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文學史上的〈1943年〉是一篇小說的話，它是從一個極富象徵意義的悲傷場景開始的：1943年1月31日，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領袖賴和逝世了。而就在他逝世前幾天，老朋友楊雲萍剛好才去看他。根據楊雲萍的說法，賴和那天精神很好，他們談了很多關於詩的話題，談了《民俗台灣》上面有趣的文章，還談了魯迅跟連雅堂。本來楊雲萍很擔心他的病況，談著談著竟然也忘了他是個病人。然而，看似心情頗佳的賴和，突然坐起身來，用左手壓著疼痛的心臟，激動地說：
「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無意義的。」
這可不是賴和平常的樣子。大家認識的賴和，都是熱情、勇敢、為了理想一往無前的。在他重病的病房裡，楊雲萍聽到這句話，心裡也不可能毫無感觸吧。楊雲萍只能忍住眼淚，急忙地安慰他：「不會的，三、五十年後，人們一定會想起我們的。」
事實上，不管是楊雲萍或賴和本人都心知肚明，這是一句軟弱、沒有任何道理的安慰。因為對台灣作家來說，日子是越來越難熬了。日本發起的戰爭擴及全亞洲，而且邁入了泥淖般的第六年，仍看不出任何終戰的希望，不管是戰勝還是戰敗。而在越來越緊張的戰爭情勢下，每一個領域都要為日本殖民者的戰爭「協力」，就連看似最沒有「戰力」的作家也無法例外。官員的發言、報紙上的評論，一再催促著作家成為「筆部隊」，此時此刻的言論管制，已經不是「你不可以寫什麼」，而是慢慢轉向「你怎麼可以不寫戰爭」了。
戰爭同時成為了殖民政府控制作家的手段與目的，等著台灣作家的1943年，是一個醒不過來的漫長惡夢。
台灣人離「建立自己的文學」這個夢想越來越遠了。
當時的文壇上，可以粗略地區分成兩大陣營。一邊是以日本作家西川滿為首，立場親官方、整天喊著要發揚皇民精神的月刊《文藝台灣》；一邊是以台灣作家張文環為首，消極抵抗官方要求，希望保持自主性的季刊《台灣文學》。不過，兩邊的陣營並不完全依照族群來分布，《文藝台灣》陣營底下有台灣人龍瑛宗、葉石濤；《台灣文學》陣營也有日本人工藤好美、中山侑、坂口れい子。台灣文壇並不大，即便表面上看來分屬兩個陣營的作家，私底下可能都有很不錯的關係。本來嘛，作家之間就算立場不合，頂多就是打個筆戰什麼，是可以嚴重到什麼地步？
但《台灣文學》諸君並沒有意識到，有一場「併吞戰」已經悄悄在醞釀了。
名單的政治：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台灣文化賞
就在賴和逝世的同一天，《台灣文學》刊出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特輯」。這個大會舉辦於1942年年底，在東京召集了日本、台灣、朝鮮、蒙古、滿州、中國（汪精衛政權）各地的作家代表，討論一個十分囉唆的主題：「東亞文學者為完成大東亞戰爭及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協力方法」。這顯然不是一個會令被殖民者的台灣作家興奮的題目，充滿了濃濃的官腔和脅迫感——光是殖民地內的不平等都擺不平了，還共榮勒。
總之，這個特輯收錄了四名台灣代表的感想，分別是西川滿、濱田隼雄、龍瑛宗和張文環。既然是官方活動，那感想自然也是一堆官腔。有趣的是這個代表團的組合和特輯的發表平台。表面上看起來，代表團是兩個日籍作家、兩個台籍作家，十分「平等」，但事實上前三位都屬於《文藝台灣》，只有張文環在各種意義上都是「台灣人代表」。而這個不太有代表性的代表團成果，還必須發表在台灣作家的陣地《台灣文學》上，這就有一點侵門踏戶的味道了。
1943年的兩集團鬥爭，就從1月31日這個極富象徵意義的日子揭開了序幕。大約一週後的2月6日，主持皇民化運動的官方機構「皇民奉公會」頒布了第一屆的「台灣文化賞」，這個獎當然也是以推進皇民化運動、戰爭協力為宗旨的。第一屆的文學類獎項，就頒給了西川滿的《赤崁記》、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張文環的〈夜猿〉、〈閹雞〉等作品。
再看一次這個名單，是不是有點眼熟？
