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與《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共享同一世界觀，為台海戰爭系列小說。首次刊登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刊物《現代美術》211號「當代藝術與戰爭」專題。
我向安檢人員出示記者證。荷槍實彈的安檢人員仔細審視證件照和我的臉，神情彷彿是在檢視一幅畫作的真偽。我的背包也被另一人徹底翻查。
戰爭剛剛結束一年，全台灣似乎還沒找回和平時代的臉孔，各個角落仍有著慣性的緊繃。戰爭期間大量流入民間的槍械彈藥，也確實使治安一直壞於戰前的水準。更何況，今天的這個場合，是總統要親臨揭幕儀式的，戒備自然格外森嚴。然而，讓我輕微緊張的，卻不是這份警戒氛圍，而是我極有可能，會在稍晚的儀式裡，見到我一直不想見的人。
即便如此，我還是來了。身為藝文記者，是不可能錯過今天這場活動，及活動後的聯訪機會的。
今天，是「台北公會堂」重新開幕的日子。
說起來，這個地點彷彿有某種魔力，總是迷魅著一、兩百年來的每一個政權。誰主掌了台灣，就要在這個地點設立屬於自己的紀念物。清朝人在此地建立了「布政使司衙門」，日本人則在總督府建成之前，以此為殖民全島的總部。等到總督府落成，此地則被改建為「台北公會堂」，供市民集會、演出。一九四五年，日本人離開，國民黨人來了，兩政權交接的「受降典禮」就在此舉辦，隨後便冠上了黨國風味濃厚的「中山堂」之名，一路延續到戰前。每一任政權，好像都得對這座建築動點手腳、改換牌匾名稱，才算是證明了自己的統治力。它彷彿是隱形王冠上，最後要被安上的一顆寶石。
如今，中共侵台戰爭結束，台灣民國已修憲成立，當然也沒有免俗。台北市政府召開的專家會議決定，考慮到民主精神，紀念特定偉人的「中山堂」已不合時宜，以新的英雄冠名也不符時代精神，於是決定恢復「台北公會堂」之名，象徵這間場館將還諸公民使用。然而，熟悉文史脈絡的人也心知肚明，執政黨本來就比較親近日治時期的符號，以之取代與台灣關聯不大的孫中山，在當今局面下是水到渠成之事。總不能新國家都建立了，還在迷戀舊國家的國父吧？
不過，吸引各路藝文人士前來觀禮的，卻不是這麼曲曲折折的政治考量。據說，那幅毀於戰爭期間的名作《水牛群像》，已完整復原，將於今日同步展出——。
一番折騰之後，我才擠進記者席。同業們七嘴八舌，但無論是攝影機還是眼角餘光，都貫注在那三道階梯交會的牆面上。黃土水的《水牛群像》，在過去一百多年來，就是鑲嵌在那面牆上的。今日總統的揭幕儀式，也是以揭開牆上布幔，讓這幅長五點五公尺、寬二點五公尺的鉅作再現天日為重頭戲。即便我自小就常來此地看表演，每次必定和大人順道「看牛」；即便我已無數次在藝術史資料裡，讀過關於這幅作品的一切。但想到它在所有人都以為完全毀壞之後，竟能在短短一年內重現天日，還是難免有些悸動。
不久後，蔣志怡總統在隨扈的簇擁下走了進來。她穿過記者席旁邊的走道，一步步踏上台階。當年，設計台北公會堂的建築師井手薰，就是刻意將《水牛群像》設在這處「上樓梯必然仰視」的位置，以表示對黃土水的尊崇。總統和她的幕僚顯然也知道這份心意，踏上台階的步履比平常慢得多，讓攝影師能完整捕捉她虔誠仰首的畫面。隨後，總統在布幔下方站定，隨扈往左右樓梯散開，既佔據了制高點，也不至於破壞揭幕瞬間的構圖。
「上一次我站在這裡的時候，正是我國遭遇生死存亡之際。那時候，我對著全國人民，也對著《水牛群像》承諾：我們要全力守護的，就是這樣一片寧靜、悠然的土地。我們力圖恢復的，就是牧童可以毫無戒心，與水牛漫步在田野間的生活。不幸的是，我們的敵人破壞了這一切——他們不只轟炸軍事設施、水力和電力系統，他們甚至也轟炸了今日我們所在的公會堂，使水牛和牧童在瓦礫之下蒙塵。這意味著，他們不只要消滅我們的軍隊、破壞我們的生活，他們甚至也與人類的藝術、文化和創造力為敵。然而，我們終究挺過來了，在全國人民堅韌的努力之下，我們向全世界展現了自己的意志。而今天，我們也將告訴全世界，我們的意志不但承繼歷史，也將延續到永久的未來——。」
總統話音一落，鄭重地向身後一揚手，遮蓋在牆面上的布幔便緩緩向右揭開。全場上百台攝影機全都忙碌了起來，那著名的、渾厚而肥潤的牛軀浮雕漸次展露。同一時間，一旁的工作人員也開始引導其他官員上台，文化部長、台北市長一直到台北公會堂新任的執行長，都圍聚在總統身邊，一同仰望這幅萬眾期待的名作。而我基於職責，努力點算所有出席人士，並且觀察他們的站位次序，好從中挖掘後續報導的材料。正因如此，我無可迴避地，看見了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館長，就站在台北市長和台北市文化局長之間。他看著雕塑的表情，明顯比身旁的官員們更加痴迷、也更加驕傲。如果說，總統以下的官員是從理智上知道此事的意涵，那館長的表情，則更像是一個為此投注了生命與信仰的人，此刻衷心感受到宗教式的完滿。
我咬著牙，努力不洩露出心底翻湧的痛楚。今天我的身份是藝文記者，我所能做的，只是問他一個問題，而且只能是在這個場合該問的問題。但是，我也同時清楚，不管我問了什麼，他聽到的都將是字面以外的控訴與糾葛。
在接下來半個多小時的記者聯訪時段，我只問了一個看起來毫無水準，近乎二流八卦媒體刻意挖瘡疤的問題。在主持人點到我的時候，我刻意不看向館長，眼神直視總統，朗聲問道：
