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群島有事》的起點，在二O一八年的一次馬祖之旅。
我和謝宜安的旅行，一定會走訪大小廟宇。我不太懂建築、宗教，但我喜歡讀楹聯、碑記，從內容到風格，乃至於執筆或落款的名字，往往都有可玩味的歷史線索。其中，我們每見必嘲笑的，是某種錯亂的紀年方式——台灣的各種碑文或文案裡，常有「民國前十六年」到「民國三十四年」之間的年份紀錄，這往往都是國民黨來台之後才「偽造」或「覆蓋」上去的。因為這段時間，是西元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日治時代，那時候不可能採用民國紀年。所以，什麼「民國二十二年立」或「民國前三年創立……」之類的詞句，正是國民黨抹殺台灣歷史的慣技，以及證據。
我們在馬祖遊玩的幾天，就看到不少「民國十幾年」或「民國二十幾年」的字樣。
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馬祖的政治氛圍使然——即使我不太懂馬祖歷史，也刻板地知道這裡「很藍」。所以，沒有那麼「本土化」，常有紀年被塗改，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連續看了幾天，竟然每一處都「寫錯」，我也不禁狐疑起來。國民黨雖然有抹殺記憶的傾向，但做事並不細膩，不太可能「抹得那麼乾淨」，總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我們在馬祖幾天，竟然完全沒看到日治時期的痕跡，「乾淨」得異乎尋常。
熟知馬祖歷史的讀者，應該發現了。我犯下了非常基礎的錯誤。
——馬祖根本沒有「日治時期」。
（不只馬祖沒有，金門也沒有。）
所以，那些放在台灣萬分愚蠢的民國紀年，在馬祖和金門，竟是完全正確、尊重歷史的。
習慣看到日治痕跡的我，才是那個搞不清楚歷史的人。
這一醒悟，讓我五味雜陳。在台灣，本土文化與歷史是前人爭取百年，好不容易才在近年有點成果，能夠進入教育、媒體與創作的主流視野。即使在我落筆此時的2025年，我們還得繼續跟視本土文化如寇讎，以「要飯」一詞羞辱所有文化人的國民黨立委對抗。然而，我們勉力爭取與守護的「本土」果實，移置到馬祖（以及金門）的脈絡裡，就會變得頗為荒謬了——對當地人來說，國立編譯館的「認識台灣」系列課本，顯然與「本土文化」沒什麼關係。
「本土」一詞本就沒有固定的內容，是隨時空位置而改變的。我理論上知道，但直到去了馬祖，我才深切認知到這件事。
而我也因此，對於馬祖的「偏藍」印象，有了新一層面的領悟。在台灣，日治時期是本土意識的源頭。因為在這段期間，「被祖國拋棄」、「與祖國分離發展」以及現代化程度超過中國各省等因素，使得台灣開始與中國分道揚鑣，「台灣人認同」也由此形成——我講得非常粗略，更縝密的版本請見吳叡人教授的《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一書。這是長久以來，本土文化論的基本框架。如果這個說法大體正確，那反過來說，沒有日治時期經驗的馬祖與金門，始終對台灣的本土化浪潮無感、甚至覺得格格不入，那也是非常合理的。畢竟，在他們的歷史經驗裡，「中國人認同」是從未中斷的。台灣之「本土」，對他們來說，才更像是「外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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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再去金門，又是別樣的風景。
金門也沒有日治時期。但是，金門經歷了明代、宋代，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謝宜安這次更換了目標：他要看貞節牌坊。因為他的碩士論文，就處理到不少明清之際「節烈」的故事。金門有許多比台灣更加古老的牌坊，包括著名的「三大牌坊」：邱良功母節孝坊、一門三節坊和欽旌節孝坊。我欣然從之，因為牌坊上面同樣有楹聯可以看。結果，才到第一站「欽旌節孝坊」，我就大受震撼。
整座牌坊有四對楹聯。其中就有三對，是由進士執筆的。
進士耶。如果在台灣，鄉里之間要是出了一位，祖厝都會變成「進士第」，津津樂道上百年的等級。（……不要說是進士了，就算是舉人都矜貴得不得了）但在金門，一座附近沒什麼人煙的牌坊上，就可以隨便遇到三位。
再一細看，三位執筆的進士裡，竟然還有一位，是連我這樣只對台灣古典文學略知皮毛的人都認識的大名字：蔡廷蘭，人稱「開澎進士」，是澎湖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進士。原來他的祖籍就在金門。他雖然住在澎湖，但顯然與金門還有不少人際連帶，才會被請來「站台」吧。在我和謝宜安聊到「開澎進士」這個稱號，並且順藤摸瓜地點開「開台進士」鄭用錫的頁面給他看時，我們赫然發現：鄭用錫，台灣第一位進士，祖籍也是金門！