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和「台灣文化賞」的名單，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到日本官方的行事邏輯：無論如何，就是《文藝台灣》陣營的日籍作家為主，然後抓個《台灣文學》陣營的領袖張文環進來陪襯。而對於張文環來說，不管是入選代表團還是入選文化賞，這都是一件尷尬的事：官方授予你榮銜，這似乎是好事；但你接受了榮銜，就必須加入皇民文學的論述體系，你會「被成為」官方代表，而且你還無法拒絕。
在這個尷尬的狀況下，台北帝國大學的工藤好美教授加入了戰局。工藤好美雖然是日本人，但一直是主張發揚台灣本位、同情台灣人處境的，1940年代的許多作家和雜誌都有他在背後支持。他在3月初發表了長篇評論〈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詳細評論了三位得獎作家。表面上看去，他對三位作家都是有褒有貶，但字裡行間卻很清楚傳達出了厚張文環而薄其他兩人的意思。這畫面非常值得玩味：西川滿是文壇裡最大聲支持官方的作家領袖，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則是徹頭徹尾「符合國策」的作品，小說的結尾甚至突兀地插入了「到南方去」的呼聲（呼應官方的「南進政策」），但工藤好美都明確指出他們在文學上有所不足。相反地，作為台灣最高學術單位的教授，工藤好美反而盛讚作品裡面毫無戰爭氣息、筆觸淡遠、政治立場也與官方隱然有隔的張文環，僅是點綴性地提到一些缺點。
這態度是什麼意思，不用說也很清楚了。
對西川滿等人來說，這是令人尷尬的半個巴掌——說是半個，因為工藤好美確實也沒有什麼會落人口實的離譜言詞，整篇文章看起來頗為溫和；但他又把應該是來「陪榜」的張文環標舉得比「正獎」還高，無論從政治上看、還是從「文壇之內的和氣」來看，譏嘲之意都非常明顯。要怎麼激怒一個得了獎的人呢？很簡單，說你不夠格、或說有人比更夠格就夠了。工藤好美則更進一步：我以一個日本人、台北帝國大學文學教授的身分來教訓你們這些日本人，有個台灣人比你們更夠格。
接下來一個月，是1943年罕見的平靜時光，文壇上沒什麼大事發生。但從後見之明看起來，此時此刻的西川滿陣營應該已經開始醞釀下一波反擊了。這波反擊，就是台灣文學史上著名的「糞寫實主義論戰」。
兩方面的實力懸殊
「糞寫實主義論戰」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論戰，「實力懸殊」有兩層意思：一是從論理的角度來看，西川滿的陣營表現得非常差，主要的幾篇文章發出之後，幾乎是被整個文壇圍剿的狀態，連大多數的日本籍文化人都看不下去；但另一方面，西川滿一方發起的這場論戰，恐怕本來就不是要以論述取勝，而是以此為口實來併吞《台灣文學》陣營，在政治層面上，反而是張文環一方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
有些論述認為，「糞寫實主義論戰」是從4月濱田隼雄發表〈非文學的感想〉一文開始的。但我們如果依著前面的時間序看來，就會很清楚看到本文其實是對工藤好美的第一招反打。工藤好美的〈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也不是無差別亂打，讚美張文環可以，攻打西川滿的力道可不能太重，畢竟後者是領袖級人物，那誰會遭遇最大的批評呢？當然就是年輕、資歷最淺的濱田隼雄，很容易就可以導出他「不夠格」的印象。所以那篇文章的評價，大致就是張文環>西川滿>濱田隼雄。反過來說，《文藝台灣》陣營的反擊，自然也是先派「受了委屈的」年輕作家當作前鋒。
濱田隼雄的〈非文學的感想〉發表於《台灣時報》，是「皇民奉公會」旗下的報紙，「官方背書」的意味很強。這篇文章比工藤好美更直接、強硬，雖然沒有明著說是回應工藤好美，但很有針對性。比如他批評有些作家受到歐美「自然主義」的影響，沒有好好思考戰爭的問題；而「自然主義」，正好就是張文環的正字標記。這種流派認為，作者在寫作時應該完全隱身，不要隨便介入去評價角色；同時，他們也希望可以更真實的描寫人類生活，而不要為了戲劇化去誇張情節，要把觀察到的東西忠實寫下來。因此，這種手法常常帶有一種冷靜的、知性的批判，能夠凸顯角色所面對的社會困境。
