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文學圈，如果不是對台灣文學史有所涉獵者，也不見得聽過「廖清秀」這個名字，讀過他第一部長篇小說《恩仇血淚記》的人，就更少了。這部小說冷門到什麼地步呢？我剛好有個小故事可以說明。幾年前，我因為備課需要參考，發現這本書不但絕版、二手市場很難買，整個台北市，也只有兩家圖書館有藏，其中一家是國家圖書館。我到國圖借閱，一拿到書，竟然是1957年，廖清秀自費印行的原版——由於此書後面並無再版，所以現存的都是七十年古董書了。國圖很好心，為它加上了精裝硬殼，以保護薄脆的書頁。然而，這份好心，卻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精裝書背上的書名，竟然被寫錯成《仇恩血淚記》了。
這本書如此被輕忽，實在是非常可惜。廖清秀之能寫出這本書，證明了他有極高的語文天賦。怎麼說呢？我們得先簡單知道廖清秀前半生的經歷。他生於1927年，自小受日治時期的日語教育長大。到了1945年「終戰」那一年，他已經十八歲了。民國政府來台之後，很快下達了清除日語、改用華語的命令。稍微想像一下，你從小用到成年的語文，必須在一年之內「轉軌」到另一語文，這難度有多高？再想想，如果你有志於寫作，從一種文字換到另一種文字，難度又有多高？
因此，廖清秀那一個世代的作家，在台灣文學史上被稱為「跨語世代」，他們都是被迫經歷語言轉換，要把自己前半生所學打掉重練，從ㄅㄆㄇ爬回文學殿堂的作家。除了廖清秀，鍾肇政、鍾理和、葉石濤、林亨泰、陳千武也都是「跨語世代」的著名代表。
廖清秀跟這些人最大的差別是：他爬得超級快。
大部分跨語世代的作家，幾乎都要花十年左右的時間，才能重拾文學之筆。能夠以新語言發表長篇小說，更是難上加難。同樣從1945年出發，鍾理和在1956年發表《笠山農場》，鍾肇政則是在1960年發表《魯冰花》，都成為膾炙人口的代表。
而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是在1952年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獎」。也就是說，他只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就成功攀過語文的險阻，成為戰後第一位以長篇小說獲獎的本省籍作家。
根據名作家王鼎鈞的回憶，他在1950年參加了官方舉辦的「小說研究班」，在那裡認識了廖清秀。這個小說研究班雖然不是正規的學校，但卻是要交作品、面試之後，才能錄取進去的。受限於語文能力，研究班裡的本省人不多。班上的學員在好一陣子的相處後，相約要在結業時，一人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給彼此品評指教。結果到了結業之時，所有學員當中，竟然只有本省人廖清秀如約完成作品，跌破所有外省學員的眼鏡。
這部作品，就是《恩仇血淚記》。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廖清秀語文天賦之高，能夠過險關如平地，不但領先本省同輩，還折服了在語言上佔便宜的外省同行。就小說論小說，《恩仇血淚記》的水準也確實不錯。全書以台灣人林金火的視角，描寫日治時期的差別待遇。小說一開頭，就是活靈活現的「台灣小學生與日本小學生吵架，最後竟然上綱到『有反對大日本帝國的思想』」之情節，以描寫手法而論，絲毫不遜於同世代任何作家。隨著主角逐漸長大成人，讀者也能一窺台灣人從學校到職場所遭遇的種種不平等。
有意思的是，在整本長篇小說裡，日本人並不全是嘴臉醜惡的殖民者，也有較為溫和善良的角色。小說中段，敘事者「我」又在辦公室目睹了日本職員欺凌台灣人的場景。此時，一名平常低調沉默的同事原島先生，忽然邀請「我」到家裡吃飯。這位原島先生住在單身宿舍，一見「我」蒞臨，就在榻榻米上擺出了「素喜燒」的陣仗：
