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返校》的特出之處不只是呈現恐怖，而是直截了當地說出恐怖的根源：校園為何恐怖？因為它是整個社會當中，殘留最多黨國符號、最多威權痕跡之處。每個台灣人都上過台灣的學校，也因此每個人都經歷過一場小型的戒嚴。

「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

不過，「困死」是從蔣介石的觀點來看的。從民間的角度回顧過去，「八六海戰」的失利未嘗不是一次歷史的轉折點。蔣介石幻想中的五十個師登陸福建海灘的的作戰並未發動，從而也避免了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人命損失。而心心念念「反攻大陸」的外省族群，縱然不是完全樂意，但總是隨著時間安居落戶、漸漸融入台灣社會之中了。

出獄之後，他成了背負這些前輩的命運而活的人。他的文字、他的發言、他的行動，從此不只是為了抽象的「人民」、「群眾」，而更是為了那些湮滅在白色恐怖牢獄中的前輩裡。他們在牢裡油盡燈枯，但他們的精神將從此依附在壯年的陳映真身上，頑強而孤絕地，堅持那些漸漸已經不合時宜的左統理念。

他們當然不是恥辱，他們會一直被記住。在戰後漫長的時光裡，他們證明了台獨並不只是一群文弱書生的腦內空想而已，而是一種可以有血氣的執著。

他下一次出現眾人眼前，已經是1992年了。那一年，《自立晚報》刊出了〈二十一年生死兩茫茫——喜見刺蔣案黃文雄志士〉這篇文章，作者描述了自己在歐洲訪問時，驚喜地見到杳無聲息的黃文雄。

這位把黃文雄音訊帶回來的文章作者，叫做陳菊。

如果你翻開課綱或教育部的各種文件，十之八九會覺得「素養」是一個極為模糊的概念。它似乎包山包海，一下要求學生的「學習表現」，一下要求學生有「社會參與」的能力，一下又要求學生可以自學。最受這個模糊概念困擾的，大概就是老師們了。從這些政策文件的語調來看，我們似乎正面對一個革命性的年代，正在引進一套別說歐洲和美國了，連日韓中港都早就引進的東西。這套東西似乎否定了我們過往的教法——但它到底是什麼？

無論如何，正確的大方向是明確啟動了。台灣在1945年後，最進步的一波國文科改革和文學教育現代化運動，如今已能看到浪潮的前鋒了。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逝世。或可以用兩個時間點來理解此事的意義：一是在2016年底，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的論敵陳映真逝世；兩人在一年之內離世，象徵著一個世代的文學人逐漸凋零。二是在2017年的12月5日，立法院通過了「促轉條例」，讓後續的「轉型正義」行動有了張本；作家有涯的生命已然消逝，歷史的釐清與追究卻正要開始。

事實上，用「經典」當作把某篇文章選入課本的理由，是遠遠不夠的。全世界的文學史何其漫長又何其廣闊，別說75課的高中國文，就算給你750課的篇幅都選不完。光是中國文學——或者任何一個卓然有成的文學體系——本身，就不可能用區區幾十課的「必選篇章」去概括。所以，選擇早就發生了，過往被認定為非選不可的篇章，其實也不過就是某次課綱制定的審定結果而已，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神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