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存活率：文學社群的幻覺及必要

    1960年3月，《現代文學》發刊。眾所周知，這個可能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學雜誌，背後是由一個以台大外文系的學生為骨幹的文學社團編輯的。如果你現在到圖書館裡翻閱當年的雜誌，光看目錄中的作者群，大概就會感到一陣炫目的光芒。那可是一份包含了：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李歐梵、劉紹銘、葉維廉、余光中、姚一葦、柯慶明、七等生、李昂、施叔青、叢甦、水晶、於梨華、王禎和、陳映真......的超豪華名單。我大學時初次翻讀，便震驚於這個文學團體的精銳程度——怎麼會有這麼奢侈的事，這批影響台灣文壇至今的人，這麼剛好就在當時同時出現、還組成了一支夢幻明星隊？

    人類學家克羅伯的問句忽然就有了實感：「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

    然而，多年以後，我才發現上述想法其實是錯的；或者至少在文學史上是錯的。這完全是倒果為因，我們先知道了這些作家、學者的成就輝煌，然後才錯誤地把他們的成就加總，回算到這個他們共同待過的團體身上。但事實上，如果我們把每一位社群成員個別的成長史拉出來看，就會發現這個「社群」可能只是影響某成員的諸種因素之一，甚至不見得是最重要的。這是常常伴生在「文學社群」旁的第一個幻覺，並不是這個社群培育了很多天才，而是天才們剛好都經過同一個地方。就此而言，前述的「夢幻明星隊」反而是戒嚴時代媒介稀缺、機會不足的癥候。

    再更徹底地觀察「文學社群」這種體制，我們還可以戳穿第二種倒果為因的幻覺：並不是這個團體很精銳，集結了很多天才；而是因為這個團體持續努力，使得它的文學觀點成為主流的文學觀點。於是，當我們先接受了它的觀點，再回頭去看這些作家，自然會覺得每位作家都身懷絕技。試想一個充滿了高個子的社團，數十年不綴地向大家推廣「身高與顏值成正比」的審美觀，後人若接受了這套審美觀、再回頭去審視社團成員，自然也會覺得這是偶像團體的美顏盛世。天才並不是成群而來，而是「成群」比較有機會影響主流，以自己的觀點制定規則，從而讓我輩被視為天才。這一點正好在《現代文學》的作者群上得到印證：1960年代起，由他們提倡的現代主義美學主宰了半世紀的台灣文壇，一眼望去當然跟乃木坂46一樣閃亮。

    當然，我並不是在暗示《現代文學》作家群沒有才華；一個團體的戰力是由成員及其組織決定的，一群庸才組成的團體是不可能營造氣候、影響主流觀點的。我想強調的是，如果在才華差不多的情況下，屬於某一團體的文學創作者，會比單打獨鬥的孤鳥有更高的機率獲得比較高的成就。而如果有十個才華差不多的創作者，他們各別努力也許會造就十名作家；但他們若以適當的方式組織起來，並且能夠起碼地融洽共事的話，那就有可能造就比十名作家更具有生產力的，一套新的文學體制。

    因此，前述所提的兩種關於文學社群的「幻覺」，卻也反面證成了文學社群的「必要」。與一般人的直覺相反，這個世界並不缺少才華。聰明的腦袋和創造性的心靈，總是會頑強地在每個世代蔓生，任何一個長期擔任文學獎評審的人，幾乎都會肯定這種看法。我們確實不會在每個比賽都發現令人驚艷的文字，但卻也不可能一整年下來一無所獲，幾乎每年都會有些值得矚目的新名字。考慮到投入文學創作的群體有多小，才華的「產能」實在不能說是有多稀缺。真正的問題一直都是：如何讓這些天才後備軍存活下來，直到他們夠格加入夢幻明星隊？如果我們每年都會誕生十個值得矚目的文學創作者，我們如何讓他們撐到出第一本書、站穩文壇、最終達致其才份所允許的最高成就？

