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兩位少年約在校外的麥當勞。他們正在告訴我，學校裡的「安檢」是如何進行的。
「安檢」是「安全檢查」的簡稱，不過它跟安不安全未必有關係，主要目的是檢查一個禮拜住在學校五、六天的學生，有沒有趁著放假回家夾帶什麼違禁品。違禁品的項目很多，校規上沒有詳列，但所有學生都很清楚：所有能夠通電的東西（除了手錶和及稀少的幾種沒有遊戲的電子辭典）、髮膠、武器、毒品以及任何非教科書的書籍。
是的，書。書是違禁品，而且是在學校裡。除非你把書先拿給老師審核，讓他在書頁上簽了名，才能豁免。
「安檢」有規模大小之分。小安檢比較平和，通常是某班導師一時興起，想讓學生「收收心」而在本班發起的。老師指定幾個幹部搜搜抽屜，搜查過程比較不專業，查到什麼也不會鬧大，私下懲處就可以了事。畢竟把每一件違禁品都上報給學務處，也會顯得這位老師很不會帶班。大安檢就茲事體大了：通常由教官或學務處主任發起，一通全校廣播，被點到的年級就得全員離開教室，到大禮堂裡排排坐。一節課過去，每個人的座位都已被粗魯地翻出來再粗魯地收回去，包括你的抽屜、擺滿參考書和各種沖泡飲料粉（那是寄宿生度過漫長晚自習的良伴）的書櫃。真藏了什麼違禁品的，也將在忐忑裡揭曉結局。過不了多久，教官會把所有找到的東西拿給導師，而導師會臉色鐵青地來到班上，點出那些讓他丟臉、且準備要送出記過申請的名字。
我知道少年沒有誇大。將近十年前，我在同一所私立學校讀書的時候，狀況就是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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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影集版面世之後，要跟別人解釋我所讀過的那所私立中學，就方便得多了。影集描寫1999年，山村裡的「翠華中學」。該校戒嚴風味十足，有一絲不苟的髮禁、服儀規定，權力極大的教官會站在校門口，任意搜查每個人的書包。一旦起出任何違禁品或禁書，就會遭到嚴厲的懲罰。
許多網友就說了：1999年不是解嚴了嗎？怎麼可能還有這種學校。
我心下暗算，我是1988年生，也就是說，我入學那年是2001年。
困惑的網友是幸福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影集版《返校》的學校場景，已經不只是「寫實」而已了，它根本就是等比例模型。連山裡潮濕、陰鬱的色調，都像是直接從我的記憶中播放出來一樣。
影集沒有拍出來的，是鐵窗。學校裡每一面向外的窗戶，都用粗壯的鐵柵欄封住了。如果是鄰接馬路的一面，還可以理解是為了防止學生逃學。神奇的是，即使某些教室鄰接陡峭的山壁，校方仍沒有留下任何縫隙。從這些教室的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東北角伸入海浪的樣子。那是霧氣的專屬通道——如果在冬天開窗，濃霧會輕易遮蔽大半片黑板，讓數學老師氣到折粉筆。就算是身手矯健的校隊選手，也不可能從這面窗戶逃出去。但這不是放棄鐵窗的理由。既然身為一座學校，就應該要有鐵窗，就要四面圍定、插翅難飛，校方沒有這麼說，但他們就這麼辦。
多年以後，我讀到了傅柯的《規訓與懲罰》。書裡說，近代社會許多機構都有相同的性質：監獄、軍營、工廠、學校……。小組討論的時候，有同學質疑：學校是照顧幼童、啟發知識的地方，怎麼能跟監獄相提並論？我腦中立刻浮現國中時的鐵窗。傅柯的文風玄之又玄，跟大多數歐陸思想家一樣，以層層疊疊的抽象概念組成立體的迷宮。然而，《規訓與懲罰》的這個部分，對我而言再具體不過了。我記得伸手穿過霧氣，摸到鐵柵欄的森然觸感，那種觸感證明了傅柯並非向壁虛構。他顯然不是本校校友，但我樂意封他一個榮譽同學的頭銜。
我就在這樣的學校裡，實習了三年坐監生活。
最初是大人出的一道選擇題：「上國中之後，你想要補習嗎？」我當然說不，早上七點到下午四點的小學生活，已經讓我頗不耐煩，大半時間不是神遊，就是偷讀課外書，去補習班也只是複製貼上。大人於是推薦了不必補習的方案：有一間私立中學，一學期學雜費加食宿大約六、七萬元；乍看之下比公立學校貴很多，但若算上生活費和補習費，兩者無甚差別。並且，私立學校提供獎學金方案，只要入學考試若干分數以上，或每學期成績排名在一定程度以上，就能減免學費，最多可以抵去四分之一。
哇，好划算。在我知道自己是摩羯座之前，似乎就內建了摩羯腦。於是，我和大人迅速達成共識，只要入學考試有拿到獎學金，我便願意入學。
這就是我入獄的全部經過。現在想來，當時我所有的「考慮」，其實全都搞錯了重點。我並沒有搞清楚那間學校的風格，沒有比較過替代方案，也不知道念這樣的學校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但話又說回來，我那時候只有十三歲，並且是沒有特別聰明的十三歲，當然也不會想到「大人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在推薦什麼」。在大人看來，比起野放、寬鬆、學生未經篩選的公立學校，事事嚴打的私立學校顯然比較令人放心。我是解嚴寶寶，歲數與台灣這個年輕的民主體制相當；這也意味著，生養我的大人們都活在戒嚴時期，而且安全活到能夠生養。既然他們都在大監獄裡待了幾十年了，覺得小監獄看起來比較和藹可親，也是很合理的。