他又拿出一隻圓鍋來，高僅寸餘，直經約二十五公分，放在火爐上。我以前還沒有嚐過這種「素喜燒」，覺得非常稀奇，懷疑用這麽小的鍋，要給兩人煮東西，是不是來得及？用時，要怎樣煮呢？
他先放了牛油脂在火鍋裏，等油吱吱地響起來，放進肉，葱等，一面問：「你有沒有吃過『素喜燒』？」他看我搖頭，就給我說明：「這種煮法是簡單無比的，只要有肉、葱、菜、糖、醬油就得了……它的調理法，又是非常的簡單，只用糖和醬油來調味，太甜了放醬油，太鹹了放糖……」
他又拿鴨蛋破了殼，放在碗裏，用筷子攪拌，我也跟著他做。一面打量著他，看怎麼吃法。
「你知道蛋是怎麼吃呢？」他問。
「不是要放在鍋裏煮麼？」
「不，」他搖頭說。「因為『素喜燒』是一面煮，一面吃，所以怕燙了嘴唇，先把熱的東西，放入蛋中冷却以後才吃的。」
此處的「素喜燒」，無疑是我們現代隨處可見的「壽喜燒」（鋤焼き），細節絕大多數都相同，頂多就是雞蛋與鴨蛋、味醂與糖的微小差異。後段「不要把蛋放在鍋子裡煮」的提醒，也頗為寫實，這確實就是第一次吃「素喜燒」的人，很容易犯下的錯誤（比如小時候的我……）。廖清秀這段文字鉅細靡遺，很可能是來自真實經驗。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確實就接觸過壽喜燒，文化運動領袖林獻堂甚至常常和朋友舉行「鋤燒會」。
然而，這段文字的意義，並不止於寫實地紀錄一種飲食文化。這還是一種「日本的飲食文化」，而在1950年代的台灣，如此不帶批判、不帶惡意地描寫日本文化，是很可能被扣上「奴化」標籤的。那時主政的民國政府以外省人為核心，對中日戰爭有許多慘酷記憶，自然對日本的一切十分厭恨；與之相對的，經歷過五十年殖民統治的本省人，縱然也有被歧視的記憶，但在日常生活裡，卻已高度日本化。兩造相處，必然產生巨大的文化衝擊，這本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由於政治權力嚴重不均等，兩造的「差異」就不再單純是差異，而會被掌權的外省人當作歧視「奴化的本省人」的藉口。
在這個脈絡下，廖清秀這樣描寫「素喜燒」，就算不到大逆不道的地步，也至少可說是別有懷抱。外省作家主導的文壇產出大量對「共匪」與「日寇」喊打喊殺的作品，《恩仇血淚記》卻在描寫怎麼使用醬料和蛋液，這反映了本省人無法磨滅、無法以「奴化」概括的日本文化經驗。我們前面提過的鍾肇政與鍾理和，在這個時期的作品裡，都還在努力「刷清日語語法」，小心翼翼迴避日本要素。相較之下，廖清秀就顯得很特別了。
這場「素喜燒聚會」更有意思的，還不在食物本身，而是原島先生和主角的談話。原島先生熱情布菜斟酒，很快開啟話匣子。原島告訴「我」，他知道自己被公司同事視為怪人，但他是不願意和那些人同流合污的。接下來，原島先生激動地講起了非常敏感的話題：他反對公司裡的同事欺負台灣人，他能夠體會「我」的心情。「我恨同族在台灣，做了卑劣的行爲。」原島先生越說越兇，開始批評日本的殖民政策。他認為，日本就算因為地狹人稠而必須求取生存空間，也應該「使對方在十二分諒解之下，進行移民，不應該仗恃武力來侵害別國」，如果奪人土地奴役民眾，被怨恨也是合理的。
說到這裡，讀者已經能夠感覺到，原島先生是日本人當中飽受壓抑的良心之士了。他之所以請「我」吃飯，是因為這些話都不能對其他日本同事說，只好找一位合得來的台灣同事。但還沒完，原島越講越兇，接著開始批評日本侵略中國的決定，甚至咒罵起來：「巴格！巴格！日本政治家的巴格牙魯！殺人的，吃人的巴格牙魯！」這些話，在當時可是非同小可，如果讓其他人聽到了，撤職查辦都還算是小事，鋃鐺入獄也是不在話下。原島邊說邊喝，心情漸漸低落下去，最終說出了陰鬱的掙扎心情：
