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逆流：鍾理和與鍾肇政書信錄》推薦序。書中版本的標題略有修改，此處為我原文標題。
談到台灣文學史上最感人的友誼，很難找到能與鍾肇政、鍾理和兩人相提並論的。鍾肇政住在龍潭，鍾理和住在美濃，後者身體虛弱得禁不起長途旅行，他們因而從未見過彼此。而在1950年代後半，別說沒有網路了，連電話費都非常昂貴。種種因素之下，使得這本並不算厚的《鍾理和與鍾肇政通訊錄》，竟成了他們交誼始末的全紀錄——真正是一字不漏，別無他訊的。
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最「純文學」的一段友誼了。他們的情感交流自始至終都是純文字的，並且也確實是因為文學結緣，且從第一封信到最後一封信，都呈現了兩人在文學路上的掙扎，純粹得不能再純粹。
如本書所示，兩人的結緣是從《文友通訊》開始的。1950年代的台灣文壇，有非常嚴重的省籍資源分配不均問題。本省籍作家經歷了漫長的日治時期，有著良好的日文讀寫能力，也透過日本文學和日文譯本，有著不弱於外省籍作家的文學素養。但在國民政府粗暴禁止日文、強推華文的政策下，本省籍作家一身技藝都難以發揮。在兩人的通信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時以日本作家來比喻彼此的作品，並且同樣在投稿路上屢屢挫折，就是這一因素的體現。
更雪上加霜的是，國民政府因為國共內戰的失敗，生怕共產主義思想滲透到台灣來，開始在1950年代推行「反共懷鄉文學」，以深化意識形態控制。這一政策本意不是打壓本省籍作家，但以此為「主旋律」的選稿標準，卻變相達成了排除本省作家的效果。要說「反共」，本省作家哪裡比得上外省作家與共產黨短兵相接的經驗？要說「懷鄉」，本省作家人就在家鄉，哪裡有鄉可懷？本書兩人一直苦於作品的「時代性」不足，就是含蓄地表達了這種選稿標準所造成的苦悶。其中，無論是鍾肇政擅長的鄉村題材，還是鍾理和專擅的悠遠風格，都是後世讀者肯定、卻不能見容於1950年代文壇的。
因此，鍾肇政發起的《文友通訊》，可以說是那一世代苦無出路的本省籍作家，首次集結起來互相協助、互相取暖的嘗試。即便屢遭退稿，但他們已經是少數能夠突圍、偶有稿件發表的「倖存者」了。而從後世的文學發展來看，他們更是保住了台灣文學「微細的一線香」。沒有他們，就不會有後來的鄉土文學；沒有他們，日治時期的文學傳統也將全然斷裂。站在2024的現在，我也幾乎可以說：沒有他們闖出的路徑，當今四十歲以下青年作家極為興盛的本土題材書寫，想必會更加艱難。
帶著這樣的後見之明，我們可以從本書發現許多重要作家、重要文學脈絡的根苗。鍾肇政是台灣戰後文學最核心的人物，以《魯冰花》成名之後，更陸續以一系列「大河小說」的長篇鉅製，奠定了台灣歷史書寫的規模。在本書最後幾封信裡，我們就可以看到《魯冰花》站上文學舞台的瞬間——而那也將是鍾理和生命的最後階段。鍾理和雖則早逝，但他的《笠山農場》和「故鄉」系列，卻已是台灣文學史上毫無疑問的經典之作。當我們越知道這些作品的成就，就越會對本書所提及的，鍾理和作品處處碰壁、無法發表的困境，有著更多感慨與不平吧。
除了他們之外，本書提及的許多作家，也都在台灣文學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鍾肇政暱稱為「火泉老」陳火泉，可說是他們之中寫作資歷最深的，早在日治時期就以小說〈道〉成名。不過，由於那篇小說完全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屬於「皇民文學」，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是太過政治不正確的作品。所以，即使陳火泉資格老，在「通訊」裡卻很少提及當年的豐功偉業，對於是否繼續寫小說，都有某種戒慎恐懼之感。後來，陳火泉反而是以一系列勵志散文活躍於書市。銷量雖高，成就卻相對有限。但此一「有限」，與他的政治際遇不無關係吧。包括本書在內，鍾肇政不斷催促陳火泉寫小說都難有成果，背後就有政治的暗影。
