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學校的陰森，是因為政治的恐怖

    人類喜歡聽故事，而且喜歡聽人類自己的故事。因此，不管故事如何奇情空想，最終一定是指向現實人生的難題。鬼故事也不例外：表面說的是「鬼」，實際上講的是死者的憾恨與生者的恐懼。「鬼」只是憾恨與恐懼的變形，為何憾恨？恐懼什麼？這才是鬼故事真正的核心。而在台灣流行的諸種鬼故事中，「校園鬼話」是最能引起共鳴的子類型之一。入夜之後的校園本身就是百鬼夜行的陰森舞台：門口的銅像、整肅儀容的鏡子、鬼影晃動的樓梯間或廁所、猙獰的大字教條與國徽黨徽，國父遺像——除了靈堂，校園大概是最容易看到遺像的地方了吧。

    改編本土遊戲大作的電影《返校》，將這種「校園鬼話」的陰森傳統發揚光大，透過淋漓盡致的搭景和視覺效果，自然而然讓觀眾想起被校園嚇壞的恐懼。但《返校》的特出之處不只是呈現恐怖，而是直截了當地說出恐怖的根源：校園為何恐怖？因為它是整個社會當中，殘留最多黨國符號、最多威權痕跡之處。每個台灣人都上過台灣的學校，也因此每個人都經歷過一場小型的戒嚴。在那個小小的空間裡，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有無法動搖的權力關係、有鼓勵告密的文化，更有排除異己的蠻橫教條。在《返校》裡，生者恐懼的通通都是黨國符號（教官、反共標語、國徽、憲兵的白盔、外省腔的廣播），死者憾恨的通通都是本土與外國符號（布袋戲偶、〈雨夜花〉、印度詩人泰戈爾、日本學者廚川白村）。

    這樣的安排，蘊含的意念極其明顯：沒有什麼是比國家更恐怖的。

    校園之所以陰森，是因為政治的恐怖陰魂不散。

    不可諱言的，《返校》並不是一部滑順的商業類型片，如果帶著看恐怖片的心態進電影院，反而會感到一點落差。它有許多象徵意涵濃烈的剪接，以及若干近乎意識流的敘事方式，而使得電影帶有一點文藝腔。這點似乎是承襲遊戲原作而來，遊戲原作的文藝腔也很濃烈——有趣的是，文藝腔雖然幾乎是一種缺點，但偏偏能準確呈現1960年代台灣的氛圍；因為那是1960年代文藝作品的主流氛圍，或說「主流缺點」就是如此。而1960年代之所以流行文藝腔，是因為戒嚴時代的肅殺氛圍，只有軟調的、脫離現實議題的作品才能流行。文藝腔實際上成為醜惡現實的遮羞布，台灣人被侮辱被損害的傷痕，都被掩蓋在抒情文字脂粉之下了。

    理解這一層之後，便更能看出《返校》電影版的翻轉之處：幾乎所有人的觀後影評，都會提到「直球對決」、「毫不避諱」等評價。很多人更激賞電影直白描寫白色恐怖情節的勇氣。這種看法是對的，我也同意《返校》光是憑著這份直白，就值得現象級的觀影熱潮、值得名留台灣電影史。解嚴三十多年之後，《返校》終於甩掉了台灣創作者身上最後一副枷鎖。它詳細描寫了白色恐怖的運作機制、心理狀態，從追求自由的渴望、地下組織的運作、情治系統如何操作告密、國家暴力的蠻橫、刑求與槍決、人性在這種過程會如何扭曲，以及生還者漫長的追悔。這個故事裡基本上沒有英雄，連最後能夠生還的主角，最後都必須說出「我什麼都招」才能活下來——這句話在電影中輕輕帶過，我聽了卻是心驚膽跳；你招了什麼？依照我們對特務如何羅織罪名的了解，恐怕不會只是自己認罪而已。