坐監生活開始了。第一事是頭髮。比照監獄標準，學校規定男生必須剪極短的平頭，髮長以教官的手指厚度為限。教官一個剪刀手過去，不能有任何髮絲探出頭來。這對我來說並不困難，甚至還算喜歡——因為我討厭打理外表，統一的服裝儀容規定，能讓我直接免去一項煩惱。接著，是軍事化的時間表：早上六點起床，一直到晚上十點就寢，每一分鐘都像方方正正的稿紙，一格只填一個字，絕不混淆。負責執法的，就是手執「板子」，隨時可以當眾體罰的教官。在他們的監督下，人、時間、地點構成了一組三維座標系，任何一根突出的釘子，都能用鐵鎚敲回原位。在這間學校裡，「海森堡測不準原理」是沒有價值的空論。如果你測不準七點三十六分的時候，一年甲班四十七號人在哪裡，那就意味著罰寫不夠多、罰站不夠久或打得不夠用力。
我和其他同學一起，在小學畢業後不到一個月，就接到了新生訓練的通知。沒想到自願入獄的第一個效應，是獲得六年來最短的暑假。新生訓練旨在讓我們習慣每一天的時間表，製造未來三年的標準化方塊。每天從教官的哨音開始，定時起床、定時吃飯、定時上課，這都不難適應。雖然教官的杖擊隨時都有可能落下，但只要夠「乖巧」，多半能靠自身的努力逢凶化吉。然而，有些規則的設計實在太過嚴苛，於是成為我等十三歲新生的日復一日的天災。
比如說：洗澡。
洗澡之難，有空間與時間兩方面因素。首先，由於教室與宿舍相隔遙遠，請只有在限定時間內才能自由進出，因此我們必須把握晚餐後的一段空檔，將換洗衣物、洗髮精、沐浴乳都裝進臉盆。我們要抱著它穿越大半個校園，先存放在教室裡。根據學校規定，每人有表訂十分鐘的洗澡時間，必須在指定時間進入指定浴室，不可以早也不可以晚——比如我若分配到八點至八點十分洗澡，七點五十九分會遭遇還沒洗完的「上家」，八點十一分則會耽誤同樣也只有十分鐘的「下家」。
我在家很得意於自己洗澡速度之快，要跟弟弟比賽沒在怕輸的。但當我抱著臉盆趕往浴室時，還是呆楞原地：一整排白鐵浴間，每道門前都有一個抱著臉盆、焦躁等待的新生。十分鐘期限將屆，許多人就開始敲打鐵門，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我的「上家」沒有準時出浴，我也急，但從小的家教讓我只敢以指節輕扣浴門。門內人扯起嗓子：快好了，別催！時間繼續走，屬於我的十分鐘變成九分鐘、八分鐘……等我終於鎖進窄小的浴室，摸清楚要怎麼擺放衣物道具，試到正確水溫時，時間只剩下三分多鐘了。「我洗澡很快」的自信此刻蕩然無存，我提早體驗了傳說中當兵才會遇到的「戰鬥澡」。即使我覺得自己已經三倍速五倍速快轉，「下家」還是在我滿身泡沫未除的時點降臨，開始下一輪金鐵交鳴的轟炸。人在窄間內，拍門的轟擊感更加強烈。我胡亂淋點水，也不確定有沒有沖乾淨，就濕漉漉套上衣服，奪路而出。匆忙之間，我和下一輪焦躁的新生撞個滿懷，兩三人的臉盆全數翻覆，乾溼衣服、洗髮精與沐浴乳遍地開花。看來，下下家的時間注定也要耽擱了。我胡抓一氣，勉強逃出狼嚎遍地的浴室，心底還在憂慮：教官正在浴室與教室之間來回巡邏……。
坐監三年下來，我的洗澡速度自是不可同日而語。影響所及，當我真正進到成功嶺受訓，接觸到真正的「戰鬥澡」時，竟有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失望。是啦，坐監與受訓同樣要抱臉盆去浴室。可是，成功嶺的浴室數量既多、又可以自由選擇要進哪一間，時間空間都比學校裡優裕得多。
看我們的訓練有多精實。
如此折騰一天，許多新生已經精神耗弱了。不過，要爭奪時間的不只洗澡，還有打電話。在一整天的日程表上，只有吃完晚餐後的一小時是「自由時間」，允許我們在獄中放風。這一小時，也是我們唯一能對外聯繫的時間。當時手機還不流行，就算流行了也必是違禁品。因此，全校一千五百名左右的學生，只能依靠十具不到的公共電話，向陰陽兩隔的親人傾訴離家之苦。平均每人能分到二十四秒。但不少新生電話一接通，父母第一聲「喂」傳過來，就哭了不只二十四秒。電話費不斷流逝還是其次，重點是後面還有幾十名嗷嗷待哭的新生，也捏著零錢和電話卡在催促。第一個禮拜，公共電話區總是哭聲震天，簡直是把新生訓練辦成了新生兒訓練。
更慘的是，在時間壓力下，沒有人能夠哭訴得盡興，大半人甚至摸不到電話。六點半一到，教官巡堂重啟，把所有學生趕回教室。晚自習通常不排課，讓學生自行寫作業或安插小考。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出該校建築設計的細心：前面說過，教室鄰接校外的一面全部會安裝鐵窗。做為對照，教室鄰接校內的一面，不但沒有鐵柵欄，而且全部牆面高度不及腰、上半部安裝大片窗戶。這意味著教官可以從走廊清楚看見所有動靜，甚而進場介入。晚自習的校園十分安靜，但總是能從某個方向的遠方，聽見爆竹一般脆裂的，木板揮在手心的聲音。
啊，那是有人傳紙條被抓到了。
那就更別想偷溜去打電話了。
因此，如果我們在「自由時間」沒哭夠，情緒就會再鬱積三個多小時。直到就寢時間，由教官領隊押回一間十六人、分成兩列上下舖的寢室。這是我初次與這麼多陌生人一同過夜，但相比一整天的壓力，這點異樣感已經不算什麼了。教官下令熄燈，接著便持板巡邏。隔鄰有竊竊私語、不安祟動的，板子就會揮砍在床板上，震爆我努力裝睡的耳膜。直到熄燈後，會有一段教官也回寢休息，暫時無人巡視的空檔。這時候，即使我把自己嚴嚴實實埋進被子裡，即使我的室友們都是愛面子的十三歲少男，四面八方仍然傳來了幽靈般的抽泣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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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說實話，十三歲的我並沒有深切反對上述管制措施。是，被人管東管西確實討厭，然而我從小就是溫順的乖孩子一類，只要整套規則有邏輯可循，不要出爾反爾，我都「能夠」執行，而不去想「願不願意」執行。解嚴寶寶的身心還未完全解嚴，並未把全身心的自由當作陽光空氣水。在新生訓練的第一週，我只打電話回家一次。往後三年內，我也鮮少用到電話卡；其中還有一部分是打給網友的。