「對於外界盛傳，這幅《水牛群像》並不是真跡，而是台北市立美術館偷樑換柱的贗品，您有什麼看法？」
話說完，我靜靜落座。不用轉頭過去，我也知道館長會有怎樣的負傷的眼神。
畢竟，他是我戰爭爆發近兩年來，都未曾再講過一句話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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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年初，我突然接到公司的指派，要到紐約訪問一批旅居當地的台籍藝術家。我雖然是藝文記者，但我所任職的公司並不是什麼大報社，上上下下不到十名員工，是非常迷你的網路媒體。照理來說，我們幾乎不可能有機會執行這種規模的專題報導。現在不只要做，還指定我主訪，讓我一方面受寵若驚，一方面狐疑不已。等我知道這個案子，是承包自北美館的一個標案時，心裡更是頗有不妙的預感了。
不只公司內部，整個業界的人，都不知道我的父親就是孫向雲館長。這是我們父子長年以來的默契，我不想靠他庇蔭，他也對我做這種與藝術看似有關又沒那麼有關的工作，始終不置可否。我們的關係頗為尋常，就像台北市隨處可見的白領家庭——我從學校畢業之後就在外租房，換了幾個可以過活也還算喜歡的工作，偶爾回家聚餐閒談，稱得上是家庭和樂。隨著年紀增長，父親的身體漸漸有恙，開始服用血壓藥，我更是時常配合母親有意無意的細碎理由，每週都返家兩三次。但一踏入各自的辦公室，我們就與彼此毫無瓜葛，我不去申請與北美館有關的所有工作，他也不會問我最近寫的那幾篇評論，是不是對他們的駐館藝術家有什麼意見。
「館方窗口說，他們讀過你的報導，對你很有信心。」採訪組的前輩拍拍我的肩膀：「今年我們的年終就看你啦，好好幹！」
——窗口看過我的報導？
這不奇怪，我們的網站流量雖然不大，在業界也算是小有名氣的。
也許，只是基層館員自己找上門來的巧合。館長總不會事必躬親，每件案子都插手吧。
三月底出發前夕，我回家一趟，與父母吃了一次館子。我假作不經意，提到公司去接了北美館的標案。父親眉毛一挑：「喔？」眼神有促狹意味，簡直就是在調侃：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冤家還是碰頭了吧。他的反應讓我寬心了不少，看來他真是沒有介入，那我也就不必芥蒂了。於是，我隨口提了幾位預計在美國採訪的藝術家。他知道我只是提出來作為談資，沒有要借他的人脈約訪的意思，也就沒有多說。直到我提起一位姓廖的雕刻家，父親才露出了沉吟的表情。他問我熟不熟悉這位廖德殷的作品與來歷，我側頭一想，只依稀記得，這位似乎是書香門第，祖上出過名作家的樣子。
父親點點頭，又搖搖頭，讓人看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意思。隨後，他才補了一句：「不只，他還跟黃土水有點親戚關係。」
「這次去，幫我和他打聲招呼吧。」
我皺眉。這樣豈不是要暴露身份，在廖先生面前報出父子關係了？
但我沒有明確拒絕。畢竟，我們在業界互不相認也只是默契，從來沒有在明面上說破。要是一說破，傷了父親的自尊，那也不是我願意看到的。因此，我只是舉杯喝茶，再配幾口菜含糊帶過去了。
幾週後，我整裝出國。那一陣子，我忙到沒有時間再回家，都在把資料和筆記電子化，盡可能為這一系列其實有點超乎我能力的採訪做準備。忙亂之餘，我也幾度自我懷疑：真的該接下這份工作嗎？是否該請前輩支援，或者乾脆就讓他上陣就好？不過，我性子裡還是有幾根不服輸的骨頭，最終仍咬牙撐下來了。四月上旬，飛機抵達紐約，我開始了一系列訪問，不只是訪問藝術家本人，也順藤摸瓜地訪問週邊的經紀人、編輯甚或是親友。幾乎沒有調時差的餘裕，我全力投入工作。每天都像是出窩捕獵的貓科動物，在日落時帶著大量尚欠整理的影音檔案回到飯店，忙到不知世事，當然更無暇注意太平洋另一端的台灣，有哪些新聞事件正吵得沸沸揚揚。
戰爭就這樣忽然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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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戰的那天，我已經約了廖德殷先生訪談。在收到公司明確的指示之前，我仍打算照原定計畫進行。廖先生住在典型的城郊社區，小巧完整的房子前面，有著經典美式風格的草坪和車道。我才下計程車，廖先生的家門就倏然打開，他本人迎了出來。長輩如此殷勤，我自然連連打躬堆笑，也快步上前。就在這幾秒內，我在廖先生、廖太太身後，看見了令我當場呆愣住的身影。
「……媽？你怎麼在這裡？」
母親眼眶湧淚，猛然把我抱住。一旁的廖先生語調溫厚，輕拍我們的肩膀：「好了，好了，進來再說吧。」
在母親止住泣聲之前，我就大致明白來龍去脈了。我起程之後幾天，父親突然幫母親買了機票，要她立刻到紐約廖先生家暫住，說他們已經安排好了。一開始父親還支支吾吾，說不出為什麼要求母親緊急出國。最終被逼急了，父親才迂迂迴迴地說：他已經收到來自層峰的指示，由於兩岸開戰在即，北美館要開始執行典藏品的戰時保護計畫。不只北美館，整個台北市，只要是市級以下，藏有藝術品的單位，都必須由他統籌指揮。也就是說，他職責所在，是走不了的；但是，層峰事先放消息給他，也多少有讓他及早安排家人之意。廖德殷先生與父親是多年好友，當然也不會拒絕他的請託，承諾讓我們母子兩人，在此待到戰爭結束為止。
