這種文學思潮，陳映真及其同世代的許多青年作家，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了一波大規模的轉向。他們拋棄自己熟悉的現代主義路線，開創了所謂「鄉土文學」的路線。事實上，「鄉土」一詞只是藉口，他們真正想描寫的，其實是最底層的群眾如何在經濟發展的過程裡、如何在美日本資本主義的剝削下，被榨乾了勞動力，並且失去了尊嚴。他們實際上就是左派的文學。
這一路線，當然引起了國民黨政權的警覺。國民黨之所以在國共內戰裡大敗，原因之一就是在意識形態戰場上輸給了共產黨。在1949年的那場大敗前夕，幾乎所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都恥於公開支持國民黨。國民黨並不習慣自我檢討，因此總是將這種潰敗，歸咎於「宣傳戰的失敗」。因此，退守到台灣之後，當然就要嚴厲掌控言論環境，控制作家的文學路線，避免這最後的「復興基地」也因為一樣的原因而失守。
這就是1968年，陳映真無法去愛荷華，和同樣也去不了的哈維爾碰面的原因了。前面提過的「民主台灣聯盟案」，就是一個整肅左派藝文人士的政治案件。不過，就像竊賊入獄之後，往往會因為認識其他竊賊而精進了偷竊技術一樣。陳映真入獄之後，反而遇到了一大批左派政治犯。年輕的陳映真本來以為這些政治犯前輩早就都死了，沒想到通通都在這裡。這使得他在獄中的七年，幾乎是進入了另類的「共產黨大學」。如果本來的他，是一名富有左派理想的熱血青年，這七年則把他徹頭徹尾訓練成「共產黨」忠心、狂熱的黨員。
在此，我想稍微提醒各位：我們很容易用當代的視野，回頭去衡量作家當時的政治選擇。現在的我們很清楚地知道，中國是一個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所以我們現在很可能會認為陳映真對中共的認同是愚蠢的，甚至是邪惡的。但是，一來當時中共嚴密地與全世界隔絕，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內部發生了什麼樣的慘狀，因此「認為陳映真愚蠢」之說實際上不太公平；二來，陳映真並不是基於自身利益而信仰共產黨的，他是真心相信共產黨能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他的動機並不「邪惡」。要理解第二點，在2023年台海局勢緊張的此刻，尤其需要一點想像力——陳映真並不是不愛自己的家鄉，才想要跟侵略者合作的；相反的，他熱愛著自己的家鄉，所以當時才期盼中共趕走腐敗的國民黨，與國民黨背後邪惡的美國。真正的困難不是「不愛」，反而是「愛」，並且用一種人們無法理解的方式在愛。
關於他的政治立場，是可以花數十萬字來分析的，我們就此打住吧——事實上我就曾有一本書，在討論這些台灣作家的思想轉折。縱然他的政治立場，對當代的台灣人已毫無吸引力，但他秉持著強烈的左派信念，寫出〈山路〉、〈鈴鐺花〉等一系列小說，確實為長期缺乏左派視野的台灣，保留了另一種視角。在他憂傷細緻的筆下，我們能夠看到左派政治犯的熱情、奮鬥，也能看到他們如何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挫敗、消亡。在這個意義下，陳映真的文學超越了黨派。他之所以打動讀者，並不在他提出了多麼合理的政治願景，而是「能為理想堅持到這個地步，實在了不起」的感動。我本身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即便我幾乎全盤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場，但在我向各位介紹台灣文學時，仍然將他選為我們今天這場演講的兩個主要案例之一。
4.