用這種手法來寫日治時代，很自然就會看到台灣人被殖民的困境。也就不意外，為什麼濱田隼雄接著說台灣作家太過沉溺於「否定性的現實」，專挑現實中醜惡的、不好的一面來寫。這不但是針對張文環，更是針對《台灣文學》和工藤好美的文學理想而來的。《台灣文學》站在台灣人立場，認為文學必須批判現實，表達台灣人在殖民生活會遇到的困境，自然看起來都是「否定性的」。
這就給了《文藝台灣》陣營借力打力的縫隙：你看看你，都什麼時節了，還在擾亂民心、說政府壞話？「自然主義」的寫法不鼓吹任何理念，不敲鑼打鼓激勵大家加入大東亞戰爭，是想袖手旁觀嗎？
雖然矛頭明確，但這畢竟只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台灣作家的文學活動還是如常運轉。4月28日，《台灣文學》策劃了賴和的紀念特輯，邀請朱點人、楊逵等作家撰文，回憶了賴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草創期的貢獻。其中，朱點人還提出了建議，希望能出版賴和的文學全集，以及創設「懶雲紀念文學獎」。可想而知，如果真有這麼一個文學獎，那必然會與皇民奉公會所辦的獎有完全不同的標準吧。
但這個願望並沒有實現。三天之後的5月1日，西川滿所主導的「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從一個民間的組織，搖身變為「皇民奉公會」旗下的「台灣文學奉公會」。這一改組，等於是讓西川滿瞬間「升官」了，從一個民間文學社團的領導者變成了全島文學體制的領導者。而也在這一天，新一期的《文藝台灣》出刊了，西川滿在該刊中發表了〈文藝時評〉一文，激烈地批評台灣作家寫的是「糞寫實主義」：
大體上，向來構成台灣文學主流的「糞寫實主義」，全都是明治以降傳入日本的歐美文學的手法，這種文學，是一點也引不起喜愛櫻花的我們日本人的共鳴的。這「糞寫實主義」，如果有一點膚淺的人道主義，那也還好，然而，它低俗不堪的問題，再加上毫無批判性的生活描寫，可以說絲毫沒有日本的傳統。[重點處為筆者所加]
注意，他說什麼東西是「糞寫實主義」呢？是以「歐美文學的手法」，「毫無批判性的生活描寫」。
嗯，不就是在講我們的老朋友張文環，和剛剛提到的「自然主義」嗎。
所以，從濱田隼雄到西川滿，這兩篇的論調基本上是一樣的。西川滿此文唯一的創意，就是用大便來罵對手，用「糞寫實主義」取代濱田隼雄文謅謅的「否定性的現實」。這樣的罵戰水準，即便發生在網路鄉民之間都會引人恥笑了，更何況是堂堂《文藝台灣》的主編。因此，該文一出之後，不分台籍、日籍，大量的作家一齊出手批駁西川滿，參戰者至少就有世外民（邱永漢）、吳新榮、伊東亮（楊逵）。除了正面交鋒的，也有些作家會在主題無關於「糞寫實主義」的文章裡面找地方偷酸西川滿，如寶泉坊隆一、垣之外、辻義男等。而在另外一方，除了濱田隼雄、葉石濤之外，基本上沒有人公開支持西川滿的說法，就連最傾向皇民化的評論者也只能重申官方論述，很少人願意去淌這攤混水。
有趣的是，在此次論戰中寫了〈給世外民的公開信〉一文，完全擁護西川滿論調的少年葉石濤，正是西川滿今年才收的「徒弟」。這位徒弟在幾個月前，也曾投稿給《台灣文學》，但被退稿。他因此覺得自己跟張文環等人的路線不合，改為投稿《文藝台灣》，因而加入了西川滿陣營。當他「代師出征」時，《台灣文學》諸君想必哭笑不得吧，誰也沒想到幾個月前退稿的「果報」這麼快就來了。而更耐人尋味的是，葉石濤晚年自述：當年的〈給世外民的公開信〉不是他寫的，是西川滿自己寫，掛葉石濤投書的。由於自述時西川滿已經逝世，死無對證，因此我們無法證明此事真偽。但如果是真的，那就代表——
西川滿當時還真的沒什麼盟友了。
亮出併吞戰的底牌
〈文藝時評〉這篇文章在當時和未來，都給西川滿留下了無盡的罵名。但我們重新檢視時間點，就會發現「論戰」並沒有那麼單純：西川滿在自己主導的《文藝台灣》發表文章，是可以控制時間的；西川滿也一定會提早知道「台灣文藝家協會」要改組為「台灣文學奉公會」。
因此我認為，這兩件事湊在同一天，形成的是一個「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態勢。從一開始，「糞寫實主義論戰」就不是來跟你研討自然主義或日本文學的，而是進行一連串「以政逼文」的操作：先扣你政治的帽子，取得官方的大義名分、形成論述之後，再用這個說法把《台灣文學》陣營整個併吞掉。
