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葉石濤的文學歷程，我們大致可以分成四個時期：日治時期、戰後初期、戒嚴時代與解嚴前後。我並非故意要將葉石濤的寫作人生，強行連結到台灣史的斷點上，而是他的寫作生涯真的就與台灣的局面變化符合若節，風格也有顯著不同。透過這一簡單的框架，我們便可看出葉石濤在不同時期的代表作，以及文學事業的重心變化。
第一個時期是日治時期。嚴格說起來，是1940年代的日治末期。此時台灣已籠罩於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之下，文壇也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被切分為「擁護國策、支持戰爭」的親殖民政府陣營，以及「消極應對、風格本土」的台灣作家陣營。前者的領袖是西川滿，主編《文藝台灣》雜誌；後者的領袖是張文環，主編《台灣文學》雜誌。
這時候的葉石濤十七歲，即將從中學裡畢業。從小學開始，他就是一名愛好文藝、家境相對優渥的小少爺。他先將自己的小說投稿到《台灣文學》，結果未獲青睞；接著，他又轉投稿到《文藝台灣》，終於在1943年，以〈林君寄來的信〉登上雜誌，正式踏入文壇。雖然也有被退稿的經驗，但是葉石濤以不滿二十歲的年齡，就登上了台灣兩大文學雜誌之一的《文藝台灣》，已堪稱早熟的天才少年了。
不過，葉石濤最先登上的是《文藝台灣》而非《台灣文學》，也側面說明了他此時的風格。在這「紅顏少年」時期，葉石濤喜歡寫非現實的、浪漫的、充滿異文化（古老的漢文化，對當時的他來說也是一種異文化）的主題。此一階段的代表作，正是〈林君寄來的信〉和〈春怨〉。於今來看，確實描寫細膩，是超齡之作。但反過來說，迷戀「詩與遠方」，也非常符合年輕人的氣質，會與張文環這一路背負土地理想的台灣作家不合，是很可以理解的。
隨著日本戰敗之期的迫近，葉石濤也慢慢淡出了以西川滿為首的作家團體。於是進到了他寫作生涯的第二階段：戰後初期。在文學史上，我們通常會把1945年到1949年稱為「戰後初期」，以有別於1949年以後的「戒嚴時代」。這段混亂、動盪且經歷了二二八事件時期，開始衝擊葉石濤浪漫的寫作風格。葉石濤在此時努力學習中文，閱讀、抄寫各種讀物；但另一方面，他最熟習的文學語言還是日文，因此多少需要依靠報刊提供的翻譯協助，才能好好發表作品。
在這段期間，還真有一個副刊提供了翻譯服務，那便是歌雷主編的《橋》副刊。在這個刊物上，葉石濤與楊逵、林曙光等日治時期作家發表文章，努力向外省作家解釋：我們日治時期已有一定水準的文學累積，並非你們認為的不毛之地。這也就引爆了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次因省籍問題而產生的論戰：「《橋》副刊論戰」。但無論如何，葉石濤畢竟還年輕，還有學習中文的可能性，能夠持續在文壇活動。
葉石濤在這段時期的代表作，要屬〈三月的媽祖〉這篇小說了。這是台灣文學史上，最早描寫二二八事件的作品之一。並且，小說不是發表於解嚴後，而是在戒嚴前的1949年。〈三月的媽祖〉雖然還看得到一點點浪漫氣息（女子搭救素昧平生的男子），並且動用了他的恩師西川滿熱愛的媽祖意象，不過，從選材到筆法，政治與社會的關懷已經十分顯著。如果繼續發展下去，這顯然會是葉石濤創作路線的轉折點。
然而，白色恐怖的鐵鍘，終究還是落下了。1951年，葉石濤因「知匪不報」入獄三年。為什麼他會突然「知匪不報」呢？原來是戰後初期，他為了學中文寫作，去向書店買報刊，這家書店裡就有左派地下黨人。雖然葉石濤並未參加他們的活動，所讀的書，在「當時」也還不是禁書，但戒嚴時期本來就沒有合乎人權的法治可言，他仍然因此身陷囹圄。
因此，葉石濤的第三個寫作時期，要從1965年算起——且慢，剛剛不是說從1951年開始，關了三年嗎？怎麼一下子跳過了十多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葉石濤出獄之後，掛著一個「政治犯」的身份，只能以工友與流浪教師的身份討生活，十幾年來都沒能重回文壇。本來家境不錯的小少爺，在戰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瞬間家道中落；再加上一輪入獄出獄，連好好生活都成了問題，更遑論寫作。
就在1965年，葉石濤不經意在舊書攤發現一本叫做《台灣文藝》的雜誌——不知道他看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會不會想起西川滿和張文環那兩本名字很像的雜誌？這本雜誌由吳濁流發行，鍾肇政協助編輯，是戰後第一個以台灣本土作家為主力的刊物。葉石濤十分驚訝：原來，就在他黯然離開文壇的這十幾年，有這麼多台灣本土的老將新秀集結起來了？由此，他投稿到《台灣文藝》，也因此結識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學夥伴鍾肇政，文壇知名的「南葉北鍾」於焉成形。