而在「通訊」糾集的那一刻，寫作成就最高的恐怕是廖清秀了——他也是最早與鍾肇政聯絡上的本省作家之一。廖清秀曾經參加政府舉辦的「小說研究班」講習，同期的學員有王鼎鈞等後來的重要名家。根據王鼎鈞的回憶，「小說研究班」同學們講好了，每人要在結業時繳出一部長篇小說。結果，整梯同學幾乎都寫不出來，唯有廖清秀完成了。沒有「跨與」困擾的外省同學交不出來，本省籍的廖清秀卻出手不凡，顯見他天份之高。而這部作品，就是「通訊」裡面曾經輪閱的《恩仇血淚記》。以我的閱讀體驗來說，我認為它是可以和《魯冰花》、《笠山農場》並稱1950年代、本省籍作家代表作的水準，作為少作的「起點」非常高。可惜廖清秀後續的寫作並不算積極，沒能再創高峰，也就慢慢被一般讀者遺忘。然而，睽諸台灣文學史，《恩仇血淚記》應當有著本省作家突破語言限制的轉捩點意義。
此外，「通訊」成員文心、李榮春也是台灣文學史不會遺忘的人物。鍾肇政屢屢稱讚文心有作家氣質，所言確實不虛。文心的中短篇水準都頗佳，擅長處理細膩的人際互動。不過，他在1960年代轉向電視編劇，後續的小說作品不多。李榮春則剛好相反，他畢生未曾放棄小說創作，寫出《祖國與同胞》等一系列自傳性的大長篇。雖然受限於語言和資源，他的寫作成就不能算是非常高，但他對小說創作的熱情與執著，在整個文學史看來是非常罕見的。
《文友通訊》成員極盛之時也不過九人，其中就有六位持續被文學史研究的作家，關鍵地位可想而知。而到本書後半，「通訊」解散之後，鍾肇政、鍾理和兩人的通信裡仍有不少值得注目的人名。其中，因為讀到鍾理和〈草坡上〉而來信致意的讀者「陳永善」，就是將在接下來三十年縱橫文壇的悍將陳映真；而鍾肇政不斷稱讚的鄭清文，也是現今有著「台灣短篇小說之王」美譽的名家。從世代來說，這兩人是兩鍾的後輩，屬於「戰後本省第二代」的文壇主將。
當然，最傳奇也最令人傷感的，還是鍾肇政、鍾理和這對摯友了。在本書裡，你可以看到他們彼此扶持、訴苦和打氣，一起走過了艱困的文學時光。而在本書最後一封信之後，鍾理和即因為連日趕稿、過度勞累，而使得肺病發作驟逝。從書信看來，鍾理和的去世毫無預兆，讀者想必也能體會鍾肇政的錯愕與悲傷。此後數十年，鍾肇政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責裡，認為是自己催促鍾理和寫〈雨〉才害了他，直至八、九十歲的高齡，仍然每提必哭。然而，站在鍾理和的立場，他又何嘗不想把握鍾肇政為他費心抓住的文學發表機會呢？
兩人的故事，拙作《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時期台灣》已有長文，在此不贅。可以補充的，是鍾理和去世之後，鍾肇政種種「帶著摯友的意志寫下去」之作為。鍾肇政自1960年代活躍於文壇，但對鍾理和的文學成就及遺志未曾或忘。除了協助出版《雨》和《笠山農場》，更為鍾理和寫了傳記性的小說《原鄉人》，並且配合李行拍攝的《原鄉人》電影共同出版。1979年代，一群作家要籌建第一個台灣作家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時，鍾肇政當然也參與其事，出面號招。
在此之外，我對於兩人文學作品當中的隱微關係更感興趣。在本書裡，兩人數次討論要寫一系列長篇小說。鍾理和提出了〈大武山之歌〉計畫，鍾肇政則有「台灣人」計畫。兩人的計畫不約而同，都想以「三部曲」來寫日治時期以來，台灣人所面臨的時代轉折。英年早逝的鍾理和並沒能寫完這系列作品，但鍾肇政卻沒有忘記初衷，花了十多年的時間完成《沉淪》、《滄溟行》和《插天山之歌》三部曲——第三部書名，是不是看起來有點眼熟？容我斗膽揣測：「插天山之歌」和「大武山之歌」的書名相類，應該不是偶然吧？
兩人通信裡，曾說好各自寫完、互相比較，看看同一主題會寫出怎樣不同的風景。這個約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了，但在鍾肇政版本的三部曲裡，還是留下了依稀可辨的鍾理和印記。更重要的是，鍾肇政在信裡曾說自己不知道適合寫長篇還是短篇，但在1960年代，他動手撰寫「台灣人三部曲」和「濁流三部曲」之後，基本就確立了他在長篇小說方面的地位。如前所述，鍾肇政以「大河小說」留名文學史，這已是文學研究者的定論了。而一切的起點，就在這本《鍾理和與鍾肇政通訊錄》。
兩名文友彼此討論，一人繼承了另一人的文學意志，從而找到了自己的文學天命——還有哪段關係，是比這兩人更「純文學」的嗎？至少，我是想不到其他例子了。文學是孤獨的，因為在寫作時，你只有你自己；但也正因為如此，文學的友誼是重要的，在寫作以外的時間，你需要另一個相類的、能夠理解你的靈魂。他們兩人從未謀面，但毫無疑問，是彼此靈魂緊緊牽繫的一對好友：純粹，高貴，誠摯而無一絲雜質。全部都在這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