——對，我們母子兩人。
想到這裡，一股憤懣與嫌惡之情，頓時充脹在我的胸口。
所以，我們接到的北美館標案，確實是孫向雲館長直接授意、直接指定我主訪了。
母親不是藝文界人士，她可能不曉得，最精英的藝術圈子，往往與最精英的政商圈子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父親說，他是接到公務指令，所以提早知道開戰的訊息。但我很清楚，這話可能還說得太含蓄了——大概早在北美館收到命令之前，某個觥籌交錯的場合裡，他就已經聽到什麼風聲了吧。接著，就是那突然從天而降的標案，讓我「剛好」能避開戰火，在邊境管制之前出境。我所最厭惡、最極力避免的「父蔭」，終究還是在這關鍵的時刻，無可避免地籠罩到我身上來了。甚至可以說，恰恰就是我們父子之間的關係沒在業界曝光，所以這套撤離計畫可以做得如此天衣無縫，連避嫌都不需要。
我可以理解父親為何這麼做。換作是我，也會想提早把妻兒送出國。
可是，我性子裡不肯服輸的那幾根骨頭，還是強橫地梗在體內。
也許，我只有馬上收拾行李，直奔機場，才能一解這種「成為操線木偶」的悶氣。然而，母親淚眼在前，一旁又有溫藹張羅入住事宜的廖先生夫婦，作為一個已過三十歲的成年人，實在也無法扯破臉面、一走了之。
這一早上，當然就沒辦法正式訪談了。廖先生說來日方長，不管是他的訪談、還是其他未完的工作，都多的是時間慢慢做。何況，我們本來就是網路媒體，不回台灣也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的。我向廖先生鄭重致歉與致謝，不只是為了工作安排，也為了父親的「叨擾」。廖先生久居美國，氣質卻仍是老台灣仕紳那一路，話聲篤定但柔和，處處留餘地、但對心裡認定之事，也不會輕易讓步。交談幾句，我就更確定這不是一個能夠輕易辭別的長輩了。
「不知道是阿雲教得好呢，還是你本性就好，」廖德殷先生閒談也似地說：「這幾天，紐約的老朋友提到你，都讚不絕口，說你有sense又懂禮數。你別怪我倚老賣老啊，但我們活到這把歲數，是不太看得起什麼『恃才傲物』那套的。有才華的人到處都是，能走得久的呀，靠的都是這個。」
廖先生舉起茶杯，啜了一口。
我當然也舉茶回敬。
——看來，我們的「父子關係」，在這群長輩的圈子裡，早就不是秘密了吧。
依照父親謹慎的性子，搞不好我這一趟見到的每一個人，都被打過招呼。也就是說，在我努力扮演一名專業的採訪者，試著誘引這些藝術家前輩多講幾句時，他們也正和我一起同場扮演「我不知道你爸是誰」的戲。
我深深嘆了一口氣。
就在此時，電視畫面忽然投出了蔣總統的身影。即便是美國的各大新聞頻道，此時也接上了來自台灣的直播訊號。
蔣總統不若平時的西裝打扮，也沒有像某些紀錄片裡面臨戰的總統那樣，穿上迷彩服和防彈衣。她換上了平時很少亮相的飛行夾克，看來是想要在「穩重」與「戰鬥」兩種風格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無論中文或英文字幕，都以醒目的字句標示：在經過一夜的空襲之後，蔣總統將正式發佈抗戰到底的演說。客廳內自然而然靜默下來，只剩下電視裡傳出清晰有力的話聲：
「……我們要全力守護的，就是這樣一片寧靜、悠然的土地。我們力圖恢復的，就是牧童可以毫無戒心，與水牛漫步在田野間的生活。」
蔣總統說出這些話的時候，身體微微向右後方側傾，右手有力地指向她背後那幅著名的浮雕。我能感受到廖德殷先生的氣息微微緊促了起來。我們當然認得蔣總統直播所在的位置，那是我從小就讓父親帶著去看戲的地方。蔣總統所站的位置，就是我們每次必定要去「看牛」的角度。那時候，一直到戰爭結束，這個地方都還叫做「中山堂」。
「竟然選在這個地方……。」
廖德殷先生話只說了一半，就彷彿被什麼梗住了。我望向他，與涕淚縱橫的老人四目相對，眼眶也不禁沉重了起來。是的，真的是開戰了，而且是站在《水牛群像》面前。我可以想像自己用十種不同的藝術理論、國族主義論述，去分析這一瞬間的意義，寫成一篇或尖酸刻薄、或怦然動情的藝術評論。然而，這一刻，我光是動起這個念頭，都有自慚形穢的愧疚感。千萬字句，都比不上一個並不高大的人類，站在這幅令人仰視的浮雕之前，所做出的種種允諾要來得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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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難說清楚：究竟是蔣志怡的演講激發了我心底竟然未曾死滅的，少年為國奉獻的浪漫幻想；還是因為隨後發生的種種事變與慘烈畫面，激起了我無以排遣的仇恨之心。總之，在一年多的戰爭期間，我全心全意渴求的只有一件事——回到台灣，前往徵兵處，加入志願兵團的行列。
