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的第一個志向是醫生。大人們聽我這麼說都會笑開來，我也會跟著笑，但要到長很大之後，才發現不是在開心同一回事。對我來說，「看醫生」滿好玩的，近乎於遊戲；因此我推想，「當醫生」應該也會很有趣吧？
我從出生起就注定了跟醫院的緣分。我是提早五十天出生的早產兒，體重只有一千九百多克，是三兄弟裡最輕的。一千九百多克到底是多輕，我不太有概念。倒是有個故事，是我毫無記憶而家人津津樂道的：因為早產，我一出生就被送進保溫箱。外婆來院探望，想早點看到她的長外孫。隔著玻璃窗，外婆找到我所屬的「箱位」，但她才看一眼，就發現事情不對勁。
箱裡只有被褥，哪裡有什麼嬰兒？
人呢？
這一驚非同小可，整個婦產科動員起來，全院上下搜索這名年輕的失蹤人口。外婆飽受驚嚇，以為自己從未謀面的外孫被人綁架了。那是1988年，解嚴之後沒有多久。要到三十多年後，我才會在謝宜安一篇分析都市傳說的文章裡聯想起來：對耶，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就是台灣有許多綁票撕票案件，搞得許多家長人心惶惶的時期。
我當然沒有被綁架。我之所以從「箱位」裡消失，與我一千九百多克的原廠設定密切相關。兵荒馬亂一陣子，終於有位護理師想到：是不是應該先徹底檢查保溫箱？她回到我的箱位，乍看之下確實空無一物，但當她把被褥掀起來檢查時，發現了一隻體積幼小的不明生物。它皺縮成一團，卡在床鋪和箱壁之間的縫隙，睡得非常安穩。
結案：我沒有被綁架。只是安置一般早產兒的保溫箱，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太大了。
稍微懂事之後，我常和朋友分享這個故事。不只是因為它有很典型的喜劇結構，更是因為，從我小學到研究所畢業，沒有任何人會相信這個故事的前提——我是早產兒。我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或許是初次見面的印象太過強烈，外婆在接下來幾十年裡，頗以餵食我為己任。營養均不均衡還是其次，量是一定要比足夠更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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