    這正是文學社群所能提供的必要功能：它可以大幅提高存活率。別說是《現代文學》這樣起步基礎良好的團體——他們至少是台大外文系學生，又可以對接到當時的美國文化輸入的管道，以文學新手來說簡直就像是抽到好的開場角色——，就算是一群基礎配點悽慘的年輕寫作者，也有機會透過文學社群撐過蟄伏期。比如1950年代末的《文友通訊》，是以鍾肇政為中心，糾集了陳火泉、廖清秀、鍾理和、李榮春、施翠峰、文心、許山木、楊紫江等人組成的。他們都是本省人、且剛陷入1945年後的「跨語」處境，必須拋棄已然嫻熟的日文，轉而用中文寫作。這讓他們在當時以外省作家主導的文壇上，幾乎寸步難行，投稿處處碰壁，更遑論累積讀者。但是，鍾肇政建立的《文友通訊》成了這些人取暖、交換投稿資訊、討論彼此作品、發展文壇人脈的最初平台。這九人當中，鍾肇政、鍾理和都成為台灣文學史的大家，陳火泉、廖清秀、李榮春也至少被少數的學院讀者持續閱讀中，「被記憶為作家」的「存活率」超過五成。而同時期有沒有其他才華不輸這些人，但是沒有加入文學團體的本省籍文學青年呢？或許是有的，但我們不會知道了——因為他們並沒有「存活」在讀者的記憶裡。

    而更重要的是，年輕時代結成的社團雖然不見得是什麼組織強固、目標明確的戰鬥團體，但只要情誼還在、成員持續寫作，彼此累積的文學成就都會產生互相提攜的效果。二十歲時的一群文學青年，到了三、四十歲，可能就會自動變成一個包含了作家、編輯、評論家、學者的生態系——或許會有人斥之為派系，認為這是「結黨」，但若抽離一點來看，別賦予太泛道德化的指控，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文壇運作的日常。這樣的自然現象，讓《現代文學》成為一支航母戰鬥群，也讓《文友通訊》組成了一支起碼的本省籍艦隊，初始的資源差距或許使兩者的最高影響力有別，但社群的力量都支撐他們走過了長長的路。作家也是人，會選擇與自己親近的、信任的、熟知彼此能力和工作習慣者合作，是很正常的。而沒有什麼比得上相知十數年還走在同一條路的夥伴，特別又是「文學」這麼難走的路。

    因此，不管你喜不喜歡文學人結黨成團的現象，摸清「文學社群」的脈絡，絕對是理解某一時代文學全貌的重要關鍵。即便是那些最喜歡自我標榜為「遠離文壇、孤獨地寫作」的作家，我們也幾乎都能穿透這些表演性的修辭，找到他所連接的社群線索：師徒、前輩後輩、有私交的朋友、長期合作的夥伴......。完全孤高的作家並不存在，因為「作家」正是一種需要被人認知，不太可能獨自一人取得的頭銜。（當然，自媒體時代多少提供了縮短生產流程的可能性，但一個成氣候的自媒體也不太可能單憑一個人的才華就支撐起來）

    而對於文學讀者來說，觀察文學社群的脈絡，或許也可以提供另一種「看門道」的趣味。比如這兩年風風火火的「字母會」計畫，有心者可以分析每個階段的作家名單變化、以及這些作家的連結之處。或者如我自己所參與的、今年轉型成「想像朋友」的「耕莘青年寫作會」，它的名單和過去幾年的《秘密讀者》與「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分別有什麼勾連？（更惡趣味一點還可以問：這些人後來都寫了什麼、去了哪裡、參與哪些文學媒體？）而一度是七年級聲勢最大的「風球詩社」，他們連結的前輩、同輩和晚輩又分別呈現什麼樣態？這些問題，都可以提供一些理解作家和作品的側面線索。

    這樣的觀察，應多少能讓我們對「作家」這種身分除魅一些吧。天真的讀者會將作家敬若神明；而窺破了「文壇結黨營私真相」的讀者，會失望於作家原來是庸俗的人類。這兩種想法都不健康——因為作家確實也就是人類，既不特別神，也不特別俗，他們只是一群剛好比較精熟於文字技藝的人，聚在一起遊樂、吵架、工作、生活而已。就像每一個努力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類一樣。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8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