開戰後四天，我從穿越時差而來的前夜新聞畫面裡，看到了那場針對台北市的大規模空襲。共軍從陸海空三方面的平台，對台北發射了大量飛彈，試圖以飽和攻擊癱瘓首都圈的防空網。同一時間，也有不少自殺式無人機在市區內流竄——根據媒體報導，這些無人機航程不遠，應該不是跨海飛過來的，而是潛伏在國內的第五縱隊直接從雙北的隱蔽處放飛。自總統府、市政府以下的行政機關，到各個衛戍部隊的基地，乃至於機場、高鐵和火車站，都被複數的飛彈鎖定。不過，這些重要節點的災情並不慘重，畢竟台北有大量防空飛彈負責防禦，所有奔向重要節點的敵襲，都會被著意看管，用更高密度的火力去攔截。因此，雖然空襲警報響了一夜，天亮清點戰損時，僅有零星幾座建築物被打穿幾個洞，人員與機能很快就恢復運作。
唯一被炸成廢墟的，是發表開戰演說的中山堂。
不只是看著新聞的我，即使是播報新聞的主播，也難掩困惑。
難道只是因為「演說在此」，這座毫無軍政功能的古蹟，就被列入打擊目標了？
國防部官員隨後坦言，由於該地沒有被列入優先保護的目標，負責指揮接戰的AI系統，在精準使用彈藥的考量之下，確實放過了幾波打向該處的敵火。AI當下的判斷是，中山堂的戰術價值極低，並且夜間也沒有市民會聚集在該地，因此將防空系統挪去保護更重要的交通站點和電力設施了。在AI的排序裡，隔鄰的西門捷運站都比中山堂還重要。
任誰都能理解，這是合理的判斷。不合理的是，共軍竟對此動用破壞力強大的集束彈頭，似乎鐵了心就是要把中山堂炸得片瓦不存。
莫非整個台北市的空襲都是佯攻，都是為了逼迫我們的AI接戰系統分出主次，好讓他們可以徹底毀掉「蔣總統站過的那個位置」？
——那，《水牛群像》豈不就……？
自「台北公會堂」時代起，就在那面牆上鑲嵌了一百一十年的浮雕，就此毀於瓦礫堆下。
我半輩子與藝術家、藝術品、藝術史為伍，寫了各種報導、評論與分析。我當然引用過各種理論，闡述藝術與國族意識之間的關係。但是，在我的意識裡，從來沒有一秒想過，實際存在的藝術作品，真會成戰火點燃之後，敵人首要打擊的目標。直到它發生了，我才猛然醒覺：為什麼不呢？攻擊藝術品的效果是那樣的顯著，可以直接殺傷一個民族的精神象徵；而針對藝術品的保護又是那麼薄弱，就算整個台北市有數百枚防空飛彈鎮守，也不可能把《水牛群像》或《釋迦出山》的座標預存在防禦計畫裡。
在這樣的時刻，除了投入志願兵團，再無任何有意義之事了。
尤其是我已經寫、正在寫的這些「藝文報導」。
火線早已逼到眼前，灼燒了我整副身心。
我向公司提出申請，要求提早結束計畫返國。雖然還能做得更豐滿，不過我手上的訪談資料已經不少，要跟北美館結案是綽綽有餘的。
公司的回應非常迅速，近乎零時差：北美館那邊要求你繼續執行。他們認為，目前的內容仍可更加完備，建議加訪如下名單……。
我回信：「目前的內容」？我什麼內容都還沒有交，他們怎麼知道目前的內容夠不夠完備？而且新增的這幾名訪談對象，我完全沒有準備、手頭也無資料，怎麼有辦法臨時執行？
公司這封email就回得沒那麼快了。幾個小時後，他們傳了一批書面資料過來，囑我安心準備，不必擔心經費與期程問題，北美館已承諾全數支應。而我上一封信前半部的疑問，就像對著無人的樹洞發問一樣，一絲回音都沒有得到。
不必查問，我也知道是館長的意思。
但我已沒有耐心再耗下去了。
管他經費由誰支應，北美館總不能管到我自己買的機票吧？我立刻開始張羅，趁著台灣的空域尚未完全禁航之前，用驚人的價格訂下了下週飛往花蓮的班機。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沒有回給公司隻言片語，也沒有向母親和廖先生袒露自己的計畫，只埋首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手上的採訪稿。待到登機日，我在廖家的飯桌上釘了兩封信，分別給母親和廖先生，便趁著天未亮搭上了計程車。在登機的前一刻，我用機場網路寄出了所有稿件，以及一封辭呈。
飛機一路爬升，終於漸漸看不到陸地，向著太平洋另一端的海島前進。我腦中交錯縈繞著記憶裡台灣的樣子，以及在新聞畫面裡看到的種種圮壞坍塌，不禁心有顫慄。我甚至難以確定，十幾個小時之後，機艙艙門打開之時，我真能回到那無比遙遠的家鄉嗎？那個家鄉，真的還在原訂的航路之上嗎？
但無論如何，我得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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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裡的前輩傳來了氣急敗壞的回信。我擅自終止案子還是其次，讓他焦躁的是我的辭呈。
他在信裡大罵我們這些年輕人不切實際，念藝術的就算去當兵能幹嘛呢？不過是多兩三個炮灰而已。
「我本來以為你比那些菜鳥有腦袋，沒想到你也這麼不會想！」
我也是回台幾天之後才知道，原來公司裡比我更資淺的一名設計和一名記者，也都辭職加入志願兵團了。
我謝謝他的關懷，但我真正要面對的長輩還另有其人。從花蓮長途拉車回台北，沿途比想像中順利——遠方偶有砲擊聲，空中時有戰機呼嘯而過，但沒有戰爭電影裡的槍林彈雨；火車班次幾乎全數誤點，但基本上都還正常行駛。我先回租屋處放行李，接著趁宵禁時間以前，騎機車回到距離三個捷運站的老家。
客廳燈光沒有全開，但從窗外能看見微有光影閃動，顯然父親是在家的。臨到進門，本來十分篤定、甚至可以說是飽含怒意的心情，忽然又動盪了起來。我到底想跟父親說什麼呢？斥責他干涉我的人生？表明我不想利用他的人脈、特權苟活在國外？或者姿態軟一些，表達我理解他的關愛，但正告他這種做法只是適得其反？不管我怎麼說，最終都還是難以避免一切的癥結：我是回來「共赴國難」的，而父親絕對不會同意……。
