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謝宜安的伴侶，《可愛的仇人》諸篇章，我幾乎都是頭幾位讀者。在這本書初具規模之時，我突然發現各篇之間有個共通點，於是順口問了一句：「為什麼你都不安排『圓滿』的結局？有好幾篇其實都是有機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呀！」
「我比較喜歡這種虐來虐去的愛情故事啊。」
「呃，」我背脊一涼：「我怎麼覺得自己的處境有點危險……。」
謝宜安聞言，丟給我一個微妙的笑容。
幸運的是，現實中的我們並沒有虐來虐去（應該沒有……吧？）。小說並不是現實的直接反射，而是以現實為基礎去加工，這是文學常識。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旦涉及「加工」，小說就不僅可以是現實的延長與補充，也可以是現實的對立與對反，「缺什麼就寫什麼」、「現實沒有什麼，我偏就要寫什麼」——我倆沒有相愛相殺，但《可愛的仇人》每篇小說卻都抓一把玻璃沙往角色心頭上撒，只是謝宜安此一傾向的例證之一。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這種傾向，才能理解《可愛的仇人》這一短篇連作集，從形式到內容的種種設計。
《可愛的仇人》以五個短篇小說組成，每一篇都能各自獨立。然而，在各篇之間，有三條線索串連了這些小說：第一、一名來自現代的「編者」，他撰寫每一篇文章的前言，並以仿真的學術筆調，將它們虛構成某種「真實的歷史文獻」。第二、這批文獻都會閃現史實之中，「牡丹社事件」裡被擄走的原住民少女「阿台」的蹤跡。第三、各篇人物之間常有勾連，比如〈白蟻〉的「阿丸」便為〈來自蕃地〉的主角執筆；〈新婦秘話〉的杏雨便是〈查大人〉的作者。
這些設計馬上會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以假亂真」，假裝這些小說都是「有所本」且共享同一世界觀的「文獻」？難道不能單純說故事就好了嗎？
當然可以單純說故事。但如果沒有這層設計，這本書所隱藏的「第六篇小說」，就沒辦法浮顯出來了。
第六篇小說，就是原住民少女「阿台」的故事。
從表面來看，《可愛的仇人》是五組沾親帶故的戀愛故事。這五組戀愛故事所共享的「世界觀」，是99%都跟史實上相同的日治時期台灣；而關鍵的1%差異，就是「阿台在這條世界線上還活著」。如同本書〈自序〉（當然也是虛構的）之結尾所暗示的：「作為這本書的編者，我想我透過搜集這些文獻，而終於發現了一道光，能照進阿台所跌落的縫隙。」史料裡被日本人俘虜、「教化」、放回的阿台，最終在族人異樣的眼光下精神失常、上吊自殺，幾乎可說是台版的「胡若望」式悲劇。但謝宜安動用小說家的特權，將阿台召喚到《可愛的仇人》裡。在這裡，阿台沒有被人遺忘，一直閃現在人們的記憶裡，〈查大人〉的清次家族和〈月夜愁〉的理玖都曾有聽聞；阿台不但沒死，還能以其語言和文化知識，幫助〈來自蕃地〉的女主角djalan面對殖民者。
於是，「阿台」這名歷史人物，便被謝宜安以「反事實的後設小說」設計，封存在小說裡，就像DNA封存在琥珀裡那樣。若關注近年台灣小說的讀者，對此應不陌生：黃崇凱的《新寶島》、蔡易澄的《福島漂流記》和拙作《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都使用了類似的手法。這波「反事實的後設小說」與1980年代，台灣曾經流行過的後設小說浪潮，在主題關懷上完全相反。當時，這種手法被拿來演繹「一切歷史敘述都不可信」的後現代信條；於今，這種手法卻成為「能否建構另一種歷史可能性」的探索。並且，這些小說都會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文獻與小說的界線，那當然是灌注了「希望這些可能性為真」的柔和期待。如果前代後設小說的態度是「什麼都是假的」，今日作者的態度就是「在硬邦邦的真實之外，我們能否許願一個更好的歷史版本」。
——比如說，阿台可不可以有好一點的結局？