這一查，打開了新世界。自有紀錄以來，金門出了44位進士，參將以上的武將50人，是一個在體制內非常成功的島嶼。金門人也對此頗有自覺。金城鎮上的「浯江書院」，是科舉時代的官辦最高學府。現今，在這座古蹟的講堂裡，左右兩側的牆壁掛滿了寫有人名的木片。右側牆上，就是金門歷來進士與參將的名錄；左側牆上，則都是金門出身，拿到博士學位的名單。
如此重視「功名」，真是十分純正的漢人風味。
（做個比較：台灣歷來的進士總共33人——而且還算上了金門出身的鄭用錫。）
金門的朋友提到這些，驕傲之情溢於言表。他還補了一句：
「真要說起來，金門是全世界唯一，漢文化沒有中斷過的地方。」
台灣有日治時期，中國有共產黨和它帶來的文化大革命。而金門，這個又邊陲又上進的島嶼，反而成了封存一切的時光琥珀。雖然伴隨而來的，還有另一位朋友的諄諄告誡：如果交了金門的伴侶，結婚前要三思，這裡的家族傳統非常強大，不是台灣青年人可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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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得越多，我就越想寫《群島有事》，卻也越為難、越擔憂。
作為一名旗幟鮮明的本土派作家，我長年投注心力，研究被國民黨封藏掩埋的台灣文化。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台灣」早已是所有思考的出發點，不只是社會關懷的核心，也是一整套嶄新品味（相對於國民黨扭曲版本的「中華文化」品味）的核心。我也在多處提及，我們這個世代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重新連結日治時期以降的台灣文學傳統，有意識地援引、對話或批判台灣前輩作家，而不再如同戒嚴時期的某些作家，總是無視本地脈絡、全心投入西方或中國的傳統。
我自己也這樣寫。在我的文字裡，總是隱然有日治以降的歷史回聲。
我認為這套想法，是「回到了文學史的正軌」，若非國民黨橫加斬斷，台灣本該如此。每個國家的文學人，都會回應自身的文學傳統。所以，台灣作家回應台灣文學傳統，有什麼問題嗎？
然而一旦考慮起馬祖、金門的案例，一切又都不是那麼確定了。
另一方面，在近年台海局勢險峻，戰爭風險節節升高的當下，我又認為台灣人更迫切需要思考馬祖、金門的問題。在三年前的《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裡，我以「假想未來」的方式，寫了台海戰爭主題的小說。當時雖然也稍微提及馬祖，但還是以台灣為主要視角。小說出版後，我繼續發展同一主題，還陸續寫了一些短篇。然而，我越寫越放不下馬祖和金門，越發覺得我該換一個角度，把重心放到「政治上與台灣綁定、地理和文化上卻在海峽另一邊」的島群們……。
對我這個立場的人來說，它們實在太耐人尋味，也太棘手了——簡直就像是文學本身。本土派的我，不可能同意馬祖、金門主流的政治立場；但同一時間，我也確實覺得他們的政治選擇其來有自，並不是全然不合理。情感上，我希望能持守現有的共同體邊界，在台海的危局裡，找到一起抵抗中國侵略的可能；但在現實上，現有的軍事科技與兩岸的武裝實力，又讓我們必須承認，如果中國侵略馬祖與金門，說台灣政府「鞭長莫及」恐怕都太含蓄了些。更別說，雖然台灣人常常合稱「金馬」，但它們彼此的差異甚大：歷史悠久並以此自豪的金門，有長期被忽視、成為邊陲的相對剝奪感；而原本根本不屬一體的「四鄉五島」，則是被中華民國強制扭成一束，才形成「連江縣」這組虛幻的地理空間……。
《群島有事》便是我思考這一切糾結的嘗試。在寫作的過程裡，我越來越有一種荒謬的無奈感：其實，在台灣與中國互相對抗的格局下（或者要說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抗格局也行），馬祖與金門完全是無辜遭受波及的。先是中華民國 / 台灣需要一個前哨站，來製造守衛台海的戰略縱深，所以才把它們綁進了台澎金馬體系，並沒有問過島上居民的意見；而在軍事科技進步、政治局勢變化之後，金馬的戰略地位下降、中國統戰力度加強、台灣本土化運動興起，種種推力拉力，又使它們感到被排擠於台澎金馬體系的遠端。
如果想過這些，就沒辦法像我許多本土派的友人一般，天真地發問：「為什麼馬祖 / 金門這麼親中？」
完全可以一句話講完：是我們自己把人家拉進來，又把人家擠到旁邊去的。
然而《群島有事》，仍然是以我非常天真的一種想望為核心。有沒有可能，我們能重新塑造一個「群島」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裡，我們可以從「台灣本土文化」，變成複數的「群島本土文化」？進而，從「台灣認同」，變成複數的「群島認同」？如果有這樣想望的人，面對最嚴酷的台海戰爭局面，會遭遇到那些困難？
這便是我在幾次重寫初稿的過程裡，慢慢確定下來的核心。