正在遲疑間，家門開了。父親猶未完全換去上班時的襯衫與西裝褲，臉上也有還沒退去的疲憊和失望。
「你回來了。」父親先開口：「你媽打過電話了。」
「你什麼時候知道要開戰的？」
——這句話不在我原來的設想裡，此刻卻像是有自己的意志一般，自行從我口中撲出來。
「什麼時候，很重要嗎？」
「對我來說很重要。」
「……。」
「我是你的兒子，不是你的木偶。」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但你就是這麼做了，」我深吸一口氣：「在我，在我們全部人，人生最重要的一刻，你什麼都沒說，就自己決定了一切。」
父親沉默。看著他無以辯解的表情，我無法不感受到自己的卑鄙，也無法抑止自己憤懣。我很清楚自己的想法沒有錯，我應該全權決定自己的人生；但我也知道，在公開場合長袖善舞、進退得宜的孫向雲館長，並不是因為做錯了什麼，才陷入如今的窘境——被一個成就遠遠不如他的年輕人責問。
這一切只因為我們是父子。
在這一陣沉默裡，我有千百句想說的話，卻也挑不出任何一句合宜的、說得出口的。我想到已發生的與未發生的轟炸，已經死去和即將死去的人，想到我竟然曾經可以選擇置身事外。但我也想到父親的衰老，與他想必在這一陣繁忙中，更加難以好好控制的血壓。
「謝謝你費心，但請不要再出手干涉了。再見。」
最終我只這樣說。我沒有踏進家門，在暮色裡轉身跨上機車。當天晚上，我上網送出了志願申請，希望能將動員順位提前，儘早被編入國土防衛隊。學生時代學到的所有理念，幾乎都與我此刻的作為背道而馳。所有思緒和行動，都被壓縮成極細極窄的一條路徑，唯此無他。不只我，同齡人或加入各式組織，或捐物捐款，一股危險又令人難以自外的狂熱擴散著。
我一次次夢見自己站在那面鑲嵌了《水牛群像》的牆壁前，而後火雨從天降下，將浮雕擊成碎片，隨著爆風襲向身形稚幼的我……。
一週後，我收到了役政署的通知。
公文以百年不變的繁縟文字宣告：我因為體位不合格，不予以分發入伍。
體位不合格？我循著公文上的電話，打給承辦人員。對面的背景音一片嘈雜，正忙得心燎火焦。我質問他：憑什麼說我體位不合格？我當兵的時候可是甲種體格，還被分發到砲兵部隊扛砲彈的，那時候合格，怎麼沒隔幾年就不合格了？承辦人員表示他們也不清楚，動員結果都是直接比對役政署的資料庫，電腦跑出來就是不合格。他的語氣和緩，但仍有一股藏不住的不耐。我不想為難對方，於是耐心報出自己服役的年份和單位，希望他可以複查。如果有必要，我也願意再次接受體檢，屆時如果真的體位不合格，老了不中用了，那我也就認了。我如此自嘲，試著讓氣氛再緩和一些。
「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安排，抱歉。」
承辦人員丟下這句話，趁我還沒反應過來，就把電話掛上了。
幾天後，我收到父親寄來的email。文字內容同樣有著老派的繁縟，情感與意圖夾藏在層層的裝飾後頭。直到最後一段，才終於有罕見的直白字句：
「對不起。但身為一名父親，我不能什麼也不做。」
一股惡寒攫住了我。我從來不知道，父親的人脈究竟可以做到什麼地步。從那一刻起，我才清楚意識到，原來我過去以為「靠自己」的生活，實際上從未離開過被圈養的範圍。我所感受到的自由，不過是一名幼童在自家後院玩耍的程度。這座院子，自始至終都是上一輩掙來的、劃定的，所以，他們能安心地讓我在這確定安全的環境裡「自力更生」。
從那天起，我和孫向雲館長就再無任何聯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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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2047年的台海戰爭，是台灣藝術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浩劫。雖然最終擊退了入侵者，但這段時間內的破壞，已造成了無可回復的損失。位於台中市的國立台灣美術館受創最深。台中是共軍主攻方向，不但兵鋒直指市區，來自海上、空中與澎湖佔領區的火砲，更是無日無夜轟炸市中心。國美館也和北美館同時接到了即將開戰的消息，事先將藏品轉移到更堅固的庫房內。然而在共軍火力瘋狂傾瀉，不分軍用民用目標的情況下，仍然有超過半數的藏品毀於戰火。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台北公會堂開幕式提問的「贗品說」會引起軒然大波。
業界咸知，《水牛群像》共有三處典藏：台中國美館一幅複製品，台北北美館一幅複製品，而真跡鑲嵌在台北公會堂。兩座美術館所收藏的雖非真跡，但也有數十年典藏的歷史，確實也是別具意義。如果公會堂的真跡被毀，將這兩處的典藏移轉過去，相信也是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最佳的解決方案。
然而，國美館與北美館的版本，都在戰時便傳出可能炸毀的消息。
現在，竟又出現總統親臨揭幕的那一幅。那會是真跡嗎？
兩座美術館至今仍未完整公布被毀的藏品清單，公會堂的毀滅性坍塌卻是所有人都看見的。而此刻，又由北美館主導了奇蹟式的「真跡重現」，自然引起了圈內到圈外，人們普遍的疑問——會不會是北美館以假充真了？只是大多數人，仍不想戳破這有益於民心士氣、在戰後一片凋敝之中少數正向的盛事，因此選擇疑而不問。