「我想：如果因果報應，眞的存在人間，我相信：最嚴厲的懲罰，不久非降到日本人的頭上不可！我雖然駭怕它的降臨，但又渴望著它早一天的來到！」
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固然是殖民者，但一個群體中總不會全是壞人或好人，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過，在1950年代的台灣文壇，像廖清秀這樣深刻描寫「良心日本人」的作品，極為罕見。仔細閱讀這個段落，我們會發現廖清秀其實是很有「平衡感」的。原島先生確實是「良心日本人」，但他的談話內容又都在大罵日本殖民政府，甚至反對外省人最心痛的中日戰爭，並未違背民國政府的意識形態主調。然而要說他完全與政府同調嗎？那又未必了。「素喜燒」與「原島先生」恐怕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呈現出本省人經驗裡，日本時代比較美好的部分，這又是當道所不喜的了。如此層疊交織，將自己的心聲與國家的律令，混合成難分難解的湯底，正顯示了廖清秀的靈巧與執著。
那麼，在原島掏心掏肺的時候，敘事者「我」是怎麼回應的呢？
在「我」的處理上，廖清秀更精妙了。長達數頁的場景裡，「我」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在原島批評公司同事時，「我」說：「原島先生，你是不是有點兒醉？」第二句，則是原島反對日本進攻中國的政策，「我」說：「原島先生，小聲一點兒。這種話是不宜讓別人知道的。」就這樣，沒了。沒有任何一句贊成或反對的內容，沒有感謝原島先生的良心，更沒有一起大罵日本殖民政府——即使「我」心中確實有不少怨氣。
如此沉默，本身就是豐富的訊息。設想，如果我們身在「我」的位置，一名平常半熟不熟的同事，突然在你面前講起敏感（甚至有可能致命）的政治話題，你能怎麼回應？要糾正對方，假裝自己忠君愛國，那是太過違心了。但是，若要熱烈響應，那又風險太高。你怎麼確定原島不是線人，特意來套話的？要是真講了什麼不該講的，他轉身就供出去，你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所以，廖清秀這頓「素喜燒」，雖然文筆並不驚人（考量到跨語的背景，已經很不錯了），場景設計與情緒處理，卻是百轉千迴的。整段只有兩名角色，但兩人都有表裡迂迴的深度。本來，對「我」而言，能受邀吃一頓新奇的好東西，是一件好事，就如同原島對台灣人的同情，本身應是好事一樣；然而，在殖民政治無所不在的壓力下，再好吃肉菜酒肴，也都吃得魂不守舍、心緒不寧，就像「我」不能應和原島的良心。於是，在這個場景裡，兩人雖有意志相通的部分，但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身份落差，還是無法一筷泯恩仇，就這麼忽視過去。能夠大放厥詞的，終究還是日本人。身為台灣人的「我」，終究也只能保持沉默。
就像「素喜燒」的鹹甜激盪，廖清秀把這部描寫台灣人殖民經驗的小說，命名為《恩仇血淚記》，也是有微言大意的。對台灣人來說，日治時代不只有「仇」，也還有「恩」；即使有「恩」，也很難忽視冤仇血淚。怎麼辦呢？只能「太甜了放醬油，太鹹了放糖」，時時求取微妙的平衡感了吧。這既不是「抗日」可以概括，也不是「奴化」可以說清的，只能以一部長長的小說，試著從前半生的鍋子裡，撈出一些還能記得的滋味了。
作為戰後第一部獲獎的、本省人撰寫的長篇小說，《恩仇血淚記》也因此有了濃厚的象徵意義。甚至，連它的冷門、它的被錯置，本身也都有著哀愁的喻意了。
・本文原始發表於自由副刊「你好我吃一點」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