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識流露的「邊疆文學論」
一九八一年一月，詹宏志於《書評書目》雜誌上發表了〈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不期然引爆了一場論戰。綜觀全篇，此文確實如副題所說，主要是在比較兩篇一九八O年的「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並且從而延伸出他的小說觀點。但此文之所以引爆論戰，卻不在具體分析小說文本之處，而在文章開頭的一段感嘆：
有時候我很憂心，杞憂著我們卅年來的文學努力會不會成為一種徒然的浪費？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提及那幾個名字？
小說家東年曾經對我說：「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
邊疆文學。這一辭深深撼動了我，那意味著遠離了中國的中心，遠離了中國人的問題與情感，充滿異國情調，只提供浪漫夢幻與遐思的材料......
在這短短三段中提及的「邊疆文學」一詞，雖然未在後續篇幅深化論述，卻強烈刺激了本土派文學陣營，而引出了一批討論。詹宏志將台灣文學形容為「邊疆文學」，並且推想未來三百年後，「台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之上恐怕只有邊緣的戲份，固然有其長遠的哀傷；但對於彼時正在崛起的、力圖使「台灣文學」掙脫「中國文學」框架，在文學上「獨立」的本土派文學陣營來說，這種悲觀卻是大可不必。為什麼一定要依附中國文學，而不能創建自己的台灣文學系統呢？於是，葉石濤、李喬、宋澤萊、高天生等作家陸續回應此論，深化了「台灣文學」這一詞的定位與意涵，特別是重中之重的問題意識：「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是何關係？」
有趣的是，從〈兩種文學心靈〉的文章結構來看，詹宏志並沒有提出一套「邊疆文學論」的意圖。他毋寧是將「台灣是中國的邊疆，故台灣文學是中國的邊疆文學」這一思路，當作是一套不需挑戰的前提。這套前提，戰後的大中國主調之下，本來是非常「穩固」的。但在詹宏志發表此文時，情勢卻正要開始不同了。
「鄉土文學論戰」的餘波
「邊疆文學論戰」是上承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的一場論戰。簡化地說，「鄉土文學論戰」本來是親官方立場的作家，對一九七O年代逐漸大放異彩的「鄉土派」作家的圍剿。親官方立場的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其理念上的共通點是排斥描寫「此時此地的現實」；而「鄉土派」則希望透過文學作品反映台灣的社會現實，自然與官方有隔，也引起官方忌憚。
「鄉土文學論戰」最終在官方主動喊停的狀況下結束。論戰看似沒輸沒贏，但從後續的表現來看，「鄉土派」的勢頭越來越猛，而官方文藝政策幾乎失去影響力，可以說是由鄉土文學一方實質獲勝了。
弔詭的是，勝利帶來的卻是分裂。「鄉土文學」強調描寫「台灣的社會現實」，問題是，要怎麼定位「台灣」呢？是把台灣當成「中國的一部分」來理解，還是把台灣當成「台灣自有特殊性」的共同體來理解呢？這就使得「統獨爭議」浮上檯面了。同樣被視「鄉土文學」，陳映真、尉天驄等人傾向於「統派」；而葉石濤、鍾肇政等人則傾向於「獨派」。本來同床異夢，不說破也就算了；但「鄉土文學論戰」卻使得雙方亮出了真身，再也無法維持表面的和平。
因此，當詹宏志的「邊疆文學」感慨雖無意討戰，但統獨雙方卻早已埋下了火藥，只待一條導火線了。
「固然，但是......」的論述策略
率先回應詹宏志的，是一九八一年五月號《台灣文藝》雜誌上的高天生。高天生的〈歷史悲運的頑抗——隨想台灣文學的前途及展望〉先快速總結了一九五O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的發展，並認為「寫實」將是文學的趨勢，鼓勵作家要更認真面對社會現實。在這個前提下，高天生展開了「強調台灣文學特殊性」的論述：
基本上，我們確認「台灣文學乃中國文學的支流」這觀點，為一不可更易的歷史事實；但是，同我們也認為不能因此將其當做中國文學的亞流，而是應該面對其獨特的歷史性格、文學特色等，將之視為一獨立的文學史對象來加以處理，就如我們獨立處理台灣史一樣。因之，一個創作者無端地自比為旁支的庶子，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自我菲薄；而一個批評者，將現代作品置放於整個中國文學史去定位，無端惹來悲觀、沮喪的情緒，則是一種迷失歷史方向後的錯亂。我們認為當代的作品，唯有放置在台灣文學史裡去評估，才能貼切地凸顯出其意義。