但我問出口了。並且，將隱伏在檯面下的種種困惑，寫成了系列報導。
我現在任職的，並不是之前那家主打深度的藝術媒體，而是負責一家新聞網站的藝文內容。因此，我的上司與藝文圈沒什麼人際連帶，也就沒什麼顧忌，樂意看我用這一「危險」的選題，換得巨大的聲量。
一時之間，我在記者會上發問的影片和我所撰寫的報導，引起了激烈的論戰。
負責《水牛群像》修復工作的北美館，頓時成了眾矢之的。
館方給出的解釋是：當時的空襲確實摧毀了公會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結構。本來他們也以為，《水牛群像》勢必被炸成碎片，難以倖免了。不料，在戰後啟動復原工作之後，才發現它所在的那面牆，奇蹟似地「整片坍下」，以其背面扛住了崩落的建材。於是，作品本身除了輕微的破損之外，整體結構大致完好。外傳北美館「趕造贗品」之說，實際上是館方委託修復團隊加速復原之誤。
為了加強說服力，館方還提示民眾，參觀時可以特別注意水牛角。牛角上，還保留了幾處肉眼勉強可見的擦痕——這是館方與修復團隊討論之後，決定留下的歷史見證。
我早料到他們會這樣回答，於是隔日又以化名另出一篇報導。報導的主軸很簡單：根據公開的標案資料，此一館方口中的「修復團隊」，非但不是以雕塑品修復為業的，更是一家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AI影像製作公司。
輿論熱度又再上一層樓。一時之間，物價飛漲、治安惡化的問題，彷彿都比不上水牛的蹤跡重要。彷彿若是證明了此刻公會堂的那一件是贗品，我們剛剛制訂新憲的這個新國家，也將因此成色不純了起來。
為此，台北市議會強力要求孫向雲館長進行專案報告。
我打開直播，看著父親衰老到近乎乾枯的表情。我是有過不忍，但想到他為我前半輩子劃設的那方院子，就有一股更加強烈的情緒，推動我打出手中所有的牌。
其實，我早已知道那幅《水牛群像》不是贗品。
我曉得他們是怎麼把它力保下來的。我也曉得，他們最不能承認的，是為何能夠未卜先知地保住它。
我只是想聽到父親，以及他背後所牽連的那些層峰人脈，為此親口道歉。
在紐約的時候，廖德殷先生就提過，父親曾與他討論這類大型雕塑的戰時保存計畫。他們後來的結論是，不能臨到戰火燃起前夕，才來施工拆除。這會陷入兩難：提早施作啓人疑竇，恐有洩露情報之虞；但若到戰時才動手，又可能缺乏必要的人力和時間。所以，兩老參詳出來的方法是，承平時期以歲修、保養為藉口，先將雕塑從牆上取下。接著，將關連的牆體置換成模組化結構，預先做好能夠快速拆卸的裝置。如此一來，一有任何狀況，最快只需要一個晚上，就能以簡單的機具，連牆面帶浮雕一同「挖」下來，轉移到大型貨櫃車上。
「沒想到，總統選了中山堂演講。也沒想到，共軍竟然真把它列為報復目標！」
言下之意，廖德殷先生顯然也惋惜，明明早已想好了預案，卻還是沒來得及把《水牛群像》送去安全的地方。
我本來也是這麼以為的，直到北美館釋出了「真跡修復完成」的消息，我才恍然大悟。
公會堂被擊毀，是我整場戰爭期間，最無法磨滅、最過不去的創傷。所有網路上能夠找到的影片、照片，我都反覆看過。不只一次，我也會趁著天氣不佳、沒有空襲風險的日子，沿著封鎖線散步，從不同角度注視那令人痛心的廢墟。
那是我親眼所見。建築本體被破壞之徹底，絕不可能讓《水牛群像》全身而退的。
除非，真跡從一開始就不在那裡——蔣志怡演講之時，背後的那幅雕塑，早已被連夜拆卸，換成了複製品。哪裡有複製品呢？扣掉台中國美館，自然是北美館最有可能「出借」展品了。這也符合蔣志怡在戰爭期間的施政風格：盡可能維持「日常」，向全世界展現我國的「韌性」。所以，公會堂的《水牛群像》不能撤離，但可以以假代真，把真跡換進北美館的庫房保存起來。這一政治性的安排，剛巧陰錯陽差地，使真跡躲過了轟炸，得以在戰後重回眾人目光。
廖德殷先生猜錯了，父親確實劍及履及，早就實踐了他們的構想。
這本來可以是一樁佳話。但只有一個問題：
如果北美館是趁著2047年春節期間，藉「歲修」的名義完成了模組化結構，使得開戰演說之前，就能在極短時間內轉移藏品，那是否就意味著，政府高層早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知道開戰難以避免？
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我當時被派去紐約的標案，是早在春節前就確定下來的了。
孫向雲館長，您要怎麼在媒體注目之下，回答這個問題呢？
那不是一座美術館的問題，背後牽連的是整個政府的威信。
救下一幅曠世巨作，是一樁佳話。「只」救下一幅曠世巨作，而沒有選擇提前向國民示警，則會讓所有因戰爭而失去家人的家庭，陷入強烈的憤怒，坐實坊間一切「政府為了政治利益，選擇了死傷較多的方案」之陰謀論。
現在，所有壓力都落在父親的肩上。
我對父親不是沒有不忍，不是沒有歉意。可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學，我的學弟妹和業界的後輩。光是我小小的人際圈裡，就有幾十人永遠長眠了。如果他們和父親一樣，能夠提早得到消息……。
我因為父蔭存活至今，而我唯一能稍稍填補這份愧疚的方式，便是親手摧毀與之相關的結構。
戰爭結束了，不再需要為了對抗敵人，而為國家保留顏面了吧？