    簡言之，《返校》是一部可以讓觀眾「零門檻體驗白色恐怖」的作品。你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識，你不需要認同特定政黨，只要你坐進電影院就好了。這恐怕是連最鋼鐵的韓粉，看了都要坐立難安的片子。如果遊戲版《返校》還有一點迂迴、暗示、解謎的成分，電影版《返校》則是把謎底翻到表面，直接讓你看看發生了什麼事。這樣的直白程度，不但在台灣電影史上少有，連自詡傳承了傷痛記憶的台灣文學史，都幾乎找不到足以匹敵的例子。

    這份「直白」之值得激賞，並不只在「勇氣」，更在於翻轉了前述「文藝腔」的格局。文藝腔軟軟糊糊，本是為了逃避政治檢查；但在《返校》裡，柔軟浪漫之事，卻被翻轉成罪惡的溫床。電影著力最深的，就是加強方學姊的情感細節。比如「筆談」、「紙鋼琴」、「雨中投奔」這幾幕，都強化了原著中點到為止的師生戀情。（有點可惜的是，原著當中的「電影院」一幕非常迷離奇幻，那七彩金魚......電影版雖然也頗有意味，但總覺得沒有遊戲版那麼驚艷。）但戀情越是甜蜜旖旎，傷害的後座力越強。對女學生來說，煩悶生活裡的溫柔男老師，是第一顆誘惑的果實。而當男老師做出了政治判斷，決定疏遠女學生之後，無所不在的告密機制，又成了女學生剷除情敵的第二顆誘惑果實。你捨不得第一棵，自然也就會去摘第二棵。

    這就是白色恐怖：最可怕的不只是打你殺你，最可怕的是讓你變成不是你。它本質上反對人類的親愛，因為它就是依靠人類的彼此怨恨茁壯的。

    但我認為，《返校》還有一重比直白更讓我震撼之處，是它對「告密」這件事的態度。在方學姊向教官告密，導致整個讀書會全滅，心上人遭到槍決之後，電影安排了一個夢境一般的場景：方學姊和男老師兩人並肩坐在他們常常約會的地方，已經被背叛、被槍決的老師神色如常，學姊則內疚崩潰，向老師泣訴。老師淡淡地原諒了她，明白地說出：「這不是你的錯。」

    「這不是你的錯。」

    這句對白簡直是一座歷史里程碑。告密者有沒有錯？當然不能說是沒有錯。但是什麼使告密者成為告密者的？是整個國家建構的體制；若沒有白色恐怖的特務治國，告密又能有什麼了不得的殺傷力？（不然你現在去找一個教官告密，說同學在讀泰戈爾，看看會發生什麼事）過去的白色恐怖敘事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比如郭松棻的〈月印〉和陳映真〈山路〉，都描寫了告密者負疚一生的故事（而且很巧：都是女主角——這又是另外一重問題了）。但在這些文學作品中，對體制的批判還是比較隱晦，作家比較致力於描寫角色個人的心理狀態。因此，「這不是你的錯」這樣的寬諒是不曾出現的，即使所有人都知道那是國家的錯。

    現在，《返校》說出來了。而且，正是因為它對白色恐怖的殘暴本身如此直白，所以這一句原諒才有力道。它不是廉價地訴求「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而是「我們先看清楚了，記住了，然後再來談原諒」。從純美學的觀點來說，「直白」或許會傷害電影的藝術強度；但從思想性來看，唯有「直白」，才能證成「這不是你的錯」，因為我們已經看到是誰的錯了。

    我看《返校》的那一場，觀眾有大半是高中生。相對來說，他們是幸運的一代，他們出生就活在一個沒有政治禁忌的世界。唯一阻礙他們理解過去的，社群世界越來越嚴酷的注意力爭奪戰而已。《返校》想必會是一次漂亮的出擊，讓人們看到校園鬼故事背後真正「鬧」的「鬼」是什麼。我想到小時候第一次看《七夜怪談》的那陣子，看到電視機和電腦螢幕都會害怕。這不禁讓我聯想，在開學時節看完《返校》的孩子們，會用什麼心情面對每天都要踏入的學校呢？

    如果他們開始感受那些威權符號背後的陰森鬼氣，那就對了。


（刊載於「釀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