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是文明的最終形式嗎——讀駱以軍《明朝》

    一反大多數人對駱以軍小說的晦澀印象，他的新作《明朝》是一部只要掌握其結構，就沒什麼模糊空間的作品。小說由3.5層時空組成：第一層沿用中國科幻小說家劉慈欣《三體》的設定，地球即將毀滅，因此主角群要把「明朝」的文明灌進AI機器人，將之投射到遙遠的星球，代替人類重建一個新的文明。第二層即是灌輸的內容，包含大量的明朝歷史人物、文學藝術。第三層是新星球的後代，從未來的角度思考造物者（=第一層的主角群）為什麼把世界造成這個樣子。最後搖擺的0.5層，是作家描寫當代人物、影射文壇人士的私小說單元，隨機融混依附在上述三層之中，假託古人或未來人的外殼來敘述「駱以軍的所見所思」。

    整體來看，在這3.5層結構中，第三層份量最少，基本上只是補充性質，暫且不論，剩下的2.5層都有難以迴避的硬傷。

    首先是第一層。作為《明朝》的情節基礎，本書的科幻設定照說不能馬虎。然而，駱以軍卻全套照搬了劉慈欣《三體》的世界觀，這是難以想像的「投降」之舉（如果不說是偷懶的話）。科幻小說的樞紐，往往就在「what if」的想像：「如果有了OOO，人類會怎樣？」而當小說家把樞紐外包之後，這部小說還能有多少原創性，已不問可知。更進一步說，《三體》的科幻設定確實令人嘆服，無論是「三體問題」的引用、外星文明與地球文明各自無解而必須對決的命運，乃至於《明朝》中再三引用的「星空」意象，都使得《三體》這部小說的強悍美學凌越了略顯粗糙的文字。但《明朝》之照搬《三體》，反而形成了尷尬的對照：駱以軍的文字功力遠在劉慈欣之上，卻更使我們感受到《明朝》體質的虛弱，其創建世界、描摹文明的想像力，其探索人類心智的深度，是遠在《三體》之下的。「拋擲文明」的想法已太過一廂情願，小說結尾之處，將梵谷的〈星空〉改為仇英的美人圖更是劣著，境界之差何止以道里計。秀了整本的品味，卻在最重要的結尾露出了品味的下限。兩相比較，《三體》是一塊粗鹽炙烤的上好精肉，《明朝》則是以重香料掩飾其腐肉氣息。挪用他人的世界觀已經先輸一半，挪了還無法發揮原始架構的威力，那真不如打掉重建，起碼能讓讀者尊敬作家創新的努力。

    從梵谷到仇英，正可以接著談第二層的問題。依照《明朝》的內部邏輯來說，由於主角要教導AI機器人，所以會像上課一樣大段搬抄明朝的有關文獻（開場第一段甚至是維基百科）。這個師徒口授的設定，以科幻角度來看是不合理的——如果AI機器人可以憑著朗讀來重建細節，那直接把圖文資料電子化不是更快？這種無視敘事結構是否平衡，大段噴灑文獻、品評的寫法，令人想到張大春前幾年枯索無味的《大唐李白》。雖然《明朝》（再一次）文字較佳，但字裡行間散發出來的外省心態、孤臣孽子之心、憤慨於中國性之失去王座，幾乎可以讀作同一症候群。我不諱言自己是本土派，但我無意以族群認同定優劣，只是困惑：不管作家如何寶愛那些繪畫、石頭、著作，在化用這些材料時，也不應完全失去作家自己的主體性。作家的意見、觀點、張力與頡抗何在？《明朝》從敘事者到角色群，所有人談及明代人事，立刻就會啟動嘴開開的感恩讚嘆模式，小說的任務難道只剩下歌頌帝國？這在思想上與技藝上都是巨大的倒退。

    也因此，幾乎每一篇書評和訪談，都會有人問起「為什麼是明朝」。在我看來，那些問題並不只是在問「明朝」本身（為何不是漢唐、不是夏商周），而是在問「為什麼是『這樣的』明朝」？駱以軍在書內書外的回答一致，曰：「怪」與「變態」。但真的嗎？明朝真的特別變態、特別怪嗎？《明朝》所謂的「怪」與「變態」，基本上就是抽換了詞面的色情、暴力以及某種纖細的藝術感，在現代主義和好萊塢洗禮之後的讀者看來，並不足以服人。「王恭廠爆炸案」在明代是奇案，在當代只是Netflix的日常；《金瓶梅》放到今天，強處也不在活色生香。於是，弔詭的是，《明朝》真正「怪」與「變態」之處，並不在駱以軍敘述的對象，而是在駱以軍的大驚小怪、縱筆誇飾。就像第十三章的《本草綱目》列表，那些段落毫無具體畫面，敘事者僅僅是在把玩那些藥的名字，而非藥本身，讀者根本不知道這是在讚嘆什麼。當文字取代了本應指涉的本體，這樣的文字究竟該說是成功還是失敗？

    這就會牽涉到最後0.5層的現實影射。唯有抓穩了「怪」與「變態」兩軸，那些意淫當代女作家的橋段才會勉強有詮釋的可能。但如果跨度能夠拉到當代，甚至擦邊球掃到了台灣歷史（二二八、民進黨）、掃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封殺的遊戲《還願》、以及猶如長輩圖品味的馬桶段落），我這樣的讀者就不禁要問：這時候，你就看不見其「怪」與「變態」了嗎？二二八的鐵絲穿掌能不能跟明朝的酷刑一拼？一句模糊的符咒就舉國受創，這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怪」不「怪」？而我們的作家在忙什麼呢？忙著用兩段情節，為中美貿易戰的中國人訴苦：西方人怎麼可以指責中國人剽竊技術、一帶一路、間諜活動、收買分化？

    難道，《明朝》只是打著「怪」與「變態」的旗號來掩藏敘事者真正的慾望，好將之（透過現代主義機制）美學化？

    由此觀之，第二章的敘事者透過錢謙益提出了「投降哲學」，或許比「怪」與「變態」更能解釋這本書的內在邏輯。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提倡投降，而是在文學上、在創作上、在面對過往的藝術傳統時，全面性的投降。然而，這種投降並沒有書中所言的那麼罕見，我們早就很熟悉了，不是嗎？它不過就是一種改頭換面的保守主義與傳統主義。說是「明朝」，眷戀的其實一直都是「昨日」。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9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