各路思緒繁雜，但我仍然緊盯直播畫面。孫向雲館長站上了台北市議會的議場，準備開始他的專案報告。他會道歉嗎？或者，就算不是直接的道歉，就算沒有完全揭露真相，哪怕是流露那麼一丁點的歉意，我也願意盡力捕捉。我在心底暗自祈禱，拜託，拜託不要再以更多的謊言，試圖掩蓋這左支右絀的現實。不要逼迫我打出底牌，激起更多的議論與傷害……。
孫館長開口說話了。他先向所有議員問好，語調平穩，看得出來情緒激動，但仍有所節制。接著，他正對直播畫面，深深地一鞠躬。閃光燈如大浪襲捲而去，在他蒼老的白髮上打出陣陣殘影。這一鞠躬非常久，久到讓人們感受出某種未說先明的誠意。然而，實在是有點太久了，在螢幕前的我不禁困惑，螢幕裡的人們看起來也手足無措，不知道是不是該有一個人，去把孫館長攙立起來。就在遲疑間，孫館長忽然身子一軟，毫無預警地側身倒下，在鋪著絨布的地面上，撞出一聲鈍響。
當天晚上，孫向雲館長因出血性腦中風，在台北聯合醫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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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風向一夕轉變。人們對「真跡」的好奇迅即消退，轉成對孫向雲館長的好奇。在大量私人性質強烈的報導沖刷下，很快地，我和他的父子身份就被披露了出來——或許，那些知道此事的業界前輩，也不願意為我這樣的逆子保密了吧。我在這一波炒作裡，成為了弒父者、成為為了流量不擇手段的惡質記者。由此，我不但污衊了國寶所代表的國族精神，也辱沒了我孜矻勤懇的父親，是不忠不孝的典型。
我再次辭去工作。公司要我別介意外面的說法，說我只是在盡一名記者的職責。話雖如此，他們並沒有慰留我。
我日日枯坐在父親的靈堂裡，以長子的身份行禮如儀，以長子的身份感受母親的悲痛，以長子的身份承受所有弔唁親友怨毒的沉默。他們恨我，而這是我應得的。父親所連結的人脈，那些政商名流、文人雅士，一一來到靈前上香，讓我真真切切感受他們的恨意。我無可反駁，求仁得仁。
現在，我確實親手摧毀了一切父蔭。
此後，這些人力所能及的圈子內，我必是寸步難行。
我將全盤接受，畢生不會有一字怨言。這甚至算不上什麼承擔，更算不上什麼道歉。
父親已經深深鞠躬過了，我的才正要開始。
公祭那天冠蓋雲集，記者擠歪了眾人送來的花籃。每個和我對上眼的人，最多只輕微點頭致意。無意間，我在會場裡發現了廖德殷先生。他也點了點頭，隨之撐起略微僵硬的身板，篤定地向我走來。廖師母和母親相擁而泣，廖先生則要我節哀，並勉勵我未來要好好生活。廖先生沒有說，但我感受到他的擔憂，從而升起了難以言喻的愧意。我謝過他，試著不要露出倉皇的表情。在我正要退開的一刻，他叫住了我：
「你父親……，」他頓了一下，下定決心也似地搖搖頭：「你明天晚上有空，接我到市區內走走嗎？」
這是好一陣子以來，唯一一個主動走向我的人，我沒有拒絕的理由。
隔天傍晚，我們一起吃了晚餐。廖先生是萬華人，熟門熟路，知道哪裡有排骨湯、魷魚羹和圓仔湯。我們吃吃停停，一路往北散步。不知不覺間——或者我該承認，我也早有預感——，我們來到了新開幕的公會堂。今晚的公會堂有一齣兒童劇，一組組家庭在迴廊與樓梯間閒蕩。然而，《水牛群像》是掛在遠離表演廳的一側。我們一同漫步到此，仰視著那幅巨大的浮雕。四周無人，彷彿此處是全台北市最安靜的角落。
「你有近看過《水牛群像》嗎？」
「小時候有，」我伸手搖了搖阻絕遊客進入的紅龍：「我會趁爸爸不注意的時候鑽進去，想跳高一點，去摸牛蹄、牛角。」
廖先生一笑。「現在他們掛得更高了。」
「是啊，只有大人才有機會搆著了。」
「你也長大了，何不現在試試？」廖先生注視著我，眼裡的笑意退去了一點點：「也許，你想知道的答案，一直都在這裡。」
「我沒有想知道的……。」
「試試吧。相信我。」
看來，這就是廖先生今晚的主要目的了。可是，為了什麼呢？我們不是早就知道答案，只是基於種種詭詐的心思，而從未有人坦承罷了。我並不覺得近看能多知道些什麼，這幅《水牛群像》的每一絲細節，我早已從不同角度、不同資料細細審視過千百次。然而，拗不過廖先生的眼神，我還是歪身鑽過了紅龍。如果有監視攝影機——想必有——拍下這一幕，又能炒高新聞熱度二十四小時了吧。但我已經黑到底，也不差這一樁。
於是我在牆前站定，如同幼時那般，起跳、伸手一撫——。
那不到一秒的接觸，手中傳回的卻是意想不到的觸感。
牛蹄……是軟的？是凹陷進去的？
我驚詫地退後幾步，瞪視著眼前的巨大浮雕。
一切如常，並無凹陷。它仍然樸實厚重，線條洗鍊而堅毅。
我再次起跳，摸到了雕塑的另一處。這一次，手掌不但感受到彈性，更有一種微妙的溫熱與麻癢，彷彿我碰到的不是一塊固體，而是一窩幼小的動物。
「你父親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
廖先生開口了。在這四下無人，唯有我們一起面對這幅鉅作的空間裡，廖先生緩緩地告訴我：事情其實和我想的不太一樣。確實，北美館不能洩漏「提早知道開戰訊息」一事，這是他們啞巴吃黃蓮的理由。但是，我在記者會的粗暴質問，也擊中了另一件極難解釋之事——這幅《水牛群像》是贗品嗎？不，它絕對不是贗品，它的每一部分材料，都百分之百來自真跡。只是，它似乎只能在一種極為特異的觀念裡，才能被理解為「真跡」。
