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在《國語日報》寫下〈你可以為任何人心動〉這篇文章的。我不知道這篇文章會有幾個孩子看到，但就算這些讀者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因而不再被自己的性別給困擾，這一切就是值得的。一篇文章當然也遠遠不夠的，在性別平權議題正式進入教材之前，這樣子對性別研究學術界來說陳腔濫調的文章，還要越多越好，最好多到每一個角落的孩子都看到煩的地步。

抄襲之後會怎樣？這並不是一件可以心存僥倖的事情。你所做的一切，終究會回到你自己身上的；尤其是在網路時代，這時代沒什麼別的特色，就是記憶力特別持久，而你的創作生涯可沒有什麼S/L的機會。

有時候「放棄」反而是溫厚的耐心，錯誤的執著反而殘酷。就讓教育努力解決教育能解決的，然後讓社會來面對接下來的事情吧。

到了那一天，我們才能說自己已經盡了人事。雖有缺憾，但終於對得起「教育」這兩個字了。

台灣人太需要這些勝利了，太需要這些人代替自己，狠狠贏一場不可能的仗。因為我們何嘗不知道，自己的處境一點都沒有變好，明天開始，艱苦的依然會艱苦，邪惡的依然會邪惡，等著我們的未必是美好未來。

但如果他們可以逆轉勝，那我們就有了拼搏下去的理由。

如果你清楚知道你正在做正確的事，請堅持下去，就算你會輸掉眼前。故事之神終會把你所有經歷的時光，通通還給你的。

因此，為了「實務」而去排擠「學術」的授課時數，甚至改變系所方向，完全是捨本逐末之事，那是不了解自身的學術訓練有什麼「市場價值」（如果這件事真的重要的話）。而妄想在系所當中多開幾學分傳播、媒體、行銷管理管理的課，就可以讓學生擁有那方面的技術，投入相關就業市場，那也是太小瞧了這些科系的專業。為了一套與現實脫軌的職業想像去塑造一個既看不起自己的專業，也看不起別人的專業的「知識」體系，實在不知該從何說起。

日文譯者天野健太郎體貼地指出：這些「落差」不應該成為一種指令，要求台灣的小說家必須往這個方向靠攏，這些問題只是他們長久閱讀台灣小說感受到的疑惑。但對我來說，我認為這些「讀者反應」是很珍貴的，無論小說家是否願意接受這些「國際標準」，多知道一些想法不是壞事。

在我這一輩人，看到的文壇風景已不是「副刊的黃金時代不再」了。美好時代不再，那是大環境使然，但至少還可以做些正常的事，守護某些價值，文學本來就不害怕寂寞。但連這樣一小方地方都守不住，那副刊所能持守的文學意義，我不知道還能下探到什麼地步。
他們當然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但我們有必要讓副刊的文學傳統都賠進去嗎？

重要的不是我們以前「到底」是誰，這是不會、也不應該有標準答案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以後「可以」是誰？

你們哪來的資格指責學生虛構阿公阿嬤之死？這批阿公阿嬤大軍，本來就是你們碾碎了學生們十幾年的青春煉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