這是葉石濤的第三個寫作時期。坐過牢、吃過苦的葉石濤，重返文壇之後，身上的浪漫氣息自然被大幅洗去了。不過，也不能說完全「不浪漫」了。這段時期的代表作是《葫蘆巷春夢》——你看，還是有「春夢」。只不過，從「春怨」到「春夢」，不只是從純情少爺變成情慾湧動的成年男性，重要的還有春夢的背景「葫蘆巷」。葉石濤搭建了一個陰暗、潮濕、窮困的場景，在他的小說世界裡，人類的慾望既壓抑又流溢，家門以外的愁苦，常常也會滲透到臥房裡面來。相較於第一時期的浪漫幻想、第二時期的理想反挫，第三時期的葉石濤似乎掌握了一種更「卑微」因而也更「現代」的文學感，人在這種環境裡是沒有自由的，但也沒有被毀滅，而這就是人為什麼會被扭曲。
除了小說，這一時期的葉石濤也在文學評論方面有深厚的貢獻。甚至可以說，他這段時期的評論之多之強，可能還超過了小說創作。他的文學評論分成三個方面：
第一、介紹世界文壇作品——不只是美國、日本、西歐等「主流國家」，甚至擴及非洲、中東與東南亞。在戒嚴資訊閉塞的環境下，他利用自己的日文能力，將日本文學界的訊息輸入台灣，因而有了非常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
第二、譯介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在戰後國民黨主導的文化政策下，賴和以降的作家都被忽視或壓抑。葉石濤作為「少數見證過那個時代的文壇」的人（畢竟他出道非常早；與他同齡的鍾肇政，就完全沒有進入過「那個文壇」），深感自己有義務護持這條傳統，因此以大量的評論介紹前人，甚至包含了日治時期退過他稿件的張文環陣營。
第三、評論當代本省籍作家的新作。在戒嚴時期，這些作家的能見度很低，很難得到太多討論。相較於以外省作家為主的文壇，葉石濤更理解這些作家的創作脈絡，也能以其視野幫助作家認知到自己的強項與弱項。
三項合起來看，你會發現他基本上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那是台灣文學還沒有自己的研究所的年代，他自己一人就是一間台文所。也正是這段時期的累積，讓他能夠在解嚴前後，寫出他最重要著作之一的《台灣文學史綱》。
於是，我們來到葉石濤的第四個寫作時期：解嚴前後。之所以不用「解嚴」當作分界點，是因為早在解嚴前幾年，台灣就因為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而稍微撞開了一點點空間。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一直被視為禁忌的「台灣文學史」書寫，會成為葉石濤與他的文學夥伴念茲在茲的目標。在傳統的學術領域裡，「OO文學史」的前綴詞往往會填入「國家名」，比如日本文學史、英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因此，葉石濤致力為之的「台灣文學史」，時則帶有「台灣作為一個國家，過去有怎樣的文學累積」之意涵，也就無法見容於戒嚴時期。
但在解嚴前後，社會氛圍稍微鬆動的背景下，葉石濤率先推出了《台灣文學史綱》。這本書出版於1987年初，還比正式解嚴早幾個月。這本書既總成了葉石濤過去數十年的努力，也為未來數十年的台灣文學研究奠下基礎，影響力頗為巨大。
而在解嚴之後，葉石濤的創作更加海闊天空。這段時期的小說，以《台灣男子簡阿淘》和《西拉雅末裔潘銀花》為代表。前者是葉石濤半自傳性的小說（「阿淘」與「阿濤」是諧音梗……），處理他的白色恐怖經驗，以及他在獄中對政治犯的貼身觀察，許多觀點頗為超前時代。後者則是以一名西拉雅族女主角，表面上是情慾小說（你看解嚴之後，葉石濤心情放得多開），實際上也帶有母性的土地隱喻，潘銀花最終的「多元成家」，從族群政治與性別政治的角度看來，都頗有思考空間。
但再一次，我們會看見貫穿葉石濤創作的兩大主軸，同樣在解嚴後的空氣裡解放出來了。一是由浪漫而情慾的路線，一是由暴政而回歸現實的批判路線。一路回顧起來，脈絡是清晰的，也是無奈的。不知是幸或不幸，我們終能見證一名無憂無慮的小少爺，長成了既能處理複雜現實議題，也不丟失自己的情調與幽默感的成熟作家。現實給予葉石濤的苦難，他終究是連本帶利的，通通化為自己的文學成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