在孫館長統籌下，《水牛群像》的真跡早在總統演說前數日，就完成轉移工作。它被放在鄰接基隆河的典藏庫房地下室裡，位於北美館西面。一般來說，就算是遭遇直接的飛彈襲擊或火砲轟炸，該庫房也不會有直接的損壞。
然而，庫房南側數不遠處，恰好是憲兵司令部。
在那一波擊毀了公會堂的大規模空襲裡，憲兵司令部當然是目標之一。一直要到很後來，孫館長才知道，共軍襲擊軍用設施所使用的彈藥，並非一般的飛彈。為了確保摧毀效果，共軍使用了為數不少的「鑽地彈」——一種能夠從上到下，突入地下室空間，再行爆破的彈藥。
憲兵司令部遭遇了襲擊，附近的防空系統攔截了一些彈藥，但還是漏了一些。
因此，在同一波空襲裡，《水牛群像》的真跡也被震波傷害，碎成了一百六十二件破片。
廖先生說，他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父親的沮喪。明明已經成功移轉了，為什麼最後還是保不住它？
說著，廖先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閉上眼，想起我當時火速回國，站在老家門前時，父親沉默的面容。
廖先生繼續說：總之，最有典藏意義的三幅《水牛群像》，至此確定全毀。不過，弔詭的是，比起在爆炸、火勢當中熔融殆盡的兩幅複製品，真跡反而是部件保留得最完整的。在戰爭期間，孫館長一面繼續保護現有的藏品，一面和自己信得過的幾位專家反覆商討，希望能找到復原之法。以傳統的藝術品修護方法復原，自然是最穩當的做法。然而孫館長對此不甚滿意，總覺得在什麼地方差了一點。
父親為此殫精竭慮。他在信中告訴廖先生，他必須找到最完美的辦法。
「我不能什麼都不做。」他說。
最後，他們想到了現在的辦法。
根據過去的電子化資料，館方有能力為一百六十二件破片編號，並且精確標定它們的相對位置。接著，他們為這些破片裝上了超小型無人機，背後以一套多次調校過的AI系統控制，組成一個長五點五公尺、寬二點五公尺的方陣。除此之外，展場也隱密地設置了投影裝置，由同一系統統籌，負責補正在不同光影、角度和溫濕度狀態下，需要動態微調的細節。
由此，人們看到的其實並不是「一幅浮雕」，而是一組浮動、懸停的「破片矩陣」。
而微妙的是，矩陣中的每一破片，又確實是原汁原味的「真跡」無誤。
這幾乎就是倒反過來的忒修斯之船——當所有零件都被置換，它還是同一艘船嗎？當所有零件都「沒有」被置換，但並不以原來的方式組裝，它還是同一幅《水牛群像》嗎？
這也是為什麼，當我的手碰到「牛蹄」時，會有微妙的、向內凹陷的彈性。
那是密集的無人機被微微推開的觸感。只要我一縮手，AI系統就會讓它們回到原來的位置上。
而這面牆，長期以來，就以紅龍圍阻，很少會有人近距離碰觸。因此，可預期的是，短期內不會有人發現它的異樣。
「我猜，他希望我告訴你。」
廖德殷先生溫藹地說。他說，父親留下了近似遺言一般的條件：若有人無意間發現了《水牛群像》的秘密，北美館便會主動說明如此設計的原委，及其背後的設想；或者，此一秘密在孫向雲館長逝世後，任何知情者都能主動公開，北美館不僅不會追究保密責任，並會為之背書。
——父親相信，不管是上述哪一個公開時點，應當都已是台灣社會更有餘裕，去理解「為什麼政府提早得知了戰爭警訊，卻不能在第一時間公告周知」。只是他並沒能料到，他那試圖衝出院子的兒子，自作聰明地打亂了這一切。
「現在你知道了，就由你決定是否公開、如何公開吧。」廖德殷先生輕聲說：「無論是以什麼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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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寫下《水牛的影跡：由黃土水到孫尚雲》的始末。在本書裡，我將以藝術評論者——而非藝文記者——的角度，剖析黃土水‧孫尚雲兩人，在歷史的因緣與重層之下，意外且跨越時空的「聯合創作」。此書不但將揭露《水牛群像》的真偽問題，更將進一步探討孫尚雲的藏品保存策略，如何意外地「再創作」了《水牛群像》，乃至於以一種饒富興味的方式，重寫了藝術史。
我將試圖闡明：孫尚雲採用技術的手法，有意無意地保存了戰爭的刻痕，銘刻了「在場」與「移動」的歷程——它將原本定型的浮雕，「復原」成為具有彈性的、分散式的仿有機體。它不但還原了《水牛群像》的原型，也並沒有因此遺棄了它的破碎。從而，它呼應了歷史經驗與物質經驗的實存。
時至今日，當《水牛群像》真偽問題，與孫向雲之死早已淡出媒體視野的十多年後，仍有出版社願意印行本書，我深感謝意。或許，正因為時間已經離得夠遠，正因為人們的激情已多少淡去，而我已經充分體味了人事的流轉與冷暖，此書才有了誕生的條件。在過去十數年的思索中，我越發相信：作為家父最為失敗的作品，我餘生唯一的責任，就是好好將他最好的作品詮釋出來。我至今仍時時想起，我的手掌碰觸到《水牛群像》的無人機矩陣時，那微妙難言的觸感。我十分詫異、驕傲與感慨，這麼長時間以來，竟然還沒有任何人發現它的秘密；我也因而完全理解，所有知情者之所以仍保持沉默，就是為我留下這個「完成使命」的機會。這麼說起來，我確實仍活在父蔭裡。這恐怕是永遠無法否認，並將與我的生命如影隨形，至死方休的印記了。
是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