而我是抱著擔憂的心情，把這本書寫完的。不是擔憂寫得好不好——這點應當交給讀者裁決，我所能做的只有全力以赴。我擔憂的是，作為一個台灣人，即使我非常喜愛群島的多元文化，也稍微做過一點研究，但我真的夠格寫這個題目嗎？即使小說有虛構的特權，但像我這樣虛構了《群島有事》那樣一種立場的夫妻，會不會是一種僭越？如果有馬祖人或金門人對我的小說皺眉，嗤笑「才不會有人這樣想」，那我是沒有什麼立場反駁的。
然而，我還是決定這麼寫了。確實，我沒有資格代言馬祖人和金門人。但是，有另一種憂心，是大過於上述擔憂的：那就是，台灣人實在太少關注馬祖、金門的議題了。在台灣熱切討論民防韌性、國防政策、國際局勢，為了漢光演習的進步而感到鼓舞時，很少有人思考過，在台灣海峽的另一邊，正有兩組情勢非常危急，我們別說不知道該如何保護、甚至都不確定該如何溝通同理的島嶼。因此，就如同我寫《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是為了與讀者一同思考迫在眼前的台海戰爭議題；我寫《群島有事》，也是希望讀者，主要是台灣人讀者，可以有一個稍微靠近、稍微理解馬祖與金門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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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我或許該稍微交代一下《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和《群島有事》之間的關係。
如果順利的話，這兩本書應該會是我的「台海戰爭三部曲」前兩部。《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假想2040年代，台海發生全面戰爭；《群島有事》則假想2030年代，中國以「切香腸」戰術奪佔外島。這兩部小說，在情節、角色與世界觀上並無直接聯繫，可以視作兩種不同的「想定」或「思想實驗」，均為獨立作品。雖然第三部連八字都還沒有一撇，不過應該也會是另一種想定、另一種思想實驗。如此，這個系列就能探索同一議題的多種可能性。
《群島有事》本體由一部中篇和一部短篇組成。〈群島有事〉此一中篇，便是讀者接下來會看到的，由〈第一部：水尾〉和〈第二部：風頭〉所組成的連貫故事，主要角色和場景，都設定在金門與馬祖。比較需要說明的，是「外一篇」的〈水牛的影跡〉——這篇小說毫無金門、馬祖的線索，放在這本書裡，或許令人疑惑。然而，正如〈群島有事〉裡面反覆致意的，「某島的事情，應當要有另一島的人參與其中。」既然本書的核心是「群島」的共同體故事，那自然可以有金門、馬祖，也可以有台灣。
甚至，我認為必須有台灣，且必須是以「外一篇」的、「並非主軸」的形式，出現在本書。在我的小說裡，台灣已經擔當很久的主角了。直接將台灣拿掉，又彷彿在欺瞞我的視野與位置。所以，將台灣置於「外一篇」的配角、附錄地位，或許正是在《群島有事》裡，我可以稍稍做到的平衡。
最後，說回馬祖吧。這組在我多次前往之後，越來越讓我迷戀的島嶼——也正是這種迷戀，讓我不願去「想定」一種輕易放棄它們的戰爭局面吧。人在台灣的時候，我常常說自己是「一半本省人，一半外省人」。其實，當我踏上馬祖時，我仍是「一半本省人，一半外省人」，只是剛好對調位置——因為我的父親是來台很多代的福佬人，而我的母親是1940年代來台的福州人後裔。
馬祖，正是福州文化圈的一部分。即使我已經一句福州話都聽不懂了，但我還是能從馬祖話的某些腔調裡，想起我外婆說話的聲音。我自小吃慣、在長大之後越來越少見到的許多菜色，在馬祖仍然是日常的一部分。這點我就不再贅述了，讀者應該能從小說裡輕易察覺，我對某些馬祖吃食的熱情。
除此之外，我與馬祖人還有另一重緣分：我住在桃園、八德一帶。也是稍做功課之後，我才赫然發現，原來桃園正是馬祖人移居台灣時，落腳最多的地方。我們家附近的工業區，正是1960年代之後，大量馬祖人來台工作的第一站。離我們家最近的菜市場裡，好幾家有名的蔥油餅，原來也都是馬祖移民開的。在二O二五年，我邀請父母親一同去馬祖遊玩，我順帶在那裡補完最後一點田野調查。一路上，福州人母親彷彿也回到他年輕的時候，一一點評那些我完全沒有印象的菜餚，信手捻來都是我從未聽過的，外公外婆的故事。然後他不經意提了一句：你知道嗎？桃園老家對面的那戶鄰居，就是馬祖人呀。
哇，馬祖人真是無處不在，我怎麼都不知道呢？
對呀，我們一直都不知道，一直都沒有好好問過、聽過、想過。
那就只好努力寫了。這是我即使擔憂，仍然還可以致力之事。遂有了《群島有事》——希望我的虛構不致於錯解了人心。
最後的最後，要和東莒的饅頭小朋友說聲謝謝，和對不起。謝謝你陪我們到處找餐廳，也很對不起，在你問「你們的工作是什麼，為什麼不請假留下來」以及「下次你們什麼時候會來」的之時，無法給你確切的答案。如果，如果——你在多年以後，如果能讀到這本書，不知道會不會比較能夠理解，我一時語塞背後的思緒糾結呢？
你告訴我的直升機，我有偷偷寫進小說裡喔。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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