我們每週有一到兩天的假期，獄方會安排校車及隨車老師，將我們分批押解到台北車站——現在想想，那些老師應該也正在他們稀少的假期途中。頭幾週放假，所有大人詳細探聽了我嶄新的校園生活。說來奇妙，我幾乎是帶著一種獵奇的興奮，去向他們解釋學校裡種種致力於消滅人性的規制。我並沒有像十歲那年一樣，因為被送去警察大學夏令營體驗了三天軍警式的高壓生活，一回到母親的車上就崩潰大哭。相反的，我背誦每天的日程表，描述教官巡堂和檢查服儀的陣仗，向他們解釋「安檢」的程序。到最後，總會有大人感嘆：
「啊，簡直就是監獄。」
其實這話不大對。後來，我看了描寫監獄的名片《刺激一九九五》，深感將本校比喻為監獄之不當。我們在獄中只能放風一小時，其餘時間均受管束；摩根費‧里曼的獄友大半時間卻都能走來走去、自由交談。我們怎能將學校比喻成監獄？他們才應該把監獄比喻成學校。我們實在沒有資格說自己在坐監，充其量只能說是坐監實習生。
時過境遷，我已經不太記得大人的感嘆含有什麼成分：是擔憂、心疼呢？還是帶有一種「我們要的就是這種管教」之滿足感呢？總之，沒有人覺得不妥，包括我自己。對於我不常打電話回家，他們有一點失落，但也因此安心。我們都對我的適應良好感到欣慰。就這樣，不只我進入了這個學校，自我以下，差兩歲與差七歲的弟弟，差二十歲以上的兩個外甥，還有母親眾多同事的子女，都陸續考進該校。
然而，當下能適應，不代表什麼問題都沒有；甚至可能只是推遲問題的爆發，伏下了更大的傷害。作為一個從小被教導「男生要勇敢」的孩子，我不想跟大家一起搶電話，也不願在晚上偷哭。我更傾向以堅硬對抗堅硬，以尖銳還擊尖銳。所以，在坐監實習期間，我的性格慢慢滲入了過去沒有的元素。我學到了：人對人殘酷是常有的事。既然學校裡的每一個大人都能任意把我叫上台，用莫名其妙的理由責打，要是哪天我有了機會，我也可以使用木板、飯匙或熱熔膠棒。在十二歲以前，我很少有真正堪稱「殘酷」的念頭，我只是一個病弱的小胖子。但在坐監之後，我腦海裡有過無數次排練：要是我手上有藤條，我不會打手心，我會翻成手背，敲打每一寸指節；如果我手上有棍棒，我不會打屁股，我會瞄準手肘、膝蓋或側臉；如果我手上有槍，我不會瞄準任何致死部位……。
至於對象——從校長到任意教職員皆可，我不挑惕。
不過，有一件事，倒是我和所有大人都非常不能適應的，那就是該校對「課外書」的管制。作為小學教師，母親對閱讀的觀念是多多益善、圖文不忌。從小，我們家小孩如果要求買玩具或零食，十次也未必有一兩次成功。但是，如果想買的是書，那就是提案即三讀，預算無上限。進入國中那一年，我自己的「藏書」大概就有三、四百本之譜。住校生活漫長枯燥，在禁止任何電子產品的校規下，我能想像的「正當娛樂」就是讀書。因此，我每週放假回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補貨，把舊書歸架、換新書上檔。
我畢竟是不太了解坐監生活的新手，沒能意識到：所有監獄一定都帶有思想管束性質。不如說，控制身體就是為了控制心靈，當他們想把你的頭髮剪得比草皮還短時，他們也希望你的精神和人格不要高過小矮人的膝蓋。所以，「書」在這間學校裡，並非攝取知識、涵養氣質的好東西，而是與小刀、扁鑽、毒品、CD隨身聽同等邪惡的管制品。
學校對書籍的禁令簡潔明瞭——凡不是學校公發的教科書、參考書，一切均是禁書，無分內容。就這一點來說，他們比戒嚴時期的出版審查還更貫徹初心，執行得一絲不苟。在坐監三年的大小安檢裡，我被沒收了五、六本書。數量不多，但書單非常有趣，最厚的一本是《古文觀止》，最薄的一本是某期《科學人》雜誌。顯然，學校對文組理組並沒有分別心，也有著獄外教師所無的堅毅；即便是在稍微古早的那個年代，大多數教師若看到國中生主動翻讀這些書，大概都要喜極而泣的。但本校另闢蹊徑，以簡潔的理由來執行這項簡潔的政策。他們說，學生的本業就是讀書，所以不該浪費時間讀「課外」的書。
學生必須讀書，所以不能讀書。這麼有詩意的句子，他們真該在學校門口立座石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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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若有人質疑他們不許學生讀書，他們必將反駁：這條規定只是為了避免學生耽讀不良讀物，只要經過班導師審核許可，任何書都能帶進學校。所以，歸根究底，《古文觀止》和《科學人》被沒收，只是因為我沒先給班導師審查，屬於程序不正的問題。這話並不全假。問題是，一個班級五十人，就算只有少部份同學帶書來，導師顯然也不可能搞清楚這十幾本書的實際內容；再加上，許多老師本身書就讀得少，判斷力自然不甚可靠。所以，實際上會發生的事情是，導師只是看個作者姓名、封面封底，就憑刻板印象來判決了。反正校規沒有明訂「不良讀物」的範圍，良與不良完全自由心證。比如說，當初沒收我《科學人》雜誌的老師，就認為國中生沒有必要讀這些東西，讀太多會分心。順帶一提，他是教理化的。