就此而言，謝宜安雖然在愛情方面虐人不倦，但在歷史方面卻另有一種脈脈溫情。而《可愛的仇人》與當代其他「反事實的後設小說」最大的差別，正是他帶入了「愛情小說」的類型元素。相較於傳統的後設小說與歷史小說，愛情小說更能以女性視角出發，關照女性的命運波折。因此，《可愛的仇人》不只是重塑了阿台，每一篇小說其實都重塑了在史料中鮮有記載，但聰慧靈巧、有自尊與力量的女性角色：〈白蟻〉讓日本人難辨你我、〈來自蕃地〉在倫敦頂著眾人目光逛百貨公司、〈新婦秘話〉在封建暗影裡自學成才、〈查大人〉有能力使好警察「墮落」、〈月夜愁〉承載慘痛過去卻能頑強面對生活……這每一位女性角色，都是值得載入史冊，刷新男性視角之傳統史觀的人物。歷史上有沒有這樣的人呢？不管有或沒有，我們現有的歷史紀錄顯然都沒有關注他們。但在《可愛的仇人》這本「文獻選集」裡，他們能以凜然正史的姿態，活在各自的篇章裡。
這是謝宜安透過小說許下的終極大願：台灣史上的女性們，能不能有不一樣的身影？不被殖民者掩蓋，也不被反抗殖民者的男人們掩蓋，而是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在生命最重要的關口裡，對意亂情迷、騎白馬來拯救自己的男主角說：不。我們到此為止吧。
能說「不」的主體，才是能挺立的主體。
即便這聲「不」的代價如此之大，要與愛人此後兩別，要墮入慘澹的後半生。但謝宜安還是讓他的女主角們勇毅地說出口了。在歷史上，女性能和男性「虐來虐去」，把局面扳得有來有回，是多麽難得的一件事。難得到必須以「反事實」來顯影。
不過，別看我花那麼多力氣解說謝宜安的形式設計，事實上，在小說品味上，他有著非常「傳統」的一面——他相信小說的本職學能是「講一個曲折且引動讀者情緒的好故事」。種種史料剪裁、元素鋪排，都是在這個前提之下進行的。綜觀《可愛的仇人》，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共通的敘事模式：前三分之一悠然進入故事，暗中埋下線索（比如〈白蟻〉的女主角為何有點「無知」？〈來自蕃地〉的女主角，又為什麼可以靠公學校學來的零星單字，聽懂日本人在說什麼？）；中間三分之一帶入男女主角各自的動機，將衝突推高（比如〈查大人〉裡頭警察心態的轉變、〈新婦秘話〉裡陰陽怪氣的家庭）；後三分之一引爆所有伏筆，釀成無可挽回的遺憾（這無需舉例了吧——正是「虐來虐去」的部分）。
從這個角度來看，《可愛的仇人》雖以台灣史為背景，但實際上是不需要什麼台灣史門檻，也能充分享受的愛情小說。其中我認為最豐富嚴密的，當屬〈來自蕃地〉。從舊社的禁忌到踏上倫敦日英博的「舞台」；從人類學家的私情，到殖民體制的無法顛覆；同是族人，對於「新時代」卻都有各自不同的反應……在不算長的篇幅裡，竟安排了非常高強度的辯證結構，構思十分精奇。我尤其喜歡「逛百貨公司買鞋」一段，在djalan是為自己而買，但連最愛護他的人類學家，都誤以為此舉是「追求文明」，兩造之隔值得玩味。尤其「djalan」的名字意為「道路」，女主角不但如長輩所預言的「走得很遠」，此一意象與「逛百貨公司買鞋」互相呼應，更是餘味深長。
最後，讀者若有餘力，非常推薦讀者對照本書所涉及的典故。當然，不知道這些典故也不影響閱讀，但若能連點成線，想必能有更大的樂趣與啟發。舉其大者，至少就有以下歷史線索：〈白蟻〉顯然以建築名家井手薰為本、〈來自蕃地〉有人類學家森丑之助的身影、〈新婦秘話〉有「義愛公」的蹤跡，更別說全書屢屢提起的「阿台」。而在文學典故方面，〈新婦秘話〉與佐藤春伕的〈女誡扇綺譚〉、〈查大人〉致敬賴和的名篇、〈月夜愁〉與陳千武的〈獵女犯〉，都有可以併讀的對話關係。最核心的，當然是書名《可愛的仇人》了——這一篇名來自日治時期最暢銷的通俗小說，徐坤泉的《可愛的仇人》，原作是一部拍成鄉土劇連播一百集都不會有違和感的愛情倫理（？）悲喜劇。謝宜安挪用了「雖然可愛、但卻像是仇人般無法和解」的結構，在每一篇小說反覆試煉男女主角在性別、族群、殖民體制之間難以逾越的深淵。正因為愛人如此可愛，才反襯了這些社會建制如何森嚴，能讓彼此最終無法不「仇」。
當我們徹底理解謝宜安佈置的所有線索，我們才會清楚看到，這本小說集實際上是問了一個史碧娃克式的命題：「底層的愛人能說話嗎？」《可愛的仇人》就是謝宜安的自問自答：為了那些可能愛人也可能被愛，卻在台灣史上悄然無聲的女性們——他們沒有機會說出來、被記錄下來話，將透過小說家的想像與虛構，發出令人難以忽視的聲音。來吧，讓人們相虐相仇，讓人們因為有所冤仇，因而永遠記住他們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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