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1968年，那個全世界都風起雲湧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裡，如果陳映真和哈維爾一起去了愛荷華，坐在聶華苓和安格爾的客廳裡，那會是什麼樣的畫面？
歷史沒有如果，但我們可以發揮一點想像力。
最近幾年，由於美國許多檔案陸續解密，我們發現當年保羅‧安格爾的許多行動，背後都有CIA（中情局）的資助。其中最大筆的投資，當然就是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這個計畫的目的，是用一種柔性的方式，來讓世界各地的作家對美國文化及美式民主留下深刻的印象。安格爾和聶華苓這對作家夫妻的任務簡單精準：他們只要讓各國作家感覺到，來到愛荷華，是他們人生中最能毫無顧忌、無須擔心監視與審查、純粹談論文學理想的一段日子，這樣就好了。不管來訪作家是什麼立場，安格爾與聶華苓都會親切招待，並且沒有設定任何「宣傳目標」，也不要求作家的回報——連寫篇文章美言幾句都不需要，真的就是來此享受一段文學假期。但正因為「國際寫作計畫」如此輕鬆，它反而具有極佳的效果。就算是本來最反美的作家，想起這段美國時光，也幾乎都是好印象。
從美國的政治意圖來看，陳映真與哈維爾的共同點，實際上都是「冷戰前線的國家裡，受到壓抑的作家」。重要的不是他們到底有多左派、多信仰共產黨、多渴望民主改革，重要的是他們當時其實有可能會去一趟美國，然後在心底留下一段「關於美國的文學回憶」。這樣就夠了。至於陳映真和哈維爾，如果真的相遇的話，是會一拍即合，還是會大吵一架，都沒有關係，美國人並不預設目標。信仰自由主義的女主人聶華苓，不會強硬要求他們接受任何一種意見。這是在美國可以擁有的自由。這是當時，許多國家的作家，都想要追求的自由。CIA想要的，就是在這些來自冷戰前線的作家心中，留下一點憧憬，讓他們看到：你們所致力打造的國家，是不是就有點像美國？
這也是CIA所資助的「國際寫作計畫」，最有趣的地方：它有非常強烈的政治目的，但卻透過非常寬鬆的文學氛圍來達成。這個計畫最重要的前提，是他們相信「文學的力量」。就是因為他們相信文學能夠跨越壁壘、能夠溝通不同背景的人，他們才會相信「把一群不同立場的作家放到同一個地方」是個好主意。正因為相信文學，才會不預設任何議程、目的，只是「把人邀請過來」，並且相信人們自由的交談本身就有其力量。
這樣的信念，讓聶華苓能夠從容接待許多不同立場的作家。這樣的信念，也讓陳映真的文學作品，擁有了超出他政治信念的影響力。並且，這樣的信念貫穿了整個冷戰時期，使得文學所締造的種種交會與連結，不斷讓人們跨越各式各樣的政治壁壘。讓我們再次回到陳映真和聶華苓，但把時間推進到1980年代中期吧：
1980年代中期，陳映真再次受邀前往愛荷華，這次他成功抵達了。他雖然沒能見到哈維爾，但他見到了另一群人：來自中國的作家茹志鵑、王安憶母女。這是冷戰時期，中國與台灣作家罕見的會面。能與來自「紅色祖國」的作家會面，更是陳映真朝思暮想的機會。但有趣的是，正是在這次交流裡，陳映真發現中國的年輕作家似乎「沒那麼左」，而感到失望；而王安憶同樣也對大名鼎鼎的陳映真失望，因為此時的中國作家，正急切想要拋棄毛澤東以來的左派教條，擁抱歐美自由世界的風氣。他們來自被冷戰切開的海峽兩岸，卻彷彿交換了立場：來自左派國家的傾慕右派，來自右派國家的傾慕左派——這又是一次「擦身而過」。連陳映真這樣最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作家，都感受到兩岸之間的巨大落差，這似乎也顯示，中國與台灣已經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但無論如何，有接觸才能走出幻想，真真切切認知到彼此實際的樣貌——這當然是熟悉兩岸歷史的聶華苓，所精心安排的邀約名單。
而聶華苓和安格爾的故事，也將隨著冷戰結束而告一段落。1991年，柏林圍牆已經倒塌兩年。聶華苓與安格爾搭乘不同的飛機出發，要處理各自的一些工作。他們約好，在工作結束之後會合，然後一起飛往捷克，接受時任捷克總統哈維爾的接見。二十多年前無法成行的聚會，此刻將以另外一種形式實現了，這樣的人事變幻，本身就曲折得像小說一樣。不過，並不是所有故事都會有甜美結局。就在獨自搭機的途中，安格爾心臟病發而去世了，這次會面因而取消。聶華苓再次和哈維爾「擦身而過」，留下了令人遺憾的結尾。而我們都知道：遺憾，本來就是小說的經典主題。
5.