十年後，我因為「教育社會學」課堂報告返校約訪師生，終於能夠從各種角度印證當年的經驗。一位社會科老師暢談禁書制度如何幫助學生「收心」，並且大方出示了一批最近沒收的書；那是九把刀的《獵命師傳奇》，和「涼宮春日」系列的輕小說。老實說，如果採取比較古板的標準，禁止國中生讀這些書還算是「情有可原」。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的理由：「這些色情漫畫，當然是不能允許的。」
他這麼說的時候，手指著「涼宮春日」的封面。嗯，可能對他來說，一個漫畫風格的封面就已經太色情了。他甚至沒有翻開來確認：那根本不是漫畫書。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有「導師審核制度」，學生還是存而不用。我和十年後的學弟妹有共同經驗：最初，我們都相信過導師，讓他們在書籍扉頁簽下自己的名字——如果安檢被起出，只要有導師簽名就不必沒收。但我們很快會發現，導師的審核標準實在太浮動。同類的書籍，這週可以過、下週可能就被沒收，只因為週考班平均下降了兩分；「好學生」跟「壞學生」拿同樣的書過去，結果也截然不同。甚至，週一審核通過的，週三也可能突然收回，因為你把書借給了老師不喜歡的同學。當然，他們自有一番十三、四歲的學生不知如何反駁的套語：就算你自己讀課外書不會影響功課，你也沒有權利影響別人。就算簽過名了，我的導師還是會用這句話，要求我不能在早自習讀他自己審核通過的書。那些簽名的效力，是遠遠不如殭屍電影裡的符咒的。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多年以後，我竟成了常常要幫別人簽書的那種人。
審核之路不通，那就要開始磨練「藏書」的技術，以應對「安檢」的威脅。「國二之後，我就沒有任何一本書被搜出來了。」受訪的男生如此說。他們講了一些我當年也知道的方法：比如把冷氣拉出來，將書塞到後方縫隙裡。比如事先跟教官套交情，打聽出下次大安檢的範圍，提早轉移到安全的班級。或者將書丟進垃圾桶、講桌底下的縫隙、年久失修的黑板後方、從來沒在用的電視與牆壁的側邊……。
但也有我不知道的。那個自信滿滿的男生說，他最喜歡的是那種小小本的，在超商販賣的恐怖小說。這種書，可以藏到萬無一失。
怎麼藏？我問。
他一邊比劃一邊告訴說明：找本厚一點的參考書，它們的面積要比小說大。然後翻到最中間一頁，算好厚度，左右各用美工刀割挖半本書的空間。很簡單，你把小說的頁數除以二，就是參考書要被割掉的頁數。完成之後，把書嵌進去，蓋上，從外表就一點也看不出來了。
哇，我忍不住讚嘆：幹得好啊。
後來，當我向大學教授報告這項發現的時候，他的表情先是驚訝，漸漸變得哭笑不得。他再三確認：「你是說，學生用這個方法來藏的東西，是書？」我點點頭，千真萬確，我親身經歷過、學生又說得那麼具體，我沒有不相信的理由。教授年輕時，曾在美國的高中執教。他苦笑地說，他以前見過一模一樣的藏匿手法。只不過，夾在那樣厚重、挖空的書籍裡面的，並不是另一本書，而是手槍或安非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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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嚴密監控之下，能夠流通的讀物始終供不應求。因此，我們勢必得找到其他方法，來渡過漫長的晚自習。
在學校原來的構想裡，沒有電視、電腦、手機、電子辭典和課外書的學生，就能全心全意讀教科書，反覆直至爛熟。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對課業沒有興趣的學生，你給再多的時間，他也寧可用來發呆；而能好好掌握課業的學生，則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然而，隨時在外巡堂的教官身影，卻會強制把所有人按在座位上四節課，比照上課標準，不能離座也不能交談。
最後，「寫作」就成了我們的出口。
最初也最普遍的「寫作」，是紙條。取計算紙或作業簿，寫上談話內容並摺妥，這便是「紙條」最基礎的形制。不只我等坐監實習生，全台灣數十年來，大概有數以百萬計的學生都參與過這類「寫作活動」。也許有人覺得稱之為「寫作」太誇大，但當你的交談對象並不剛好是鄰座，必須跨越至少一名同學時，為了減低煩擾他人的頻率，也為了降低被教官抓包的風險，自然會選擇寫得長一些、傳得少一些。
若真要說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就是我們要殺的時間特別長，也就有機會發展更多奇技淫巧。比如在紙條裡刻出花體字，或者將紙條摺成複雜的紙藝品，以其「難以復原」而構成無法被中間人偷拆之加密功能等等行為，都是日常風景了。我至今難忘的，是一位頗有工程師資質的同學，為我們設計了隱蔽的「紙條輸送系統」。
