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亞細亞的孤兒》這個名號，很多人或許會想起羅大佑在1983年創作的經典名曲。這首歌與電影《異域》搭配之後，更把被國際孤立、被腐敗高官拋棄的孤臣孽子之心，描寫得非常深刻。然而，「亞細亞的孤兒」這麼一個經典的意象，卻不是羅大佑首創，而是啟發自更早的一位作家：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吳濁流。
吳濁流生於1900年，家學淵源，不但受過傳統的私塾教育，也受過新式的師範教育。如此新舊融合的背景，深刻影響了他的創作路線。一方面，他是著名的漢詩詩人，寫得一手好古典詩；另一方面，他也在中年之後，開始嘗試以日文創作現代小說。1920年代起，吳濁流陸續擔任過學校老師、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擔任記者，直到1940年代回到台灣，在這段期間飽嘗日本殖民之下，台灣人所遭遇的歧視與冷暖。這些經歷，促使他創作了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流撰寫《亞細亞的孤兒》時，是1944年，正是二次世界大戰最熾烈、日本殖民體制也因而容不下任何反對言論的時期。吳濁流最初只能私下撰寫，無法發表這篇表達了台灣人被壓迫之心聲的作品。1945年5月，《亞細亞的孤兒》完稿，這部小說是否能夠公開發表還在未定之天。不料三個多月後，美軍在長崎、廣島投下的原子彈逼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人熱烈慶祝「終戰」，吳濁流身上的束縛瞬間解開。因此，同年9月，這部作品的部分篇章終於能夠先行出版。
不過，歷史的曲折超過任何人的設想。一個束縛解開了，另外一波大浪又要打來。如前所說，吳濁流那個世代的台灣作家，是受日治時期教育長大的。因此，他們雖然痛恨日本人的歧視，但仍不得不以日語為主要的創作語言，《亞細亞的孤兒》之原文就是日文。然而，國民政府卻不願意給台灣作家足夠的緩衝期，來台一週年之後，即下令廢止所有刊物的日文版面，全面轉用「國文」（也就是現在我們所使用的華文）。當時的台灣作家是願意逐步學習華文的，不過從任何角度來看，一年的轉換期實在都太過倉促了。許多台灣作家都因此退出創作舞台。吳濁流雖然還持續寫了幾篇諷刺性的短篇小說，但此後在文壇的活動力已大為削弱——古典漢詩已非文壇主流，現代小說又以日文寫就，他最擅長的兩種創作，等於雙雙被時代拋棄。
更糟糕的是，戰後國府的統治一片混亂，最終爆發了慘烈的「二二八事件」。吳濁流後來創作的《無花果》和《台灣連翹》都觸及了二二八事件，也都同樣被查禁。從他的創作經歷裡，我們可以看到那一代台灣作家的執著與悲壯：面對一代一代的統治者，不斷被壓制，但仍努力說出內心話。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亞細亞的孤兒》這本書以及標題的意象，才逐漸成為足以代表台灣人歷史苦難的象徵。一言以蔽之，這本書其實可視為「日治時期，台灣人遭遇的種種壓迫」的一次「展覽」。小說描述「胡太明」這位主角的一生，一方面帶有強烈的傳記色彩，與吳濁流的一生有所呼應；一方面也以他為樣本，讓讀者看到當時台灣人如何既受日本人歧視，也不受中國人信任，終究只能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小說最深刻處理的，正是「孤兒」這個意象。當胡太明以「台灣人」身份走南闖北之後，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孤絕之境：「台灣人」這身份就是原罪。小說裡有一組隱藏的對照設計，非常有意思：當胡太明留學日本時，被告誡要隱藏自己的台灣人身份，以免遭到歧視；而當胡太明到中國遊歷時，最後也因為自己是台灣人，而被懷疑是日本人派來的間諜；最後，胡太明逃回台灣，卻又因為去過中國，被日本人監視與懷疑。也就是說，不管是台、日、中哪一處，只要你是台灣人，你想「做自己」，在那樣的年代裡，本身就會惹禍上身。
更微妙的是，這本小說雖然早在日本殖民結束之前就已完稿，但它描寫的「被日本人與中國人雙重排斥」的命運，卻像是預知了台灣人在下一個時期的命運那般。而「亞細亞的孤兒」這個意象，也彷彿預言了接下來半個多世紀，台灣人在國際之間的孤立處境。小說家沒有時光機，當然不是為了「預知未來」而寫小說的。然而，當小說家深刻寫入了一個社會的本質時，我們往往就會看見，歷史的發展一再呼應他的作品，彷彿一對共鳴的音叉。
因此，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不只是重訪歷史，更是在深探本源：「台灣人」到底是什麼？這個身份，是怎樣如板塊造山運動那樣，痛苦而爆裂地擠壓出來的？在迄今為止的台灣文學史上，這部小說應是最簡練而周全的一份答案了。
・原文刊載於《新竹縣藝文手帖》2024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