高天生在這篇文章裡，採取了兩種有趣的論述策略。一是「固然，但是......」，他會先重申官方說法，然而卻將懸殊數倍的篇幅，放置在「但是」之後的台灣特殊性論述。這顯然是一種政治避險手段，表面上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上卻不斷告訴讀者相反的論點。在這一段最後，高天生甚至明白提出了「台灣文學史」這個範疇——以當時的政治環境來說，這已堪稱「文學台獨」了。
另一個有趣之處是，每當高一生要證明論點時，他都會刻意引用統派的鄉土作家陳映真為例。此文至少有六段引述陳映真，一段引述陳映真參與的《文季》。如果不明究理的讀者，或許還會誤以為陳映真支持高天生的獨派-台灣文學論述呢。但實情剛好相反，陳映真恰恰是最致力於反駁獨派-台灣文學論述的作家之一。高天生借力使力，等於是用統派的論述來回應統派：如果你也說現實是重要的，那為何不承認台灣現實的特殊性？〈歷史悲運的頑抗〉看似是正襟危坐的文學評論，但卻頗富一種「頑皮」的文學性。
主流文壇所忽視的「前衛」伏流
五月稍晚，葉石濤也於《中國論壇》雜誌發表了〈論台灣文學應走的方向〉。葉石濤也和高天生一樣，用了「固然，但是......」的修辭。葉石濤先肯定了「擁有六十幾年歷史的台灣文學一直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是「來自祖國大陸的承傳」，但接下來卻強調，台灣文學還有「西方與日本思潮的激盪」與「鄉土文化的特殊影響」。
葉石濤沒有高天生那麼「頑皮」，但論述立場卻是一致的：不可否認，台灣文學確實受到中國文學影響，但「不只」有中國文學的影響。葉石濤將「來自祖國大陸的承傳」、「西方與日本思潮的激盪」、「鄉土文化的特殊影響」三者並列，就是將「中國因素」列為台灣文學的三分之一。其「鄉土文化的特殊影響」與高天生的「寫實」意涵近似，而「西方與日本思潮的激盪」，則是葉石濤親身經歷日治時期，承接當時文學傳統的經驗之談，又比高天生的論述多開一路。
其中最有趣的，是葉石濤對「現代主義」的理解。高天生將現代主義視為一個一九六Ｏ年代興起，此刻已經退燒的階段。但葉石濤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圖像：
當光復來臨，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時候，我覺得非常詫異；因為他們所標榜的前衛文學，從喬伊斯到卡夫卡、從紀德到卡繆、沙特，達達、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實存主義以至於紀涅等人的反小說，並不是嶄新的文學主張。在日據時代的末期直到光復初期，台灣年輕一代的日文作家已經對於此種前衛文學潮流有所認識，並且經過一番沈思默考，有摒棄與採納的掙扎。我們在鄉土文學之父鍾理和先生的某些作品片段或鍾肇政的初期短篇小說裡可以看到前衛文學寫作技巧精華的鄉土化。
在此，葉石濤含蓄地反駁了主流文壇的見解：現代主義才不是一九六O年代的青年作家引進的，在日治時代早就有過一波，而且「經過一番沈思默考，有摒棄與採納的掙扎」。這同時也賦予「鄉土文學」 新的理解框架：你以為那些寫實作品不前衛嗎？錯了，他們早就消化前衛思潮，將之融入作品了。而這一激盪融會，又毫無疑問是在台灣發生、在台灣演變的台灣文學發展脈絡——這與中國文學毫不相干。
相較之下，在一九八一年七月號《台灣文藝》上發表〈文學十日談〉的宋澤萊，雖以許多激昂話語來批評詹宏志的「邊疆文學論」，但在論述上反而陷入了「以政治決定文學」的窠臼之中，並無太多新意。葉石濤的〈論台灣文學應走的方向〉論述雖然委婉曲折，但卻已有回應論敵可能之批評的先手。
「邊疆」的意涵
「邊疆文學論戰」並不算規模特別大的論戰，但它卻對文壇形勢有微妙的影響。論戰期間及其後，文壇中瀰漫著「文學界南北分派」的傳言。傳言認為，「南方」以《台灣文藝》、《文學界》為陣地，是為獨派；「北方」以《文季》、《夏潮論壇》為陣地，是為統派。從地理上來看，與其說這是「南vs北」，不如說是「台北vs台北以外」，這也確實與接下來數十年的某種政治印象相符。
「邊疆文學論戰」承接了「鄉土文學論戰」沒有講完的統獨議題，但它自身也沒有完結這個問題。在文壇論戰一輪過後，這個問題將在一九八三年擴大為「台灣意識論戰」——這時候，參戰者就不只是文壇內部了。而獨派作家陣營努力論證的「台灣意識」，也將成為重要的政治概念。整個一九八O年代，就在這種鬆動、躁動的氣氛裡，爭辯起過往不能言的話題。
詹宏志的「邊疆文學論」，也在台灣文學進入學院、有了自己的學術建置和文學史成果之後，漸漸被人遺忘。但或許，他當時之使用「邊疆文學」一詞，還是有某種意外的精準的。但不是適用在「中國vs台灣」，而是「台灣vs台灣」：如果「台北」是中心，那「台北以外」自然也是一種邊疆了。這場論戰，正是「邊疆」的強兵悍將，開始挑戰「中心」權威的一場戰役。本來穩固的文學位階即將崩塌，新的時代就要來了。
（刊載於《不服來戰：憤青作家百年筆戰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