本校學生的座位配置，與公立學校是不大相同的。我們幾乎全體住宿，所以每一科目的課本都必須存放在教室裡。因此，除了正常的一桌一椅，我們每人都還會有一座書櫃，其高度與桌面約略相等。因此，當我們坐在座位裡，實際上是坐在一個正面有書桌、側面有書櫃的直角空間裡。書櫃會在左側或右側，則視被分配的位置而定——為了節省空間，也為了讓男女生不至於有肢體接觸，所以鄰座兩人是以背面相抵的書櫃為「山脈」而隔開的。而當這兩人一組的單位，前後銜接成完整的「一排」時，就會形成下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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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同學書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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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學書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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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同學+座椅 |
A同學書櫃 |
B同學書櫃 |
B同學+座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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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同學書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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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同學書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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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同學+座椅 |
C同學書櫃 |
D同學書櫃 |
D同學+座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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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同學書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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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同學書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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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同學+座椅 |
E同學書櫃 |
F同學書櫃 |
F同學+座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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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同學書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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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同學書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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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同學+座椅 |
G同學書櫃 |
H同學書櫃 |
H同學+座椅 |
發現了嗎？我們每個人的書桌與書櫃，和鄰座、前座的書桌與書櫃之間，會圍出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空白地帶。
這個空白地帶是很好用的。只要用長尾夾咬一個塑膠袋，就可以變成簡便的垃圾桶。如果你跟鄰座的關係尚稱融洽，在裡面堆一些雨傘、奶粉罐之類的雜物，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那位擔當了「紙條輸送系統工程師」的同學不滿足於此。他發現——當然是因為我頻繁叨擾他傳紙條——傳紙條是很危險的舉動。不管是巡堂的教官，還是講台上的老師，由於視野通透，很容易攔截傳遞中的紙條。被罵被罰事小，如果因此揭穿了秘密的戀情，那可是要記過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充分改造了「空白地帶」。假設他坐在F同學的位置，他便會在自己的書櫃和書桌頂端，各以長尾夾固定住一個小籃子。不管是傳向D、E還是H同學的紙條，都會被放進相應的籃子。接著，他設計了一個簡單有效的裝置，可以輕輕一撥，就讓籃子延著斜斜下行的纜繩，順利抵達目標同學的桌腳——桌腳當然也用了另一副長尾夾。
如此一來，傳紙條的動作就能縮到最小。在師長看起來，我只是把一張紙屑丟進空白地帶，跟平常丟垃圾毫無二致。而收紙條的一方，也只要做出彎身撿筆的動作，便能把紙條攢進掌心。此後，訊息傳輸的安全性大大提高，讓傳訊、收訊與中介三方面都能以更低的風險交流，訊息往來自然就能更密切了。可惜該技術始終未能推廣開來，只在那位同學的周遭實裝。一直到今天，我都還時時夢想著：如果全班所有座位都裝上了這套輸送系統，我們就等於以物理的方式，重新發明了「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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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雖然沒有發明網路，卻培植了一套小小的出版業。沒錯，是出版業，早在我還沒夢想過「成為作家」的年紀，我就開始寫起了小說。忘記是誰先開始的，總之我們發現，只要去合作社買一本25元的作文簿，就可以輕易消耗大把時間。作文簿攤在桌上，旁邊再隨便開一本課本，邊寫邊裝飾性地來回擺頭，就可以假裝是在抄寫課文或整理摘要。哪怕台上正有老師講課，只要裝飾性地來回探頭，也可以假裝是邊聽講邊筆記。如此，我們幾乎能躲過一切監管措施。
於是，小說連載啟動了。晚自習有漫長的四節課，我會先花一節課快速搞定今日作業。大部分作業都是考卷，所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一定是互抄：我寫完擅長的歷史和國文，去交換我討厭的數學和英文，我們就此實踐公民課學到的比較利益原則。在第二到第三節課，我就會全心全意寫小說。小說創作本就困難，不但構思費時，而且我因為手笨的緣故，寫字又更慢。但越缺乏效率的娛樂活動，就越適合百無聊賴的坐監生活。我最初模仿倪匡，寫了一系列有科幻、有冒險也有一點點愛情元素的小說。後來，我的興趣轉向日本戰國元素，將假日期間攻城掠地的遊戲進度，轉寫成完全架空的小說版本，並為之加油添醋，擴寫遊戲裡沒有的武打元素。
在現實世界裡，我沒有機會敲碎教官的指節，或者刺穿校長的肩膀。但在小說裡，我可以描寫一名武藝超群的少年。他只要憑著腰間的皮帶——因為那不會被當違禁品沒收——，就能打落所有惡人的武器，並且徒手扭斷敵人的關節。
在大多數日子裡，我可以每天完成一千字左右的連載新章，並且在第四節課「發表」，交由讀者傳閱。讀者可以在每章後面闢出的留言區寫下意見，看是希望賜死哪一名角色，還是希望誰跟誰不要分手。我樂於閱讀每一則留言，但未必願意，或未必有能力滿足所有讀者。我開始感受到想像力無涯，以及自身寫作技藝的有限。這跟數學題目不一樣，解不出來也沒關係，這反而讓我更有動力去「解」。我由此開始學習如何說故事，意識到不同的寫法會引起不同的反應，並且發現自己很享受因寫作而帶來的挫折與愉悅。
坐監生活需要以幻想度日，而幻想自然能夠滋養寫作。
文學評論家會這樣說：虛構映射了匱乏。我在讀懂這些理論之前就體會到了。
但當時我並沒有想那麼多。今日連載一畢，我便立刻從作者轉成讀者，開始讀別人的小說。是的，我們班並不只有我一位小說家，整個年級也不只一個班有出版業。在全盛時期，我們這個五十多人的班級，就有超過十部小說同時連載。耗費兩節課寫完的小說，讀者可能十分鐘就讀完了；但沒關係，只要有夠多作者「交稿」，拼拼湊湊也能充實愉快度過一節課。我們這個小小的「文壇」彼此餵養，幫助彼此消滅第四節坐監時光。
這還是國一下學期左右發生的事。到了國二，我們甚至出現了漫畫家。而當內容生產者與內容消費者都到位之後，「媒體」應運而生——我們有了班刊，而且一次發行兩種。一種是由美術能力強的幾位同學聚合起來，幾乎純手工完成的漫畫雜誌；一種則是由我催稿收稿，趁假日回家時整編印出的純文字刊物。有些才華特別洋溢的作者，甚至能兩邊供稿。我所負責的文字刊物，內容仍以小說為主，有長篇連載也有短篇發表。稿件來者不拒，所以也收羅新詩和其他文字。當時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班上永遠第一名的同學，她投來了一篇音樂評論，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的外國樂團！一個每天和你一同坐監十小時的人，卻在這種時候顯露了你一無所知的側面，那一瞬間的衝擊感，本身就如同小說。