回到此時此刻，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也正是因為文學，因為有共同的信念，讓我們能在此齊聚一堂。縱然聶華苓、陳映真和哈維爾的會面始終沒有發生，但捷克與台灣，仍能透過文學，傾聽彼此的聲音，讓我們即便身在地球的兩端，仍能與彼此共鳴。今年，在布拉格有台灣文學的展覽；明年，台灣也將舉辦捷克文學的展覽。我們的文學，都是經歷政治壓迫的文學。我們的國家，曾經都是冷戰的前線，此刻也都努力面對巨大的威脅，以保護我們得之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不只是一種政治立場，更是多種文學立場交織的結果。從我這樣的作家的角度來看，這一切都是關係緊密的：如果我對政治有任何熱情或盼望，都是為了讓文學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間；如果我們的文學最終能夠帶給人類什麼，也應當不斷提醒「每個人都能平等、每一種人都有尊嚴」的政治願景。
毫無疑問，在那冷戰的年代裡、在威權體制面前，政治是極為強大、文學是極為弱小的。但就算在那麼極端的對比下，文學仍然堅韌地長出了自己的枝幹與花朵。光是在我今天這麼簡短的介紹裡，都還長出了聶華苓、陳映真這組截然相反的品種。在我看來，這種看似柔弱、實則堅韌的特質，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它既是文學的特質，也是台灣的特質，更是台灣文學，與全世界所有具有理想性的文學，所共有的特質。因為我們相信文學，所以它就具有力量。
最後，我想朗誦台灣詩人林亨泰的〈群眾〉這首詩，做為今天的結語。林亨泰在今年稍早剛剛去世，在台灣文學界引起了廣泛的哀悼。他的這首詩寫於1940年代，那是國民黨政權剛剛來到台灣，剛剛開始顯露它的殘暴，也正準備將台灣納入恐怖統治的時刻。在這首詩裡，林亨泰以「青苔」比喻「群眾」，以「城堡」、「城牆」等軍事設施隱喻國家的暴力。在這首詩的最後，柔弱的青苔終於淹沒了城堡。在一段暴力時期的開端，林亨泰就以詩作展示了我們剛剛說過的文學信念。順帶一提，如果各位有興趣深究的話，我很樂意稍微提醒：林亨泰的政治立場，又跟前面兩位作家截然不同了，台灣文學便是這樣一個品種豐富的花園。不過，時間不多了，我們就讓詩句自己說話吧：
〈群眾〉 ◎林亨泰
青苔 看透一切地
坐在石頭上 久矣
青苔 從雨滴
吸吮營養之糧 久矣
在陽光不到的陰影裡
綠色的圖案
從闇祕的生活中 偷偷製造著
成千上萬 無窮無盡
把護城河著色
把城門包圍 把城壁攀登
把兵營甍瓦覆沒
青苔 終於燃燒了起來
這首詩的最後一行，翻譯成捷克文是「青苔終究會燃燒起來的」，我想，將「青苔」代換為「文學」，也是完全可以說得通的吧！謝謝哈維爾圖書館、台灣文學館的邀請，讓我有機會能跟大家分享這些話題。也謝謝辛苦的口譯，以及許多在這趟旅途提供協助的朋友們。最後，要感謝前來聆聽的各位。希望今天的內容，能開啟捷克文學和台灣文學有更多的交會，不會再有「擦身而過」的遺憾，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