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就能看到1943年下半年綿密的攻勢是指向什麼目標了。7月底，伊東亮發表了〈擁護糞寫實主義〉 ，此文巧妙地生出了一套說法，將「描寫台灣的現實」與「體會日本精神」結合起來，以此反駁了西川滿陣營。在這篇文章中，伊東亮舉了坂口れい子和立石鐵臣兩人的文章當作佐證，也是聰明的做法——一來是用日本人的案例，顯示自己沒有台日對抗之心；二是選擇了立場相近的日本文人，隱微地表達了自己的意志。
然而，這種字裡行間的小巧騰挪，終究是敵不過政治力量的粗暴介入。8月，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這一次的口號比上一次更激進了，變成了「決戰精神昂揚、擊滅美英文化、擁立共榮圈文化」。也就在這段期間，本來屬於《文藝台灣》一員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辭退了該社同仁的位置，轉而投稿給《台灣文學》，這樣的人事變動，多少也反應了「決戰」態勢底下，西川滿所主持的《文藝台灣》是怎樣嚴峻而令台籍作家窒息的氛圍。
而這一次的大會距離上一次只有九個月，顯示官方催促作家加入戰線的節奏已經全面加速了。沒想到短短三個月後的11月，西川滿主導的「台灣文學奉公會」竟然再次召開了一個大型會議，這次叫做「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官方把用詞從「戰爭」、「協力」這些詞升級到「決戰」，這是催促到不能再催促的意思了。而就在這個會議上，西川滿提出了非常陰毒的提案，他稱之為〈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
如今以處於決戰的態勢之下，對於那些玩票性質的，或以玩樂心態寫出來的自我安慰式的文學作品，今後已不能再容許它們的出現。必須讓文學發揮思想戰砲彈的偉大作用，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
在此我建議，應該由台灣文學奉公會來編輯一本，能反應今天諸位文學人集結於此所發表的崇高理念，並集結了整體力量的強而有力的雜誌，以作為今天會議的一個成果展現。[......]但是在今日，要由文學奉公會發行一部新雜誌，這在出版管制之下仍是甚為困難的一件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唯有靠我們這些會員們把正在發行中的雜誌獻給奉公會，以這些篇幅的實績做基礎發行新的機關誌，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於是，我們文藝台灣社全體同仁決定拋磚引玉，首先將《文藝台灣》獻給台灣文學奉公會。容我說一點心聲，《文藝台灣》現在總共發行了7卷37期，老實說，雖然我個人非常的珍惜，但我願以這次的會議為契機，拋棄所謂「小我」，希望能做到滅私奉公。
這招既狠又準，在「台灣決戰文學會議」猝然提出，使得與會的《台灣文學》諸君全部措手不及。〈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僅千餘字，但全文的謀畫非常綿密。先從這大半年論戰烘托出來的「戰爭協力」氛圍起手，以「決戰」的急迫感，要剔除所有不合官方需求的作品，「不能再容許它們的出現」。接下來，西川滿提出要讓「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行一本機關誌，這聽起來順理成章，但雜誌沒辦法說辦就辦啊，怎麼辦呢？於是話鋒一轉，提出要「獻上《文藝台灣》給台灣文學奉公會」的說法，並且以「拋磚以玉」一詞暗示其他人也應該跟進，否則就是缺乏「滅私奉公」的精神了。
西川滿不愧是掌握台灣文壇半邊天領袖級人物，並不是只會用大便罵人而已。這套組合拳是一箭多雕，穩賺不賠：一來首先對政府表達忠誠，先馳得點；二來把自己的雜誌獻給自己主導的組織，西川滿根本沒有任何損失；三來「獻上」雜誌，就可以先作一個姿態去脅迫其他雜誌屈從（當然主要是《台灣文學》啦不然還有誰），為官方消滅不聽話的作家陣營；四來由自己發動這個提案，往後再加入的所有雜誌都等於是進入西川滿的主場了，拿什麼跟他鬥？
諂媚政府、消滅對手、擴張勢力——還有比這更好的買賣的嗎？