隨著我們的出版業規模漸長，許多「文化事件」也就自然發生了。比如各班的創作者，會開始進行文化交流，彼此傳觀作品與刊物。像我們這樣創作風氣較盛的班級，就隱隱然有「文化輸出」的味道。每一本作文簿都會因為多人翻閱覆寫，手感日漸軟塌，篇章後附的留言區也就筆跡紛雜，儼然也是一個讀者社群了。而也就在這樣的「社群」裡，我經歷了人生初次筆戰：一位來自隔壁班、本身也在寫小說的同學，以激烈言詞批評我的小說。老實說，我不只是現在不記得他批評的內容，當年我就看不太懂他在罵什麼。不過我當然不會承認，立刻用同樣激烈的腔調，回了一串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的東西。我們在留言區來回駁火不夠，還另寫長篇紙條互毆。幾位同學熱心幫忙傳遞，興奮地逐節下課回報戰況。甚至有人輾轉借到了對方的作品，偷偷拿給我讀，好讓我有反擊的材料……。
後來，當我研究文學史，讀到「文學場域」的種種互動及演變歷程時，都會想到國中玩得最瘋的那幾個月。我「實習」了台灣文學史好幾個重要的主題，包含威權體制、出版審查、民間刊物的突圍以及交織牽動的文學社群。那確實是被高壓環境逼出來的潛力。因為連課外書都被嚴禁，我們只好從頭開始生產自己的「課外書」。這些「課外書」，當然都沒有任何班導師的簽名。只要把它們隨手插進書櫃，看起來就跟任何一本作業簿無異。沒有任何「安檢」，會有足夠的人力與時間，翻查你的每一本作業簿。
對，這就是威權體制的弱點：它什麼都要管，所以「維穩資源」註定捉襟見肘。只要塞爆它的行政能量，就有機會爭取到一點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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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業以後，我越來越熱衷於寫作，也陸續得獎、出版，直到現在成為專職作家。年歲漸長，也讓我有了更清晰的後見之明：那真是個爛透了的學校，是如果我當上教育部長，會拼著烏紗帽不要，也絕對要違法濫權弄死他們的地方。這於我本人的人格發展是一大進步，我至少社會化到願意違法濫權，而不是繼續幻想私刑處決。但大人似乎沒能同步理解我的「成熟」。當我表示出類似的看法時，總會有大人如此緩頰：
「雖然這樣說，但那個環境畢竟啟蒙了你的寫作。這樣說起來，你能寫作至今，也多少要感謝學校吧！」
如果我三年的坐監實習裡，只學到了與寫作有關的東西，這說法會滿有說服力的。可惜，大人們很難意識到的是，這樣的環境往往只會養出兩種孩子：一是被體制徹底壓碎，成為服從但自我放棄的人；二是學會方法與體制周旋後，沾染了其中的陰暗與猥瑣。
而我不是那種服從且自我放棄的孩子。
比如國三那年的一件小事，大人和我的視角就完全不同。那時我以一首詩得到「金陵女中文藝獎」的國中組第一名。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文學獎，自然受寵若驚。很快，主辦單位傳來頒獎典禮的日期，並且附上邀請函，讓學生可以據此請公假。一切都很美好，只有一個問題：頒獎典禮那一天，會卡到一科「週考」。
當時，學校的考試制度是雙軌併行的。第一軌如同其他學校，每隔一到兩個月，就會有一次所有科目同時上陣的「段考」；第二軌則是在兩次段考之間，每週都選一個科目來進行的「週考」。段考與週考，都是要計算全班平均分數，也要計算全校排名的。而我身為升學班成績不錯的學生，若是缺席一科週考，這一軌的全校排名自然就沒有機會了，甚至連全班平均分數，都多少會受到影響。因此，當我拿假單給班導師時，她的立場非常明確：恭喜我得獎，但不希望我出席頒獎典禮。她沒有說出來，但她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儀式而已，不值得犧牲一科的成績，而且又是大考在即的國三身份。
開什麼玩笑。三年來我考了近百次的週考，但誰知道我還有沒有下一個文學獎頒獎典禮？
家人沒有強烈意見。得獎他們也很開心，樂意和我去領獎；但為了考試而放棄，在他們來說也是正當理由。所以，一切就看導師是否准假。
於是，我決定給導師一個無法拒絕的條件。
我跟她說，我可以留下來考試。
但我會交白卷。
這是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我若缺考，她會少掉一個「高分群」幫忙拉高分數；但若硬要我考，她會得到我用絕對的零分，幫她拉低分數。一來一回，我能讓班平均少掉一點五分左右。在升學班彼此比拼的場合，零點幾分的平均分數，就足以影響排名了。
並且，已經坐監三年的我也很清楚，這些「獄卒」之所以重視週考、段考，是因為每次成績都會核算績效獎金。我考進全校五十名、三十名或前十名；我們班平均是全年級第一還是第三，都會決定導師是拿到獎金，還是被叫進校長室削一頓。本班教室就在校長室旁，若拿一次頒獎典禮交換一次導師受辱秀，可以，我覺得不虧。
導師臉色鐵青瞪著我。
但此時的我，已經不是入學前那類乖順的孩子了。我擺出最討人厭的那種青春期姿態，輕輕加碼：
我也可以不只交一次白卷。反正高中端不看這個。
就我所知，當時的行情是「班上有一位考上建中的學生，導師可得一萬元獎金」。這也就意味著，不管我最後這幾個月如何乖張，她都不可能把我的操行和學期分數壓低。她必須確保我能好好畢業，準時進入考場，才不會白費這三年的心血，以及差一步就能拿到的獎金。
直到我離開導師辦公室，她的臉色都是那個樣子。
後來我們一家人順利參加了頒獎典禮。在典禮上，我拿到得獎作品集，震撼於高中組第一名的水準之高，是我無法想像自己能在二、三年內趕上的。我親見那位得獎者從容地分享得獎感言，也與評審和其他得獎者交談。我第一次遇到這麼多「同樣在寫的人」，沾染了一點「文學圈」的氣息。那位讓我震撼的得獎者，往後我還會在其他更大的文學獎裡面見到，始終都保持著毫無懸念的「領先」態勢。她便是在高中時代就入圍了「年度散文選」的湯舒雯。
