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李登輝：外省-國民黨的「李登輝情結」

    2020年7月30日，前總統李登輝逝世。他的逝世也像他的人生一樣充滿戲劇性，先是7月29日晚間一波大規模的誤傳，然後才是隔天的壽終正寢。而這一天的時差，適足以讓我們看到人心的發酵，特別是「外省-國民黨」族群的「李登輝情結」。

    我在一半外省、一半本省的家庭長大，外省那一方多有軍、教系統人員，耳濡目染之下，幼時對李登輝的看法也非常「外省」。更年長一些，開始對文學有興趣，從張大春、朱天心等作家開始讀起，又再次「夯實」了這些幼時偏見。可以說，出生於1980年代的我們這一代本土派，大概都經過這種「厭恨李登輝」到「尊敬李登輝」的轉型。而當年教我們要厭恨李登輝的長輩們，卻一直陷溺在那個時空裡，而這也埋下了國民黨現在左支右絀的困境。

    所謂「李登輝情結」，簡而言之，就是將解嚴後國民黨失去的所有特權，都歸咎於李登輝一人。而「外省-國民黨」受創尤深，自然更加咬牙切齒。其實平心而論，國民黨在戒嚴時期有威權體制之助，所獲的各種特權之多，本來就極不正常。就算沒有李登輝，只要台灣往正常的民主國民家邁進，這些特權遲早都該消滅。然而這些「外省-國民黨」的家天下觀念深根蒂固，將變態當作常態、特權當作人權，對於加速這一切進程的李登輝，自然恨入骨髓。

    在他們心中，李登輝有三大罪狀，是難以公開宣言、但又真真切切的。第一罪，是李登輝以本省人的出身在國民黨活動，已是外省人賜予的極高榮寵，而李登輝竟然登上大位，篡奪外省人的天下，將外省人踩在腳下。第二罪，是不只登上大位，還一路突破政敵圍剿，從而裂解了國民黨，不但是國民黨的「叛徒」，還是「本省叛徒」。第三罪，則是李登輝一路推進民主化、本土化，在「外省-國民黨」的眼中，這就是鋪平了民進黨長期「竊國」的道路，也是國民黨江河日下的開始。假如沒有李登輝，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在這樣的世界觀裡，陳水扁固然有罪，但必須歸咎於李登輝；蔡英文固然有罪，還是必須歸咎於李登輝。即便是稍有知識、不能認同近年國民黨之荒腔走板的外省族群，仍然有辦法歸咎李登輝——如果沒有李登輝，國民黨哪會淪落到讓韓國瑜這樣的跳樑小丑把持？李登輝是國民黨今日處境的萬用解答，每一筆帳都得算在他頭上。

    這些「外省-國民黨」不明白、或者明白了也不願承認的是：李登輝或許在某些關鍵時刻推了一把，但李登輝畢竟也只是一個人，拿掉了這個人，歷史的方向也可能不會改變。只佔台灣人口10%的外省人，本來就不可能長期壟斷80%的資源；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下，民主思潮也遲早會破土而出，轉型正義的清算遲早會來到；大中國認同與其同捆的歷史神話本來就是虛構物，與台灣現實嚴重脫節，早晚會失去影響力。

    國民黨今日的處境，其實正是自業自得。然而，李登輝給了他們一個不必反省的藉口，一切都怪李登輝就好了。

    而這些心底話，在「避談省籍」的政治正確下，「外省-國民黨」是不會對外人說的。往往只有晚輩親友，才有機會與聞；這也是為什麼，往往是外省三代、四代的年輕人，對於「外省-國民黨」的言行特別厭惡。年輕一代的本省人幾乎不會感受到省籍問題，一方面是社會確實比較平等了，一方面很可能只是認識的「外省-國民黨」不夠多。

    但不說不代表不會做。在政治上，這些「外省-國民黨」還是憑藉著非常強固的種族邏輯來行動。就舉一個最近的例子：2020年國民黨總統大選初選，有意參選的共有朱立倫、郭台銘、韓國瑜、王金平、吳敦義、周錫瑋、張亞中、羅智強。這裡面，只有吳敦義跟王金平兩位本省人，以及半外省半本省的朱立倫，其他通通都是外省人。吳敦義人緣不佳固先不論（其實，也很難說他人緣不佳與省籍沒有關係），實力強大的王金平幾乎遭到羞辱式的排擠，而資歷完整的朱立倫也迅速被邊緣化。國民黨的群眾最後是在「超有錢的外省商人」跟「超眷村的外省混混」之間做選擇。怎麼選都是外省人——巧合嗎？我不這麼認為。

    而接下來幾年，我們更可以期待國民黨的新星、本省人侯友宜會遭遇什麼對待。

    這種強烈的省籍情結，可以說是李登輝留給國民黨的「遺澤」之一。拉長一點看，李登輝是蔣經國「吹台青」的產物，也是國民黨第一批信任的本省人。但在「外省-國民黨」的史觀裡，蔣經國這次決策的下場十分慘烈，堪稱「第一次信任本省人就爆炸」。李登輝在國民黨內鬥中的屢戰屢勝，於是又回頭強化了「本省人不可信」的信念，定調了國民黨至今為止，用人的底層邏輯。

    弔詭的是，如果當年國民黨沒有那麼急著要鬥掉李登輝，或者「鬥小力一點」，李登輝路線或許能成為國民黨本土化的契機。一個本土化的國民黨，就不會像現在那樣大量流失社會基礎，也就不至於潰散得那麼徹底了吧。2020年，總統大選敗選之後，國民黨內部檢討曾有「把『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拿掉」之議，就是一個遲來的本土化動作。已經遲了三十年，這個提議還是被國民黨的眾位前主席消滅了。如若李登輝還是國民黨人承認的前主席之一，一切或許非常不同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外省-國民黨」的「李登輝情結」，實可以說是台灣邁向民主獨立之幸。當「外省-國民黨」逢李登輝必反之時，也就意味著李登輝只要站在正確的位置上，國民黨就必須一直站在錯誤的位置上；至少它的群眾會這樣要求它。李登輝站在民主、本土的一方，國民黨就要站在威權、中國的一方；李登輝反對中共，國民黨也就親共得順利成章了。假如李登輝是一切崩壞的開始，那李登輝所代表的價值，就通通是國民黨人必須拒絕的價值了。

    最慘烈的近證，大概就是國民黨針對李登輝逝世所發的哀悼聲明了吧。那段哀悼聲明，實事國民黨近年來，政治發言難得的佳作，既不失風度、又表達了不滿。不過，當國民黨難得正常了一回，而且是在李登輝的死訊上表現正常之時，這篇聲明反而使得國民黨支持者集體崩潰，留言區辱罵成一片。這等於是國民黨的群眾要求國民黨陪著自己一起弱智，一起更加遠離台灣社會，不許國民黨獨自「正常」起來。

    李登輝若在九泉之下看到此景，會怎麼說呢？層次這麼低的事情，他大概什麼也不會說吧。而「外省-國民黨」幻想了這麼多年的「假如沒有李登輝」，把他當作一切挫敗的第一因，現在李登輝真的沒有了，他們卻似乎還沒有準備好，要來面對一個自業自得的、冷酷的現實世界。

（刊載於「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