於是，長達三年多的《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兩大陣營對立的態勢，就在1943年年底畫下了句點。《台灣文學》於12月25日出版了終刊號，《文藝台灣》則在隔年的1月1日終刊號，五個月後通通合併改組為《台灣文藝》。
事已至此，我們才看懂了這件事的全貌：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場論戰，而是一場併吞戰。是殖民政府以親官方陣營的作家為打手，掀起論戰、把台灣作家逼入必須澄清「忠誠度」的角落後，再突擊、消滅民間陣營的一場戰爭。這也是官方巧妙利用文壇內部的矛盾來「統一」文壇的故事。
於是，在終刊號的《台灣文學》中，刊出了〈記「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一文。文章的最後引述了會議的「決議文」，決議文的最後一段寫著：
我等乃是為追求大東亞戰爭之勝利，而以筆代劍，奮起抗敵之戰士。我等歃血為盟之同志，以皇道精神之神髓為本，奉行文學經國之大志，破除任何險阻，在此團結一致，竭盡全力建設台灣文學。
「破除任何險阻」
「在此團結一致」
台灣人能不被團結嗎？那可就會成為被破除的險阻了。
而這個時候的西川滿，則已漸漸不是當年那個熱愛媽祖意象、對台灣文化充滿浪漫想像的文藝青年了。他和張文環分歧，本來或許還只是文學路線之爭，但超過了一個臨界點之後，有些事就再也無法回頭了。
1994，「人們一定會想起我們的」
走到了1943年的盡頭，台灣作家眼前展開的是一幅完全絕望的圖景。戰爭不知何時才會結束，日本殖民統治更像是沒有終期一樣。楊雲萍從賴和口中聽到的那句話，而今看來似乎一語成讖了：
「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無意義的。」
什麼都要沒有了。
然而，歷史並沒有在1943年停下來。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殖民統治突然結束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台灣人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不是又落入了另一個殖民者手中。1949年，國民政府迫遷來台，隨之開始了漫長的戒嚴時期和白色恐怖。在這之後的三十多年，「台灣文學」四個字成為禁忌，誰要是敢提起，那就要冒著被特務盯上的風險。這使得日治時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完全被隱沒，像是被冰封起來一樣。這樣的壓抑至少要等到1987年解嚴之後，才有一點冰雪消融的跡象。
而這一切，賴和都沒有看到。
張文環看到了。龍瑛宗看到了。葉石濤看到了。楊逵看到了。他們之中有的人中途離世了，沒能看完整齣劇。而活下來的人，在冰層裡看著外面的世界，懷抱著不為人知的文學記憶。
直到1994年。
那一年的12月27日，在清華大學辦了一個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的名字有點饒舌，但沒有日治時代的那幾個「文學者大會」那麼囉唆。它叫做「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在這個會議當中，長年研究台灣文學的各路學者進行了一次大型火力展示，向外界證明了「台灣文學」這個領域有足以自立的學術價值。也在這一次研討會中，奠定了往後成立「台灣文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系」的基礎，使得台灣的文學有了自己的學術建制。
而這個會議，就是以賴和為名的。
距離那令人絕望的1943年，差不多就是半世紀。
楊雲萍安慰賴和的那句軟弱的話，竟然真的應驗了：「不會的，三、五十年後，人們一定會想起我們的。」
而1994年的楊雲萍，已經走到人生中的最後幾年了。但他沒有錯過這個會議。八十八歲的他，當時就坐在台下，聽著「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的學者們輪番討論他年輕時熱烈地活過的時代。
現在開始，將不只有他們幾個人記得這些事了。
（刊載於「拾藏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