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一次出現眾人眼前，已經是1992年了。那一年，《自立晚報》刊出了〈二十一年生死兩茫茫——喜見刺蔣案黃文雄志士〉這篇文章，作者描述了自己在歐洲訪問時，驚喜地見到杳無聲息的黃文雄。

這位把黃文雄音訊帶回來的文章作者，叫做陳菊。

如果你翻開課綱或教育部的各種文件，十之八九會覺得「素養」是一個極為模糊的概念。它似乎包山包海，一下要求學生的「學習表現」，一下要求學生有「社會參與」的能力，一下又要求學生可以自學。最受這個模糊概念困擾的，大概就是老師們了。從這些政策文件的語調來看，我們似乎正面對一個革命性的年代，正在引進一套別說歐洲和美國了，連日韓中港都早就引進的東西。這套東西似乎否定了我們過往的教法——但它到底是什麼？

無論如何，正確的大方向是明確啟動了。台灣在1945年後，最進步的一波國文科改革和文學教育現代化運動，如今已能看到浪潮的前鋒了。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逝世。或可以用兩個時間點來理解此事的意義：一是在2016年底，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的論敵陳映真逝世；兩人在一年之內離世，象徵著一個世代的文學人逐漸凋零。二是在2017年的12月5日，立法院通過了「促轉條例」，讓後續的「轉型正義」行動有了張本；作家有涯的生命已然消逝，歷史的釐清與追究卻正要開始。

事實上，用「經典」當作把某篇文章選入課本的理由，是遠遠不夠的。全世界的文學史何其漫長又何其廣闊，別說75課的高中國文，就算給你750課的篇幅都選不完。光是中國文學——或者任何一個卓然有成的文學體系——本身，就不可能用區區幾十課的「必選篇章」去概括。所以，選擇早就發生了，過往被認定為非選不可的篇章，其實也不過就是某次課綱制定的審定結果而已，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神聖性。

（作者記：我在網路上發表〈趙剛教授，您或許還是需要一點台灣文學〉一文後，趙剛寫文章「回應」了我的說法，並語多輕薄。因此我也在臉書以長文回應，此即當時的回應長文。）

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吧。喜歡陳映真的小說，真的不需要找那麼多外圍的藉口來壯膽。同樣的，想要發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民族認同，也不必塑造一位假的先知來壯膽。放過陳映真，也放過自己，好好地自己把自己的話說清楚吧。

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在《國語日報》寫下〈你可以為任何人心動〉這篇文章的。我不知道這篇文章會有幾個孩子看到，但就算這些讀者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因而不再被自己的性別給困擾，這一切就是值得的。一篇文章當然也遠遠不夠的，在性別平權議題正式進入教材之前，這樣子對性別研究學術界來說陳腔濫調的文章，還要越多越好，最好多到每一個角落的孩子都看到煩的地步。

抄襲之後會怎樣？這並不是一件可以心存僥倖的事情。你所做的一切，終究會回到你自己身上的；尤其是在網路時代，這時代沒什麼別的特色，就是記憶力特別持久，而你的創作生涯可沒有什麼S/L的機會。

有時候「放棄」反而是溫厚的耐心，錯誤的執著反而殘酷。就讓教育努力解決教育能解決的，然後讓社會來面對接下來的事情吧。

到了那一天，我們才能說自己已經盡了人事。雖有缺憾，但終於對得起「教育」這兩個字了。