大人們和我一起享受了這些：出乎意料的榮譽，文學前輩的鼓勵，早熟同儕的光芒……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我沒有使用一些「大人不知道、也不會贊同」的方法，那天的我，就只能坐在鐵窗內寫生物考卷或地理考卷，沒辦法參與這如夢似幻的一刻。原來是這樣，十五歲的我如此理解：對付那些討人厭的東西，必得使用同樣討人厭的手段。然後，才有機會得到自己真心想要的東西。數學上的「負負得正」，也是真實世界的一條公式。
我的坐監實習不只包含適應服儀、應付安檢、熟習寫作與出版實務，也包含觀察權力關係，以及如何利用他人的弱點，來獲得我想要的特權。威權體制的特色之一，就是不以邏輯和法制為基礎，因而充滿可以操作的空間。那不只是我的寫作啟蒙，也是我的政治啟蒙。
我學會了。而張愛玲說：人學會了一樣本事，總捨不得放著不用。
我手上還沒有藤條、木板、熱熔膠棒或任何槍枝。但我的腦袋裡面已經有一座全新的軍火庫了。
如果有一天，我真成了一名違法濫權的教育部長，該校雙喜臨門的日子就到了。他們一方面能死得其所，一方面也是育英有成。我學會的這些東西，都是他們教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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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十年後，我回到學校，帶著在大學裡念過的理論與研究法，要來寫一份教育社會學報告。我很幸運，在高中與大學階段遇到不少好人好書，總算沒有讓我一路往暴虐、勢利、鑽營、攫取特權的方向發展。雖然在面對某些抉擇時，我還是會想起導師鐵青的臉孔，感受到強烈的誘惑。
同樣這十年裡，學校的作風幾乎沒變。那時候，該校正在擴建高中部，還沒完工的校舍外牆，同樣有著毫不掩飾的鐵窗；孤懸在半山腰的警衛室，和全校唯一帶點正氣的榕樹，也一如既往。我在那一刻突然想起袁哲生的〈送行〉，小說最後一幕的那座寄宿學校，該不會也以此為藍本？莫非小說裡的少年，也是和我同校的坐監實習生？
聽起來有點太巧了。或許更合理的解釋是，全台各地本來就有許多監獄型學校，經歷其中的任何一人，只要開始寫作，就會散發出同樣的氣息吧。
我把兩位少年帶出學校。一開始氣氛有點乾澀，於是我跟他們說了一個關於冷氣機的故事。有一年夏天，我們班第一次開冷氣。冷氣機先是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接著噴洩出大量紙屑。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慘了，該不會有人忘了把書拿出來」。但細一想又不對，就算把書藏在裡面，也應該是堵住出風口或直接整本噴出來，不應該被絞成細如緞帶的樣子。正在疑惑間，只聽得一連串「吱」聲，一隻肥胖的老鼠從出風口竄出，全班陷入興奮與慌亂的尖叫……。
「啊，那是老鼠冬天做的窩。」一名少年說，另一人則露出會心微笑。
引起共鳴後，接下來的訪談就容易多了。我錄到了兩個多小時的音檔，這足以寫出教授要求的兩倍篇幅。我們一起搞清楚了禁書制度的邏輯和漏洞，共享一種地下反抗軍般的親密。他們的髮型和當時的我一樣短，制服的配色也醜陋如昔。最後，我停止錄音，謝謝他們提供的寶貴資料，隨後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
「對了，有件事情，」一名少年忽然有了某種靈感：「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好像不太一樣，但是……。」
「喔？你說說看？」
我雖然這樣回答，但並沒有重新開啟錄音。
「就是，到後來，我們覺得藏書太麻煩。」
「所以，我們就開始自己寫小說了。」
我露出訝異的表情。表情鼓勵了少年。這是真的，他說。最早開始，是在國一下學期左右。只要去買作文簿，假裝在抄筆記，就能隨時開始寫。一開始只有一兩個人這麼做，但很快的，全班就有七、八篇小說同時連載。有時候，同學還會委託文筆最好的小說家，把自己跟暗戀的對象寫進去。每一章節後面都有留言區，大家會簽名、留話討論。這樣一來，就能確定暗戀對象有沒有讀過。這些小說當然不會送去給老師簽名，也沒有必要。因為只要往書櫃一插，看起來就是普通的作業簿。
太多熟悉的細節，讓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昏然問出了全場最笨的一個問題：「是誰教你們可以這樣弄的？」
少年困惑：「沒有人教呀。自然而然就這樣了。」
啊，原來如此。在我腦海裡，浮現了大學圖書館裡的一列書牆，那是叢書、文庫、文學史構成的世界。然而，在這所偏僻山村的私立學校裡，一代又一代坐監實習生，構築了我們旋生旋滅，沒有傳承卻不斷覆現的文學史。沒有任何圖書館會收藏我們，我們也沒有想過這些勞作有何意義，始終停留在非常初階的手工藝階段。這看起來頗值得欣慰，這麼多自主創作的年輕人，願意將心力灌注在文字之上。然而，我也萬分酸楚，因為我知道，如此「自主」的「巧合」，實際上是在幾乎走投無路的環境裡，勉強能夠摸爬的窄徑。若要說我們共同承接了什麼，就是這十年如一日的鐵窗了。
謝謝你們也寫作。
很遺憾你們也寫作。
我不知道該說哪一句話，所以我最後什麼也沒有說，就這樣完成了那份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