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為了「實務」而去排擠「學術」的授課時數，甚至改變系所方向，完全是捨本逐末之事，那是不了解自身的學術訓練有什麼「市場價值」（如果這件事真的重要的話）。而妄想在系所當中多開幾學分傳播、媒體、行銷管理管理的課，就可以讓學生擁有那方面的技術，投入相關就業市場，那也是太小瞧了這些科系的專業。為了一套與現實脫軌的職業想像去塑造一個既看不起自己的專業，也看不起別人的專業的「知識」體系，實在不知該從何說起。

日文譯者天野健太郎體貼地指出：這些「落差」不應該成為一種指令，要求台灣的小說家必須往這個方向靠攏，這些問題只是他們長久閱讀台灣小說感受到的疑惑。但對我來說，我認為這些「讀者反應」是很珍貴的，無論小說家是否願意接受這些「國際標準」，多知道一些想法不是壞事。

在我這一輩人，看到的文壇風景已不是「副刊的黃金時代不再」了。美好時代不再，那是大環境使然，但至少還可以做些正常的事，守護某些價值，文學本來就不害怕寂寞。但連這樣一小方地方都守不住，那副刊所能持守的文學意義，我不知道還能下探到什麼地步。
他們當然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但我們有必要讓副刊的文學傳統都賠進去嗎？

重要的不是我們以前「到底」是誰，這是不會、也不應該有標準答案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以後「可以」是誰？

你們哪來的資格指責學生虛構阿公阿嬤之死？這批阿公阿嬤大軍，本來就是你們碾碎了學生們十幾年的青春煉成的啊。

如果你也在場，看到他們的眼神倏然亮起、又倏然跌入專注的沈思當中，你完全不會懷疑我們的文學是有希望的。你也不會再小看高中生的感性和理性。這幾年來，我試過很多次了，我知道那是什麼感覺。那是會讓學生學上癮的國文課，也是會讓老師教上癮的國文課。你需要的不是華麗的「翻轉」或繁複的課堂設計，而只是用正確的教法、帶著學生進入正確的教材裡面，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